麥卡錫主義的失敗告訴人們，不管在哪種政治形態下，藉助樹立內部或外部敵人，透過對內「造鬼」來達成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的政客行為，都是無恥的行為。這樣做或可達成目的於一時，但終究會被事實和時間拆穿真相，會暴露其陰暗與齷齪。
麥卡錫在參議院演講。（圖源：Getty/VCG）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站在世界之巔的美國人想必對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這句話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當美國前所未有地強大時，它的對手——共產主義蘇聯同樣也前所未有的強大。當美國人尚未走出勝利的喜悅，橫貫歐亞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焦急，憂慮，恐懼，讓美國人製造了一個危險的敵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美國的憂慮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引用美國猶太裔小提琴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一句話形容20世紀：「如果一定要讓我總結一下20世紀，我就說，它激起了人類最偉大的想像，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美好的幻想。」
的確，兩次世界大戰在將人類捲入痛苦淵藪的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世界。尤其是一戰期間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共產主義第一次由理論化為現實，拉開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競爭的時代。自共產主義俄國誕生之日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就如臨大敵，引發第一次「紅色恐懼」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未散，西方就或直接出兵或支持白俄，干涉俄國革命。
相比與俄國接壤的歐洲諸國，有太平洋、大西洋天塹的美國，距離威脅很遙遠，但孤立主義盛行的美國依然將俄國看作頭號敵人。在美國人看來，俄國所代表的共產主義集權統治，將嚴重威脅美國人所珍視的自由民主，威脅美國的核心價值。1950年制定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直白地宣稱：「蘇聯體制向我們提出了你死我活的挑戰。從未有任何一種價值體系與我們本身固有的價值體系是如此的對立。」
如果說二戰前第一次「紅色恐懼」時代蘇俄對美國的威脅還很遙遠的話，那麽二戰後第二次「紅色恐懼」來臨時，這種威脅已經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在東歐，伴隨著蘇聯紅軍推進的腳步，東歐各國共產黨先後取得政權，共產主義突破了蘇聯一國的範疇。
在西歐，各國共產黨迅猛發展。1945年德國投降時，法國共產黨已經有總支部2,751個，企業支部6,145個、地方支部20,660個，擁有黨員544,921人。在戰後的議會選舉中，法共連續多年穩居第一大黨。在法共反對下，戴高樂（Charles deGaulle）不得不在1946年辭去總理職務。一次民調顯示，57%的法國人認為是蘇聯打敗德國，僅20%的人選擇美國。義大利共產黨也穩居議會第二大黨。更令西方擔心的是，1947年蘇聯召集法國、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建立類似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列寧宣布蘇維埃政權成立油畫，毛澤東1957年獲蘇聯贈送此油畫複製品。（圖源：Getty/VCG）
在東方，蘇聯支持下的中國、越南、朝鮮三國共產黨先後取得政權。尤其是中國，這個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戰後主導世界秩序的亞洲支柱，在亞洲大陸遏制蘇聯的先鋒，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被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打敗。在美國引發「誰丟失了中國」的討論。
從太平洋之濱到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沿岸，以蘇聯為首的11個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一個歐亞連成一片的社會主義東方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峙，引起了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懼。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與西方軍隊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對峙，1946年希臘內戰重燃戰火，1948年柏林危機等一系列衝突，更加劇了這種恐懼。
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早在1945年10月就有45%的美國人要求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對蘇政策。1946年3月，61%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的對蘇政策軟弱，8月這一數字增加到63%。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間諜案頻發，件件指向蘇聯、共產黨。1945年初的《美亞》雜誌案，與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Earl Browder）及國務院僱員塞維斯（John Service）有關。同年的本特莉（Elizabeth Bentley）案，本特莉自稱是美共黨員，為蘇聯克格勃工作，供出80多人，其中包括數十名政府僱員。
