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12

https://big5.backchina.com/?260533

河邊漢字3500年　（１）（２）（３）

作者：light12 於 2016-6-25 14:0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6評論

關鍵詞：漢字

漢字3500年　（１） 時間: 20 6 2016 00:21

作者：河邊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漢字3500年　（１）

很久以前，我在工廠做工，因為念過的書太少，很多字不認識，於是我在上班的地方備了一本《新華字典》，方便隨時翻檢。我的師傅認識的字也不比我多幾個，但是知道的事比我多太多。某日他看到我又在翻字典，就問我「馬字下面沒有四點是什麼字？」我說不知道，得查一下字典。字典上沒查到這個字，師傅一聽笑了，答說，「這個字念pa，馬沒了四條腿還能不pa下？」我說師傅你瞎掰。師傅說，漢字就是這樣造出來的。「不信我再問你一個字，」師傅說，「井字中心加一點？」我說師傅又開始編故事了。師傅正色說，「我小時候就聽說過，這個字念tong，就是一塊石頭扔到井裡的聲音。後來人不那樣寫了。」我的師傅認字雖然不多但肯定熱愛漢字。他曾告訴我說，外國人用的字又丑又難認，所以如此是洋鬼子當年來向孔夫子求字，夫子正倒騎牛背上忙著念書，沒功夫理那些鬼子。結果老牛拉尿了，留下了一趟歪曲擰把的尿痕，鬼子以為是夫子賜的字，忙著畫下來帶了回去，這才有了今天的又丑又難認的外國字！

漢民族的所有創造中，依我看漢字的創造當屬第一，其影響遠遠超過各種制度與實用技術。漢字如今是世上仍在使用的主要的非拼音文字（其他還有東巴字和彝字），這一事實本身就值得驚奇。中國語言學鼻祖趙元任先生說，以拼音文字替代漢字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做不到不過是人們不願做而已。趙先生一語道破了漢人對於漢字的熱愛。華裔作家Ted Chiang不久前說，中國文化因其（某些）傳統的價值觀而聲名狼藉，究其原因與使用漢字不無關係。他的話至少說出了人們對於漢字的價值的質疑。

絕大多數漢人（包括一些研究漢語的學者）都看好漢字，認為依照通常的語言學研究，漢字與拼音文字並列為兩大書寫系統，前者表意，後者表音，而所有的文字都有音、意、形三要素，例如「日」與「Sun」都有三要素，不過注重點不同，儘管漢字學習起來費時費力，使用起來又究竟與表音文字有多大差別？除此之外，使用漢字所帶來的書法藝術還是使用拼音文字所沒有的優點。加上字謎遊戲，更是雅俗共賞，甚至令不少「非我族類」因為迷上了漢字而愛上了中華。

下面我談談我對使用漢字的一點看法，話題就從漢字總數的變化開始。

一、「人」字形變化

下面這張圖是我根據《在線漢語字典》提供的數據所作。

這圖的橫坐標為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2100年，共3500年；縱坐標為漢字字數。圖中數據來自《在線漢語字典》里《漢字數量知多少？》一文所提供的自前1400年前後刻於甲骨上的漢字總數，到1915年實用漢字總數的統計，加上1915年後各種關於漢字的使用狀況的研究，匯在一起構成漢字的使用數量在跨時近3500年裡的變化。這圖當然不能告訴我們漢字究竟是何時發明的，到甲骨文出現時已有多少年的歷史，但這圖能夠比較直觀地告訴我們，我們所使用的漢字的總數在過往3500年裡經歷了一個由少而多而少的「人」字形變化：

----公元前1400-前1100年（甲骨文時期），漢字總數約4000多個；
----秦統一后約300年，許慎於106年完成歷史上第一部漢字字典時，漢字總數達到9350個；
----以後的1800年裡，漢字數量一直在增加，遠比前面1500年要快，到1915年民國編寫的第一部《中華大字典》里，總數達到48000多字，增加了5倍多；
----20年後，教育家王雲五於1935年編寫出第一部常-通用字典《王雲五小字彙》，收字僅7000多，只有《中華大字典》的七分之一。兩年後的增訂版王雲五將所收字增加到9600多。從此通用漢字字典的數量維持在8000上下。1953年後出版的十多版《新華字典》都是在這個範圍內；
----1987年進行的對於漢字使用的研究發現，漢字數量達到2500個時，已能滿足漢字用量97.97%的需求，達到3500個時，已可滿足99.48% 的各類文獻的漢字需求。大陸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字處於1988年公布常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共2500字，外加1000個次常用字。

