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萬契丹後裔在雲南？

　　2 朱又可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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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堡山寨里矗立著一座蔣氏宗祠，當地人又稱它「耶律祠」「武略祠」。祠堂門前有對聯：「耶律庭前千株樹，阿莽蔣氏一堂春。」家家戶戶祖宗牌位上都寫著他們是「耶律阿保機」的後代，並說明是「本音阿莽蔣氏門中」。

　　元朝派出耶律家族的契丹人遠征緬甸后，青壯年男丁就地軍轉民屯，娶妻生子，西南地區傣族人的生活習性與「平地松林」起源的契丹人差異較大，契丹人只能選擇與生活習性相近的山地民族「布朗族」結為對偶婚姻關係。男方對偶的是契丹人，俗稱「蔣浦滿」；女方對偶的是布朗人，俗稱「花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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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個有契丹血統的「漢族人」

　　在雲南省施甸縣遇到不少自稱契丹後裔的人。保山市文產辦綜合科科長蔣開磊就是其中一個，他是第十三屆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理事。

　　現在雲南自稱為契丹後裔的有大約15萬人，其中9萬人在蔣開磊的故鄉施甸縣，其餘6萬人散居在德宏、大理、臨滄以及緬北部分地區。

　　蔣開磊出生的施甸縣姚關鎮大烏邑村七百多口人都姓蔣，古堡山寨里矗立著一座蔣氏宗祠，當地人又稱它「耶律祠」「武略祠」。祠堂門前有對聯：「耶律庭前千株樹，阿莽蔣氏一堂春。」家家戶戶祖宗牌位上都寫著他們是「耶律阿保機」的後代，並說明是「本音阿莽蔣氏門中」。

　　阿莽蔣氏就是契丹後裔。但是，因明代「萬戶」（長官司正長官）阿蘇魯、「千戶」（長官司下屬）阿王等隱諱了族源和身世，導致數十代過去后，契丹後裔都說不清自己的身世。

　　大烏邑村的契丹後裔集中居住在「古堡式建築」里，便於防守。大烏邑村蔣氏宗祠的大門向東開，家家戶戶門皆東向，這與漢式建築通常坐北朝南的門向南開不同。契丹人崇尚的是太陽、日月、青牛、白馬，他們大小祭祀都向東朝拜，大門朝著太陽升起的方向。

　　

　　▲大烏邑村古堡建築群，門向東開，據說是因為契丹人崇尚太陽，大門要朝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楊維愚/圖）

　　大烏邑村總共七個院落，分前後兩排錯齒相連。住在古建築群里的七院人家，一祖同源，又各司其職。最下面的兩院，一院稱「外頭家」（又稱「武術家」），主要行使保衛職能，一院稱「金鞍氏家」，傳承馬鞍手藝；正中一個庭院的「裡頭家」，和東邊下院的「學堂家」，履行的是崇儒教育的職能；「松林家」負責柴火、糧草等生活保障；最上院的「高頭家」，曾指揮99個馬幫馱隊，是南出緬北的商運馬幫。蔣開磊的父輩就住在馬幫大院里。

　　蔣開磊年幼的時候，家規很嚴：男不入贅，女不留家，同姓不通婚。對他影響深遠的一件事，是中學時代的一場戀愛，他同班有個女同學也姓蔣，倆人挺投緣。有一次，他悄悄問她：「你家家訓中是否說過同姓不得通婚？」她說：「有。」「那咱倆完了，分手吧，沒辦法，老祖宗不允許咱們談戀愛。」

　　

　　▲蔣開磊在老家的「皮囊」壁刻前。（蔣開磊供圖/圖）

　　蔣開磊說，他所屬的族人歷史上自稱「蒲滿」。1954年新中國地方政府在施甸做人口普查和民族識別時，民政員問：「你是布朗族（『蒲』在現代族屬中分別登記為布朗、佤、德昂等族）嗎？」「不是。」「那你們到底是什麼族?」「蒲滿。」

　　因此，契丹後裔在當時登記的族別非常多元，有漢、布朗、佤、彝、傣、景頗等，有的一家人分別報稱不同的族屬。蔣開磊的身份證上寫的是漢族。

　　「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稱謂：漢代稱「哀牢夷」，唐代稱「望苴子」，元明之後稱「濮人」（元明史籍對少數民族布朗族、德昂族的泛稱。即古代的百濮。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趾》載：「蒲人，即古百濮。」），即今之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分支繁多，故稱「百濮」，又稱「蒲滿（蠻）」。他們通常以原住民自居，因而也稱「本族」或「本人」。