1945年9月，加拿大又爆出蘇聯正在竊取美國原子彈機密，華盛頓再也坐不住了。儘管開始秘密調查，但仍然不能阻止蘇聯在1949年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曾經懸在敵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開始懸在美國頭頂。
外有強敵，內有第五縱隊，頭頂核彈，美國人的焦慮與恐怖可以想見。這種焦慮與恐懼正是滋生麥卡錫主義的最好土壤。
國務院中的共產黨
如果說美國人的憂慮與恐懼為麥卡錫主義提供了土壤，那麽民主黨與共和黨圍繞國會、總統的政治鬥爭，則為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東風。
自1933年羅斯福當選總統，到1953年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入主白宮，民主黨連續執政長達20年，不但將總統大位收入囊中，在國會參眾兩院也是多數黨。共和黨連續五次參選總統敗北，處於弱勢。
1942年麥卡錫（右）自願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二戰經歷對其政治生涯有利。（圖源：Getty/VCG）
為了奪權，共和黨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威脅，以反共產主義為旗號，攻擊民主黨與共產主義有染。比如羅斯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張政府對經濟實行部分管制，就被攻擊與計劃經濟類似，將使美國社會主義化，其結果是向共產主義和平過渡。共和黨還將蘇聯的擴張，歸咎於民主黨對蘇政策的軟弱，雅爾塔會議上出賣美國利益，稱民主黨為「叛國黨」。由於《美亞》雜誌案、本特莉案等間諜案，多涉及政府官員，共和黨又指控民主黨政府內有共產黨。
因民主黨在經濟發展、社會平衡方面成就卓越，共和黨的指控落空。而間諜案則因美國社會尚未失去理智，當事人引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查無實據，不了了之。
但共和黨並非沒有收穫，1946年國會選舉，共和黨以把「共產黨人清除出政府」為口號，自1930年來第一次贏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威斯康星州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加利福尼亞州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俄亥俄州的布里克（John Brick）等一大批保守派被共和黨送入國會，掌握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與民主黨保守派形成一個強大的保守派聯盟，為麥卡錫主義的產生提供了組織基礎。
受選舉勝利的鼓舞，共和黨利用掌握國會的便利，肆無忌憚地調查共產主義活動，這一屆國會的「安全調查」比上一屆增加四倍多。不但裹脅了輿論，使反共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加深了民眾的焦慮，還迫使民主黨政府改變內外政策。對蘇趨於強硬，加劇冷戰對峙；對內發布忠誠調查令，根據這項法令，聯邦調查局（FBI）和文官委員會對所有的250萬機關職員、學校教員和研究人員等進行「忠誠調查」，凡不忠誠，立即強迫辭職，所有僱員必須宣誓「效忠政府」。這種政治審查後來擴展到軍隊，社會各界以及私人企業，截至1950年初高達1,350萬人受到審查，佔美國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一。
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無休止、毫無成效的調查，不斷透支著美國民眾對它的信任。當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處於破產邊緣時，錢伯斯-希斯（Chambers-Hiss）案拯救了它，拯救了共和黨，也給了麥卡錫機會。
1948年11月，當調查員從《時代》周刊資深編輯、前美國共產黨黨員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位於馬里蘭州的南瓜田中起獲「南瓜文件」--65頁國務院機密文件抄本、有希斯簽名的三份備忘錄、兩卷沖洗好的膠片、三卷未沖洗的膠捲後，前國務院官員、舊金山聯合國籌備會議秘書長，時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希斯（Alger Hiss）的間諜身份被曝光。但基於種種原因，希斯最終僅以作偽證罪被起訴，於1950年1月21日判處五年監禁。
對希斯的定罪，意味著長期以來共和黨指控民主黨政府中存在共產黨被證實，共和黨藉此大肆宣揚，輿論嘩然--共產主義敵人不但進入了美國，還進入美國政府。尼克松認為，「希斯案第一次強有力地向美國人民證明，國內共產主義是對國家安全的一個當前的真正威脅。」共和黨籍卸任總統赫胡佛（Herbert Hoover）在給尼克松的賀信中稱，「存在於我國政府中的叛國逆流，終於無可置疑地被揭露出來。」美國民眾的焦慮與恐懼再次被放大。
在共和黨的縱容下，曾被參議院評為現任「最差勁的美國參議員」的麥卡錫，在希斯案被宣判後不到20天就跳了出來。1950年2月9日，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惠靈的集會上，宣稱國務院有205名共產黨。「我手上有205個案件，牽扯共產黨員或忠於共產黨的人，但是他們仍然參與制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知道他們的存在，卻知情不報，姑息養奸。