上表的制定還參考了1928年到1985年間先後發布的15種常用-通用字表，因此可以說是比較可靠的字表。至此，當用漢字的數量在過去3500年間經歷了由少而多而少的「人」字形變化就清晰地顯示出來：從4000字增加到50000字，又減少到3500字。而若以所對應的辭彙量的變化來比較，現在的3500字所構成的辭彙量之大則是過去50000字所不能比擬的，更不須提那早先的甲骨文字了。

漢字還是漢字，除了漢字的書寫在3500年裡有過「七書」之變，究竟這「人」形變化的後面有著什麼故事？

二、3300年的掙扎

使用漢字的人都編有漢字字典。如台灣1971年出版《中文大辭典》（收字49905字）；大陸1990年出版《漢語大字典》（收字54678個）；日本2003年出版《大漢和辭典》，收字約50000；韓國2008年出版《漢韓大辭典》，收字53667。所以總起來說，不同時期人們創造使用的漢字合起來總數應該在5萬左右。

不過也有字典收錄了大量的異體字與廢字，因此字數大增。如大陸1994年推出《中華字海》，收字8萬5千5百多；台灣2004年出版《異體字字典》，收字10萬6千多；而日本學者自1985年開始編寫的《今昔文字鏡》在2006年發布專業版時所收漢字竟達15萬！當年我師傅說的那種「井字中心加一點」之類的字，在異體字字典里就可以查到，不過是井字的異體而已。

原來１９００年前當許慎編《說文解字》提出漢字的「六書」造字法時，那「六書」其實是他通過對於漢人造漢字活動的研究而總結出的六條規律。後人發現，那六條規律不過是六條製造表意文字的辦法，遠古時代蘇美爾人造鍥形文字時也用過，埃及人造「聖書體」圖形文字時也用過，並且在漢人造字之前，所以並不是漢人發明的造字規則（周有光，１９９８）。到《說文》成書時，漢字作為記述工具已經至少有1500年的歷史（前1400年至106年），許慎統計的漢字總數達到了9３00多，外加1000多異體字。這還是經過了始皇帝的「書同文」整肅，否則漢字總數還要多。這麼多的漢字究竟說明了什麼呢？我以為第一條就是下面要說的：

1、造字的任意性

現代人研究漢字，總是把漢字當作一個自古到今持續發展的一個完整體系來研究。我以為這個看法與事實不符。試想，甲骨文時代，或比甲骨文更早的年代，當時的中原大地上氏族林立，話語發音各不相同，並沒有統一的書寫文字系統，更談不上有誰管著這造字的大事。所以，為著記述同一件事，不同的部落造出不同的字元是合乎情理的事。或者一個部落「借」另一個部落的字，稍加修改成為自己的字也是可能的。在此情況下，同義而完全不同形的字在後來便叫做同義字；同義而形似的字才叫異體字。始皇帝搞「書同文」，我看恐怕一是剔出大量的異體字，二是寫字用小篆體，把不同的「畫」字變成相同的「寫」字，但並沒有解決同義字問題。

同義字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我沒研究過字量龐大的《說文》，而是用公認的第一部同義字詞典《爾雅》作了一點研究。《爾雅》的19篇中，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是公認的漢人所作的最早的對於遠古字詞的釋義努力，主要是以字釋字，因為一字一詞，所以是最早的漢字同義字字典（詞典）（姜仁濤，2006年）。儘管《爾雅》是遠古漢字同義字字典，但考慮到文字沿用的習慣性，它所反映的一些規律是不會到了秦漢以後就消失的。

就這三篇而言，我粗略地統計一番，其中收不同字2100來個，而意義不同的詞（字）只有600多，即平均一個字（詞）便有2.5個同義字（詞）；或者說，平均起來一個字（詞）有三個寫法。其實這並不奇怪，　因為2200年前的社會決不是如今天這樣文化普及，交流方便，而是每個小社會能把握字元的就那幾個人，當然造字的許可權便談不上控制與制約，加上沒有語音的約束，要是沒有很多的同義字才是怪事。