　　元朝派出耶律家族的契丹人遠征緬甸后，青壯年男丁就地軍轉民屯，娶妻生子，西南地區傣族人的生活習性與「平地松林」起源的契丹人差異較大，契丹人只能選擇與生活習性相近的山地民族「布朗族」結為對偶婚姻關係。男方對偶的是契丹人，俗稱「蔣浦滿」；女方對偶的是布朗人，俗稱「花蒲滿」。

　　「這就是我們家族婚嫁家訓森嚴的源頭，也正是我們至今能夠保持純正父系血統的原因。假使檢測母系X染色體血統，那我肯定得歸入為『蒲人』無疑。」蔣開磊說。

　　

　　▲施甸普通農家正在精心準備年豬飯。（楊維愚/圖）

　　2「發現」雲南契丹後裔的曲折過程

　　曾任內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的孟志東最早留意到雲南契丹人後裔的線索，是讀到歷史學家陳述在194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大遼瓦解以後的契丹人》，文章提到雲南龍陵縣有自稱耶律後裔的族群。1990年，孟志東組織調查組到雲南施甸做了多學科的調查，1992年又去了一趟，最後寫成關於雲南契丹後裔的調查報告。這項對元世祖忽必烈時期落籍雲南的契丹後裔的調查研究，被認為填補了中外契丹學研究領域的空白。孟志東的這項研究於1995年成書——《雲南契丹後裔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契丹本為北方民族，大西南一個名不經傳的雲南邊陲小縣，怎麼一下子有那麼多契丹後裔？

　　這引起了學界的懷疑和爭議，同時，雲南民間的族群認同受到了激發和鼓舞，他們要求地方民委給耶律後代恢復族別。

　　

　　▲元代醬釉契丹將士造型陶壺。（蔣開磊供圖/圖）

　　

　　▲契丹後裔將士的「鋼環護臂」,這是施甸縣元明時期火葬群出土的文物。（蔣開磊供圖/圖）

　　

　　▲出土料珠，這些文物都是施甸縣元明時期火葬群中出土的。（蔣開磊供圖/圖）

　　目前正在編寫120萬字的《中國達斡爾新通史》的孟志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認為雲南契丹後裔的證據是很清楚的，元史中關於忽必烈打下大理國的記載，誰也否定不了。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雲南有一百多人族別填寫為達斡爾族。契丹人的祖宗的八個兒子，其中一個就叫達斡爾，是八大部落之一。

　　中國遼金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劉鳳翥開始研究雲南契丹後裔是1996年。他通過對雲南（施甸）本人血樣與契丹古屍標本進行DNA比對，1997年，課題組成員、協和醫院遺傳學博士吳冬穎以博士論文《契丹古屍分子考古學研究》的形式作出了初步結論：「達斡爾族與契丹具有最近的遺傳關係。雲南『本人』與達斡爾族具有相似的父系起源。『本人』很可能就是當初『契丹遠征軍』的後裔」。 劉鳳翥認為，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結合人類基因圖測試的方法與人類學研究的初步結果說明，即便不能完全肯定雲南這支人就是契丹後裔，也八九不離十。

　　看了孟志東的調查報告后，內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遼金史研究學會副會長蓋之庸開始對契丹後裔進行實證研究。他最早接觸契丹研究是1992年，那時他參與在內蒙古考古發掘遼代皇族人物耶律羽之墓葬，想知道契丹人後來去了哪裡。通過雲南「本人」的採樣和耶律羽之的頭蓋骨做DNA對比，發現耶律羽之的血統是純粹的，兩者DNA數據比較接近。但蓋之庸認為DNA鑒定只能是作為參考證據，畢竟經過許多代與當地人的混血后血統不一定純粹了，他同時表示，DNA鑒定至少和元史的記載不矛盾。

　　吳冬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96年的那次聯合科考，基因只是一個證據，而且基因比對遠遠不夠，還要結合考古學等學科。

　　3雲南契丹後裔的三次改姓

　　蓋之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遼代契丹人最後去了三個地方：北方的是在內蒙古的達斡爾人，南方的去了雲南，還有一部分去了中亞西亞地區，最終湮沒了。達斡爾人已經確定是契丹後裔，而確定雲南有契丹後裔，還要靠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深入長久的研究。