對民主黨漫無休止的誹謗和攻擊讓很多民主黨人在總統大選中，將選票給了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將遭受麥卡錫無休止的誹謗和攻擊，如果共和黨人上台，麥卡錫將成為共和黨人的揭亂分子，他們之間的內鬥或許將使麥卡錫主義一夜間消失。」這句話足以折射出麥卡錫在政壇的影響力。當時支持共和黨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在1952年3月24日預言：「如果艾森豪威爾昨夜當選，麥卡錫主義今天就會消失。」
只是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就難以輕易關上，麥卡錫主義的幽靈已在美國升起。共和黨與尼克松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在1952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終於獲勝，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39歲的尼克松當選副總統。
1952年7月9日，威斯康星州聯邦參議員麥卡錫（左一）成為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明星。（圖源：Getty/VCG）
誰是美國的「黑五類」
當然，有功之臣麥卡錫在這場政治投機中也贏了個盆滿缽滿。不僅重新當選參議員，還擔任了參議院政府活動委員會及其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只是劇情並未如報紙中所說的麥卡錫主義將消失，相反，麥卡錫主義從政治領域延伸至美國其他各個領域，並愈演愈烈，試圖獲取更多的政治投機。
在政策方面，麥卡錫主義認為一切有關調整社會結構解決不平等問題，醫保服務，特別是疫苗接種、心理衛生、飲用水加氟等社會福利政策，都被當作共產主義洗腦的密謀。反共產主義、反國際主義和排外主義等極具極右勢力標籤的政策在當時甚囂塵上。美國為了反共，嚴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國人移居美國。根據《1950年國內安全法》，僅1953年上半年，就有48萬移民被攆出美國到了墨西哥。
在電影領域，從四十年代開始的好萊塢黑名單事件在此時達到了最高峰。列入黑名單的從業人員中僅有10%能夠重拾工作，而米老鼠之父迪士尼（Walter Disney）也被迫宣布願意配合反共宣傳。時任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強斯頓（Eric Johnston）在《紐約時報》刊登抗議聲明：「在恐怖的氛圍中，拍不出好電影。」無法拍出好電影，政治正確的反共電影卻很容易。例如1952年《紅色火星》、1953年《火星入侵者》、1954年《火星魔女》等。可見，自我審查成為電影圈應對恐怖的唯一出路。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麥卡錫主義橫行時期，是「美國群眾性的歇斯底里時期，這種歇斯底里導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給許多無辜的人扣上了罪名」。中國的紅色文革中有「紅五類」和「黑五類」之分，在當時，麥卡錫就是這場白色文革中給美國人「頒發」這種「胸牌」的判官。
新聞傳播領域當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打擊。麥卡錫領導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以涉嫌共產黨影響為由，調查美國之音。在無端污衊下，一名美國之音工程師自殺。而美國之音政策顧問愛德•克萊茲曼（Ed Kretzman）日後評論稱，這是美國之音「最黑暗的時刻，參議員麥卡錫和他的大走狗羅依•科恩把它消聲了。」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電視網的當家主播蒙洛（Edward Murrow）也在這場白色文革中受到衝擊。先是他的好友，美國國務院南美業務主管杜根（Laurence Duggan）被指控為共諜，1948年離奇墜樓死亡。然後他的同事海倫貝克（Don Hollenbeck）因批判麥卡錫主義，遭其他媒體多次批評為無恥狡詐的共產黨人，最終不堪忍受在家中自殺。終於，蒙洛在1954年3月通過電視專題新聞報導，點名批判麥卡錫，抒發忠誠調查四年以來的屈辱和憤怒。結果，蒙洛的節目被直接大砍時段，最終被CBS冷凍。
科學領域是麥卡錫政治迫害的重災區，大量參與美國軍工研究和生產的科學家被打入「黑五類」。1953年6月，羅森堡（JuliusRosenberg）及其妻子被指控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遭到無端逮捕被判電椅死刑。處死羅森堡夫婦後，聯邦調查局繼續追查所謂的「原子彈間諜」，甚至把矛頭指向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uliusOppenheimer）。1954年4月，奧本海默被美國政府解除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職務，政治生命就此終結。
1950年11月16日，錢學森（左）在他的驅逐出境聽證會上與律師交談。（圖源：Getty/VCG）
還有來自紅色中國的科學家錢學森，他與成千上萬的華裔一樣被懷疑為「間諜」，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在極為重視個人隱私的美國，錢學森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直到1955年以朝鮮戰爭被俘的多名美軍飛行員交換返回中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也難怪當時很多歐洲人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時任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更是向總統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