當許慎推出他的收字一萬多的《說文》時，距後來定為儒家經典的全部《十三經》的最後完成應當不遠。《十三經》雖然不包括其他非儒家諸子的著作，但就其所涉範圍之廣，字數之多（近6５萬字，據南宋鄭耕老（1108年－1172年），見維基），跨時之久（前1100年到前220年？），《十三經》所用的詞語應當是囊括了當時主要的漢字字詞了。《十三經》所用不同字有６３００多，考慮到其中大量的同義詞（如《爾雅》所示），《十三經》所用的不同辭彙恐怕遠遠少於６３００個，更少於《說文》的一萬多字。

實際上到１８世紀末問世的７２萬９千多字的《紅樓夢》――所謂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其全部用字也不過４４２６個（尹小林，２００７）。今天的《漢字通用字表》規定了８３００個字，只有漢字總數五萬字（不包括異體字）的六分之一。下面是該字表列於６５００字後面的「三級字表」里的前面２０４字，讀者可從中領略一番大量漢字的可用性，並設想一下一部五萬字的字典的模樣。

它多少可以說明漢字「造字的任意性」究竟有些什麼內容。這種任意性必然要導致漢字所記述的文獻難讀難認，這是下面要討論的話題。

（待續）

漢字3500年（２） 時間: 21 6 2016 19:11

作者：河邊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漢字3500年（２）

二、3300年的掙扎

２、「斷爛朝報」

蔡元培先生９８年前在為胡適的力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下稱《大綱》）所作的序言里說道中國哲學時，用了「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來形容它，期望胡的研究方法能「給我們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還說「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蔡先生序言里的「斷爛」一詞是用典，出自王安石當年「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後人將「斷爛」釋為「殘缺不全」，不過對於王安石是否真的認為《春秋》就如同殘缺不全的朝報般毫無價值卻一直爭論不休。但在蔡元培和胡適眼裡，中國傳統哲學的「斷爛」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過「斷爛」不等於沒價值，蔡把讀懂這「斷爛」哲學的希望寄托在胡適身上。而胡適則說，「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學史的方法詳細寫出。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呢，我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

胡適後來窮畢生精力用現代科學思維來考究古代中國哲學，可惜成果極其有限。胡適所以能夠如此執著，我以為乃是他當時相信，「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指中西哲學――河注）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胡適，《大綱》）中國的傳統讀書人總少不了濃厚的「家國天下」情結，都相信或希望能夠在中國的文化中發掘出深厚的思想來，不獨胡適有如此期望，他以前的讀書人以及今天的讀書人又有多少例外？　

胡適的《大綱》里最後辟有一章為《古代哲學之終絕》，專門討論「中國古代哲學突然中道銷滅的歷史」。他考證說，其銷滅不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而是另有四大原因，其中「懷疑主義的名學」居首，其他還有狹義的功用主義、專制的一尊主義、方士派的迷信等。且不論後面的三條原因，但說那第一條「懷疑主義的名學」是毀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第一條理由就難以讓人信服。胡先生這裡說的「懷疑主義的名學」是指莊子那種「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懷疑名學，它「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銷了」。從此，中國的名學就再也沒有進步過。「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

胡適上面的最後一句話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他後來沒有再寫過如同《大綱》那樣的著作，不知他數十年考據工作得出了什麼樣的結論。儘管他用的是新的方法，可是卻未見有把中國哲學推向前進。

其實中國自崇儒以來，讀書人１5００多年來就沒有停止過研究中國哲學的顯學儒學。那６５萬字的《十三經》的註疏文字加起來近３億，是原著的４００多倍（引自維基「十三經」）。人民大學哲學教授儒學專家張立文說，僅《論語》的註疏就有２０００多種，《易經》的註疏達到５０００種。

註疏一詞說的是兩件事，一是注，例如註明某個字為另一個字的同義字或異體字；二是疏，說得是某個詞或某句話是個什麼意思。所以要說中國古代哲學的「斷爛」，除了我上一節討論的造字的隨意性引出的需要後人為之加註的問題，還有一個意思不清，需要加疏的問題。這第二個問題在我看來遠比第一個問題要嚴重。一部《易經》的註疏達到５０００種，問題應當主要是在疏。

疏與注不同，後者還有個客觀標準，前者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主觀偏見太多，如果原文缺乏定義的話，讀者可以海闊天空，任意發揮。舉個例子，《論語－衛靈公》有「有教無類」一句。這話究竟該理解為「本人授徒不分出身高低，來者不拒」，還是「本人授徒按勞取酬，來者不拒」？兩種疏法都有過，不過人們多願意信第一種，根據是那個說法才像「聖人之言」。可是孔子當年並不以聖人自居，也沒人尊其為聖，他又何必要說後來認認定的「聖人之言」？再說，「有教無類」的前一句，孔子說的是，「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好像孔子對於按勞取酬倒是更為看重，事君尚且如此，授徒又有何不可？不過，不管用哪一種解釋，也不過只是開個頭，後面可以說的話當然是車裝船載。以前面說的１比４００的原文與註疏之比計算，以萬字註疏一句話的現象從古至今延綿不絕也就不奇怪了。

儒學大師們如前面提到的張立文先生提到一部１６０００字的《論語》竟然有超過２０００種註疏時，總不免提醒讀者由此想見儒學的深奧。不過，問題的另一面則是，當儒學經典的註疏與原著相比不僅種類太多，而且字數超過原著４００多倍，是否也正好說明原著的確存在著「斷爛」問題？以胡適的見地與功力，後半生在中國古典哲學上的努力幾乎毫無建樹，中間的問題難道不值得深思？

現在北京大學正在編著《儒藏》，全部出齊后達１３億字！此書的倡導主持人儒學專家湯一介已於兩年前辭世。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湯先生的一雙兒女都是上世紀８０年代留美而且又將下一代生在美國的新一代。我提起這個話題毫無貶低湯一介的意思，只是感嘆儒學的真實感召力恐怕實在有限。

比湯一介年長１６歲的另一古典文化專家譚其驤則認為，「儒家思想和未來社會扯不上關係。一定要講兩者有關係，是違心之論。儒家思想是發生在兩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種學問，當時社會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隸制也好，領主制也好，總而言之，與現在大不相同，與未來更沒有什麼關聯。儒家思想是歷史上的一種思想，我們只能把它擺在思想史中去研究，歷史地對待。」「現在如要提倡儒學，事實上已經回不到孔子那裡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時代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那一套東西上去。明清時代的社會，是《金瓶梅》裡面反映的社會，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裡面反映的社會。這40年來，一些提倡傳統文化的人，總是強調以前中國比外國強，中國的落後應歸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實中國落後於西方至少已有500年歷史，遠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落後只能怪自己。20世紀只剩下10年了，假如還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絕接受他人的優秀文化，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譚其驤說得沒錯，「儒家思想是發生在兩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種學問」。如果這個學問當其發生時不是以表意漢字記錄的，而是以拼音文字記錄的，恰如當年希臘先哲記錄他們的學問那樣的話，我們今天看到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哲學？後來的中國哲學的發展又會是個什麼模樣？還會有那種４００比１的註疏現象？

我以為通過註疏現象而表現出的漢字問題還算不上漢字的根本缺陷。前面說過漢字的創造存在著隨意性，與之相對的卻是漢字創造的局限性，――早期創造的漢字缺乏表達抽象概念的能力。作為象形文字來說，例如早期的「日」字，是一個畫出的「日」，讀者觀形會意，如同看畫，當然不需定義。後來人通過讀前人文字記錄，久之就學會養成了這種習慣，記述不用定義，所以才有後面沒完沒了的註疏。可是，那些本該記述下來卻因為造字不力而沒字可用所以永久消失了或很久后以後才補上的那些「發生在兩千四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學問呢？它們可能會影響兩千多年漢人的思維的形成嗎？和我們今天的生活有關嗎？