麥卡錫還在1953年發起禁書運動，這是麥卡錫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中國文革時代的瘋狂大同小異。「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相反，禁書甚至焚書是統治者禁錮民眾思想、達到愚民目的最常用的方式，這一點在前蘇聯、中國大陸，包括在白色統治的台灣也有類似經歷。不過，麥卡錫禁書運動的初衷還有一個自私的目的，就是為了擴大權勢。
當時，麥卡錫指派兩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David Schine）調查美國駐歐洲各國使館及其他駐外單點陣圖書館藏書情況。美國歷史學家格里菲思（Robert Griffith）在《恐怖的政治：約瑟夫•R•麥卡錫與參議院》一書稱：「科恩在歐洲巡遊，展開海外圖書館調查行動，看看哪位作者不順眼。麥卡錫隨即將有共產主義嫌疑的作者列表呈到小組委員會和媒體前。美國國務院示弱屈從，命令圖書館將「任何有爭議人物、共產黨員、同路人等的材料」撤下。一些圖書館甚至開始焚書。」
美國民眾在集會上高舉標語支持麥卡錫。（圖源：Getty/VCG）
最終，麥卡錫將285個單位的圖書館所藏的3萬冊讚揚共產黨或親共產主義的圖書列為禁書，其中包括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選集，美國工人運動史學家豐納（Philip Foner）的史學著作以及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文學作品等，連一本介紹蘇聯芭蕾舞的書也因為提到「蘇聯」而被麥卡錫主義分子付之一炬。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長甚至還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列入禁書書單。面對禁書愈演愈烈，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6月14日達特茅斯學院開學典禮演說中表達了對禁書的批評，但未點名麥卡錫。不過雙方已從反共產主義、反民主黨的同路人，變成權力爭奪的對手。
就在這時，麥卡錫也開始將矛頭直指艾森豪威爾。他曾在一次廣播中直言：「共產主義……到了1954年還是問題。」換言之，麥卡錫在批評民主黨政府「叛賣的20年」的基礎上又加上一年（1954年），這一年正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執政第一年。麥卡錫之所以敢如此大膽，是因為他通過「頒發胸牌」掌握他人政治生命甚至個人生死，這種權勢已擴大到足以與總統平起平坐的地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主編的《美國共和黨史》甚至寫道：「共和黨一半是麥卡錫的，一半是艾森豪威爾的。」
事實上，麥卡錫口無遮攔，甚至惡意誹謗他人叛國，是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的。但他有兩個護身符。
首先，當時的大環境為麥卡錫提供了群眾支持。從1953年9月到1954年4月，美國發生經濟危機。期間，工業生產下降9.1%，失業人數佔6.2%。麥卡錫脫掉政治精英的外衣，把自己弄得滿臉鬍鬚，利用粗俗下流的語言去攻擊他口中的「卑鄙和粗俗的敵人」，宣揚政府中叛變賣國的人都是「生在富貴人家的子弟」。這種「親民」作派及包裝手法，贏得了美國民眾的喜歡。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榮譽教授加里•納什（Gary Nash）在《美國人民：創建一個國家和一種社會》一書稱，「他就是通過這種行為故意表現的像一個普通人以贏得廣泛支持。」有趣的是，2016年1月，《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理查德•科恩（RichardCohen）撰文稱，競選美國總統的商業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誇大事實以及自我崇拜方面，的確受到麥卡錫的真傳。而具對比性的是，二戰後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是因為外部蘇聯的刺激，今天的特朗普也是靠著鼓吹外部威脅，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而深得國內勞工及底層民眾支持。
據理查德•羅維爾（Richard Rovere）在1959年出版的《參議員喬•麥卡錫》記載，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在過去半年裡，贊成麥卡錫的美國人增加了36%，達到50%，反對者只有29%，未表態者佔21%。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國會議員話語豁免權成為麥卡錫的護身符。
為了限制行政權力，美國給予國會議員以極大的權力，包括最重要的保障是豁免權。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明確規定了議員的人身特別保障權，其第一條第六款規定：兩院議員除犯叛國罪、重罪以及擾亂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該院會議及往返各該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權。對麥卡錫唯一的限制來自美國參眾兩院，由於共和黨在國會佔據優勢，造成麥卡錫無所顧忌。
只是，當他將權力的魔掌伸向美國軍方以後，事情就有了變化。
1954年2月24日，麥卡錫和調查小組裡的全體共和黨議員邀請美國陸軍部長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赴宴。麥卡錫誘導史蒂文斯同調查小組簽訂諒解備忘錄，以製造出陸軍迫於調查壓力向麥卡錫投降的假象。《紐約時報》對此評論：「不管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否承認，麥卡錫參議員分享了軍隊的指揮權。」事件曝光後，在美國引起巨大震動。艾森豪威爾開始與麥卡錫攤牌，決定舉行陸軍-麥卡錫聽證會，麥卡錫遭遇了他的「滑鐵盧」。
本能的回應