這是我下一貼要討論的。

（待續）

漢字3500年（３） 時間: 24 6 2016 02:45

作者：河邊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漢字3500年（３）

二、3300年的掙扎

前面談「斷爛」問題時，略去了古代文獻存在的大量「偽書」的問題，就是那些假冒古代作者之名的作品問題。但是這些假冒的書卻未必一定思想內容偽劣，真正偽劣的東西原作與偽書都可能有，在我看來首先是那些把神話當作歷史來寫的作品。那些東西如果寫進了哲學，那就禍害深遠，因為那樣一來，哲學本來應有的求真知的功能就變成了建立在假話上的考據。中國人今天還在拿著《易經》找真理，這種想法的根子我以為就是從穢史的土壤里長出來的。難得的是，很多考證不乏自欺欺人的艱苦勞動，頗有「苦吃苦做」的特色。但是，這樣的實例似乎又不能直接歸到使用漢字上頭，我們暫且將這個話題放下。

再就漢字是表音文字還是表意文字說幾句。有人認為漢字是表音文字，這個論點如果以現代漢語為基礎來考察，當然不錯。因為現代漢字就其使用來說，原則上是作為表音文字來使用的。可是，這有兩個前提：第一是說話有統一的方言（即普通話）；第二是漢字有統一的注音與寫法。沒有這兩點，漢字就不可能作為表音文字來使用，因為漢字的構成是直接以語素為單位，不是以音素為單位，所以漢字並不是自始就是表音文字。

生活於古代中原的漢人部落眾多，說話發音不一樣，並且常常是很不一樣，差別恐怕不低於英語與法語與德語的差別。如果漢字是表音文字，那它表的是那一家的音？漢字後來還傳到其它國家使用，如果是表音文字又如何可能？古代漢字同義字繁多，根本原因正是因為每個字（詞）不受統一的發音限制。只要從這幾點去思考就知道古代漢字不可能自始就是表音文字。在甲骨文之前，漢字究竟是表達語言的文字還是表達意義的符號都還沒有答案，所以更談不上是表音文字。漢字後來的演變歷史至今是個謎。歷史是演進而來，從今天的角度來判斷歷史的遺產當然可以在實用的意義上給予價值評判，但卻不可能對當初演進的形成給予價值批判，那是沒有意義的。如我在前面的文字里討論現代科學思維的歷史時所作的分析，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根據史實得出歐洲人優越的結論，道理是一樣的。漢字是我們的歷史，是漢文化演進的結果，對它的初始的形成冠以價值評判是沒有根據的。至於漢字是否為漢人所愛，討論的前提當然首先是會使用漢字，與使用人的社會地位無關。我寫本貼的目的絲毫沒有要對漢字的歷史做價值判斷的企圖，只是想對漢字與中國人思維特點的關係作點討論。下面繼續談漢字表意的局限性問題。

３、Ｙ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要說漢字的局限性，我以為以「是」字為例或許比較容易看出其中的蹊蹺。先說與漢語的「是」字對應的主要的三個英文字：ｙｅｓ、ｂｅｉｎｇ、ｒｉｇｈｔ。

Ｙｅｓ除了做嘆詞，主要的作用就是用在答句里肯定提問的陳述，其漢語翻譯用「是」。
Ｂｅｉｎｇ（to be）是系詞，聯繫主語與表語，是判斷句里不可少的，漢語的對應詞也是用「是」。
Ｒｉｇｈｔ可以代替ｙｅｓ來回答問題，除了肯定問句的陳述，還表明回答者贊同提問句的陳述。在這裡，當翻譯成「是」來回答時，如同用「對」來回答一樣，具有價值判讀的意義。

這一比較就可看出，「是」字（詞）在漢語中的用法包括了ｙｅｓ、ｂｅｉｎｇ、ｒｉｇｈｔ諸詞在英語里的用法，因此是一個用法複雜的詞，在漢語字典里也是如此解釋的。而在上述三個英文詞里，最為重要的詞或許是讀者想不到的，它是系詞ｂｅｉｎｇ。而漢字「是」的各項意義里，我們最為看重的則是「是」所蘊含的價值判斷，所謂「大是大非」的「是」。但是，我們可以用其他的詞來替代yes 和right之「是」來說話，但是沒法找到替代being的「是」。所以「是」作為「大是大非」之用才有最為重要的價值，作為系詞用卻有不能替代的語法與邏輯的功能。這是使用「是」字的難處。

例如，如果說某人「是非不分」，這就是個大問題，是個關於如何做人的問題。而現代人說話時若不用「是」做系詞的話，說出來的句子就沒法懂，聽起來就像剛學說話的小孩子說的話。舉個例子，拿一張學說話的小孩子的媽媽的照片給他看，問他照片上的人是誰，他首先學會的是指著照片說「媽媽」，而後才是學會說「是媽媽」，直到「她是我媽媽」。所以說，「是」作為系詞沒有可以替代的詞。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是」作為系詞的主要功用是表明一項判斷，即有系詞的句子是判斷句。而判斷是形成知識的最為基本的思維過程。在「她是媽媽」一句話里，「她」是對一個具體的對象形成的簡單概念（代詞），「媽媽」是一個關於「母親」的概念，其內容遠比「她」要複雜。「媽媽」雖然是一個抽象概念的集合，但其形成的過程是從具體的一個個的「她」開始。如果要造字來描述「她」與「媽」，造這兩字總有可以聯繫的感覺用到要造的字里。但是，對於系詞「是」來說，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抽象的概念，不是感覺，而是連接不同概念的概念，用以形成判斷。判斷成立的前提條件是實在，人沒法判斷一項不存在的東西。其次，判斷的成立一定要在邏輯上滿足一定的自洽，如果「她是媽媽」能夠成立，除了有「她」與「媽媽」的存在，還要有「她」符合「媽媽」的條件，即邏輯上「她」是「媽媽」集合里的一個單元。要把以上兩個問題都說清楚，我們顯然無法像造「她」與「媽」那樣通過表意的方式造個符號來表達，甚至無法在表意的基礎上認識到系詞的必要性。結果在古代漢字里，系詞缺失了。但是，這種缺失在我看來不能成為證據說漢人那時說話就沒有系詞，或思考中不存在使用系詞的判斷。

西風東漸以來當然也就有了關於漢語語義的研究。關於古代文獻里的判斷句，因為最常見的是用「也」煞句，例如，《爾雅》中有「朝、旦、夙、晨、晙, 早也」，今人的翻譯就是「朝、旦、夙、晨、晙都是早的意思」。所以人們認為古人用「也」字作為系詞，但也有人認為也字不過是用在判斷句里的感嘆詞，並不是系詞。（從也字的歷史來考察，這樣的觀點不無道理，因為「也」的原形是指女陰。）如果古人果然是用「也」作為判斷詞，為什麼會逐漸放棄它，改而用「是」為判斷詞？很多人認為這不過反映了一個語言習慣的漸變現象。

解植永根據對諸種古代文獻的研究，從公元86年（以《論衡》為代表）到445年（以《賢愚經》為樣本）的360年間，是字作為系詞的使用頻率從不足10%上升到88%。還有人發現「是」作為系詞是與佛教的翻譯聯繫在一起的。不管哪一個說法更可靠，似乎都說明了語言習慣的改變，從而有系詞用法的出現。但這一解釋卻不能迴避二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不單造一個字，或將「也」字調整位置，移到主、表語間作為系詞？為什麼要選用「是」字作為系詞？我的假設是：因為系詞是判斷詞，而漢文化由於使用漢字早就造成的重好壞判斷輕真偽判斷的傾向，使得將「明是非」的判斷作為獲得知識的首要判斷，演變為選擇「是」字為系詞，即判斷詞。下面我展開說說這一看法。

「是」字的本義是：「直也。從日、正。」（見《說文》）與「是」對應的有「非」與「否」，都是貶義詞，形成是/非與是/否兩對等值的好壞判斷。可見「是」選作系詞是為著判斷之用，這個判斷首先不是真偽那樣的存在與不存在的客觀辨別，而是是與非的判斷。我在舊帖《中國特色（2）》里第一次提出古代漢人思維里缺少清晰的在「存在」的意義上的關於「是」與「真」概念時，也說明過或許不是漢人思維里沒有這樣的概念，而是與早期沒有記述這樣的思想的文字有關。所以不僅「六經無真字」，連《論語》也無真字。後來又發現，不僅《論語》無真字，在批判儒家的墨家著作《墨子》中最重要的、近代奉為中國古典哲學頂峰之作的「別墨」所作的六篇（收於《墨子》第40-45篇，合起來稱《墨辯》）文章中，竟然也無真字。