這場聽證會從4月22日一直開到6月17日，持續了57天，電視台全程直播。看到麥卡錫缺乏證據橫加指責他人的表現後，美國民眾十分失望。當他再次以誇張的方式提到所謂的共產黨員費雪時，陸軍首席法律顧問韋爾奇（JosephWelch）幾乎出於本能作出回應，這段回應已經成為美國經典：「參議員，讓我們不要再毀掉這個小夥子，你幹得夠了，你難道不懂什麽是人之常情嗎？你終於到了不剩一點常情常理的地步了？」他打斷麥卡錫辯解的企圖，要求傳下一個證人。麥卡錫主義時代，就在這一刻結束。
蓋洛普民意測驗數據也能說明麥卡錫大勢已去。到1954年6月，麥卡錫的支持率跌至34%。反對麥卡錫的比率從29%飆升到45%。1954年12月2日，美國參議院以66對22票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認定麥卡錫的行為「有悖於參議院的傳統」，「有悖於參議員的道德規範，致使參議院名譽掃地，干擾了參議院的憲法程序，使其尊嚴受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稱他為「品質低劣的政客。」這是對他恰如其分的寫照。
1954年6月15日，陸軍-麥卡錫聽證會期間，陸軍首席法律顧問韋爾奇（左）與麥卡錫（右）當面激烈對質。（圖源：Getty/VCG）
自詡是民主典範的美國，也留下了好幾筆不光彩的痕迹。其中，麥卡錫主義被喻為「美國的文化大革命」，在美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當時，整個美國社會都在掙扎，麥卡錫主義是美國在焦慮中對自身理念一場矯枉過正的過程，是這場運動中人們吶喊的旗號而已。正如杜魯門說的那樣：「（麥卡錫）個人的重要性僅在於他的名字被收錄進了字典之中。」與麥卡錫被美國人拋棄的原因不同，「麥卡錫主義」被拋棄有著更為深刻的根源。
1953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美蘇冷戰開始發生變化。艾森豪威爾敏銳指出，「隨著斯大林的去世，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單純指控蘇聯制度使人感到厭煩，冷戰根本不是一種生活方式。」隨著滋生土壤逐漸消失，麥卡錫主義必然走向毀滅。
與麥卡錫主義一起結束的還有美國人的恐懼、焦慮和反共浪潮中緊繃的神經。數年來瘋狂的反共浪潮讓美國人不斷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和道德底線，冷靜下來的人們開始質問自己，自己來到美國、留在美國、追尋的美國夢到底是什麽。對此，俄亥俄州共和黨保守派眾議員喬治•本德（George Bender）回答：「麥卡錫主義已成為政治迫害、專橫武斷、剝奪民權的同義詞，這是本國政治傳統不能容忍的。」
在瘋狂的幾年中，免於恐懼的自由在瘋狂的麥卡錫主義下不復存在，而韋爾奇在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中呼籲的寬容讓人們再次看到自由的身影。美國人真正珍惜的是，他們自己尊重的一整套美國價值觀。
加里•納什認為：「麥卡錫主義給美國帶來的破壞有甚於任何國外的共產黨人。它敗壞了憲法、法律、總統、國會和國務院、軍隊以致每一件它企圖改變的是事物的名聲。」早在麥卡錫主義橫行的1952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就已指出，由於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極端排斥態度及其造成的黑色沉默，導致人們的思想正走向標準化，原來容許冷靜討論的空間被壓縮，許多觀點受到限制，思想正走向封閉，這種情況恰恰是在斯大林那套嚴密控制體系下才發生的事情，與美國人相信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透過麥卡錫主義，人們更深刻地看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點。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中，為了取得選民選票，極易形成討好選民的政治功利風氣，民主被民粹綁架騎劫，其結果就是製造出像麥卡錫這樣的政治投機者。不過，早在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就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民主制度失誤的機會雖多於一個國王或一群貴族。但它一旦察覺失誤，回到正確道路上的機會也多。」
民主制度為這種回歸提供製度空間，而深入骨髓的自由精神讓美國人作出「本能的回應」。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在《美國自由的故事》一書中稱：「對自由的傾心和執著構成了美利堅民族主義的精髓。」所以即便在麥卡錫主義高潮時，美國社會的不同聲音也並未完全消失，以自由為基石的多元思想仍得以維繫。「美國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質在於它具有最廣大的容忍度。」麥卡錫主義的失敗告訴人們，不管在哪種政治形態下，藉助樹立內部或外部敵人，透過對內「造鬼」來達成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的政客行為，都是無恥的行為。這樣做或可達成目的於一時，但終究會被事實和時間拆穿真相，會暴露其陰暗與齷齪。
而麥卡錫主義又是什麽？或許不僅僅是麥卡錫時代那種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武斷指責他人的不忠和叛國，甚至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打擊。它應該代表一種極權主義，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對異端思想的不容忍。即使麥卡錫已歸於塵土，但麥卡錫主義仍存在生存土壤。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就曾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特朗普崛起顯示，在經濟挫敗和人們畏懼未來的情況下，民主進程會失去方向併產生危險的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