胡適對《墨辯》六篇有很高的評價。他說，「墨子的議論，往往有極鄙淺可笑的。例如《明鬼》一篇，雖用「三表法」（即行事要建立在「溫故知新」、「彰往察來」的基礎上---河注），其實全無論理。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沒有一句淺陋迷信的話，全是科學家和名學家的議論。可見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做得出的。」「《墨辯》六篇乃是中國古代第一奇書，裡面除了論『知』論『辯』的許多材料之外，還有無數有價值的材料。」（胡適，《大綱》）不過，在「是」與「真」二字的運用上，《墨辯》如同《論語》一樣缺乏相應的概念。下面試析《墨辯》的「辯」之應用。

胡適說，《墨辯》對於「辯」的界說是，「墨家的『辯』，是分別是非真偽的方法。」胡適接著引《墨辯》的《經上》、《經說上》、《小取》里的三段文字為證：
（1）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2）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
（3）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仔細讀一遍胡適所引的《墨辯》關於「辯」的文字，我們就知道他當年將墨家的「辯」定義為「分別是非真偽的方法」是以今人度古人了。上三段引文，前兩段說的是一回事。一是說辯者有不同意見所以發生爭論，提出理由確當的人是勝者；二是說當辯者對一個問題有相反的看法時，只可能有一個答案，理由確當者勝。這裡所爭論的是「是非」，不是「真偽」。

再看第三段，事情就更明確了。第三段有三句話，第一句說的是辯論的目的；第二句說辯論的方法；第三句說的是態度。胡適自己也清楚，說辯論的目的有六點，以「明是非」居首，是辯論的根本目的，其他的都是在此目的達到后才有可能達到的次要目標。胡適當然知道是非判斷不同於真偽判斷，所以才在介紹中說「辯」是分別是非真偽的方法。可是，胡適顯然忽視了，是非判斷屬於主觀判斷，真偽判斷屬於客觀判斷，兩個判斷因此要依賴不同的標準。通觀《墨辯》六篇，都沒有關於這個分類的討論。即使「別墨」有心要討論這個問題，在沒有系詞「是」與「真」字的情況下，只能說明，要麼是作者缺乏關於存在與真偽判斷的關係的概念，要麼是因為這兩個的缺失而不可為。

胡適還稱讚《墨辯》涉獵之廣闊，列舉了算學、幾何學、光學、力學、心理學、人生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八項，說，「以上八類，不過略舉大概，以表示《墨辯》內容的豐富。我這部哲學史，因限於篇幅，只好從略了。」並說他另有《墨辯新沽》一書專論《墨辯》的豐富內容。自清代以降，直到現在，《墨辯》都受到高度的評價。

轉眼98年過去了，有關《墨經》的各種專著出了近百種，胡適所舉例的《墨辯》所涵蓋的那些重大學問，仍然還是不斷被人重複提起，等著新人去開發。《墨辯》畢竟不過一萬字不到，上述八大門類學問的任何一門都是可以寫上百萬字的學說，要用「微言大義」的手法來寫這些學問卻不是如註疏那樣容易的的事，畢竟科學的知識要來自真偽判斷，沒法任情發揮來成書。上面那八大學科在過去100年裡取得的進步，與《墨辯》的距離，都不是可以同日而語的了！胡適曾經有過的夢想是我們的很多前輩都曾有過的，一直延續到今天。上一貼所介紹的《儒藏》計劃，規模將要超過《四庫全書》，等於是一部更大規模的「新四庫全書」。胡適若是知道了這樣的計劃不知他會說什麼。

說道這裡，想到一點題外話：就是這位胡適，總是惦記著中西哲學互相接觸、影響，50-100年後或許能夠孕育出一種新的世界哲學，但卻曾被冠以「洋奴」、「漢奸文人」的頭銜。這些頭銜當然來自是非判斷。我忍不住要問，是不是只有以漢字奠基的中國傳統教育才會訓練出善於這種判斷的頭腦，一直到今天仍然綿綿不斷地在漢人中繼續製造同樣的頭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