　　施甸長官司是雲南契丹後裔存在的一個歷史地標，雖然它看起來十分破落，幾屬危房了。它被全面裁撤是在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這離它初設的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共歷時368年，經歷了元初、明到清初三朝。

　　

　　▲施甸長官司全貌。（楊維愚/圖）

　　元代、明代時期，施甸長官司發揮著土司政權職能，衙府原址就在現存遺址處。原建築已於清順治時被焚毀荒廢了，現存建築為清光緒時復古重修，已成當地佛教協會、老年協會的活動場所。

　　有據可查的明代第一任歸順的施甸長官司正長官是阿蘇魯，清代最後一任即第八任正長官是蔣崇德。

　　「明朝大軍入滇后，大將沐英在雲南幹了一件為後人所詬病的事，他大肆焚毀案牘，包括南詔國、大理國的資料都燒毀，契丹族屬的資料也灰飛煙滅。」蔣開磊說，這一把火造成了雲南契丹人家譜從元初到明初有八十多年的「斷代」。

　　元朝政權崩潰后，歸順明朝的雲南契丹後裔經歷了三次改姓。

　　第一次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施甸長官司正長官阿蘇魯（契丹語，意為像獅子一樣勇猛的人）向明朝納貢歸附，明朝收繳元時的鈐印和圖籍，重新頒發允予承襲施甸長官司正長官的文憑。施甸長官司順利完成了朝代更替時期的角色轉型，但給後世的族屬識別和姓氏確認留下了謎團。因此前，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令，但凡長江以南各族，不準穿胡服，不準說胡語，胡人間不得通婚。這「三不準」政策，逼迫契丹族人改名換姓。

　　有契丹後裔流傳的《秘詩》為證：「遼之先祖始炎帝，審吉契丹大遼皇；南征欽授位金馬，北戰皇封雲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機；金齒宣撫撫政史，石甸世襲長官司。」曾經當過遼皇，後來征戰雲南，再後來不得已把「阿保機」的名改作了姓，即「阿」姓，契丹後裔的民族族屬只能混雜於「蒲人」中。

　　第二次改姓在明正統（1441年）年間，兵部尚書王驥「三征麓川」，要求雲南各土司頭人抽丁出力，鳳溪長官司和施甸長官司人丁較少，抽不了那麼多人，政府就委任長官司頭人為「蒲人首領」，以四處征丁助戰，因為百蒲稱首領為「莽」，故改稱「莽」姓。這一次改姓是為「官改」。

　　第三次改姓在萬曆時期，萬曆十一年（1583年），緬甸洞吾王朝首領莽應里擾邊，明朝江西籍永昌參將鄧子龍戍邊，施甸長官司正長官抽丁助戰。萬曆十五年（1587年），邊亂平定后，鄧子龍問，為何你等也是莽姓？與緬甸入侵的首領同姓？長官司正長官說了改姓的由來，並再表忠心。鄧子龍賜改「莽」為「蔣」，「蔣」取「草原上來的將軍」之意。在這一次改姓中，中下層將士也有根據原籍地的不同而改「楊」「李」「趙」等其他姓氏的。

　　「我的蔣姓就是從那時改過來的。」蔣開磊說。

　　4細節中的祖先

　　孟志東二十多年前到雲南的調查發現，那裡契丹後裔和北方達斡爾族的性格有相近的地方，對比北方草原和南方山區這兩地受調查的語言，也發現不少相近之處。

　　生於斯長於斯的蔣開磊搜集雲南契丹後裔的一些語言，證實了孟志東的感受。比如當地兩個溫泉的名字叫「歐木賴」「翁罷賴」，漢語、傣語、布朗語都無法直譯，可是北方的達斡爾人一聽就明白：那是一個有溫泉的地方。還有「摩老鄧」「賴板登」被翻譯成河流或山川「轉彎的地方」，「嗚嗚」被譯成「水」，「嚕嚕」被譯成「豬」，「薩拉帖兒」被譯成「拖鞋」，「木單子」被譯成「可憐」，這些只有北方語系裡才有相同和相近的發音。

　　蓋之庸更認可雲南那些耶律祠堂的信息，覺得在雲南那麼遠的地方存在耶律祠堂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否則沒有必要。他認為雲南這支人和北方的契丹後裔有關係，雖然從考古學上不一定有直接證據。在他看來，歷史有兩種，一種是史籍，一種是野史，這種口耳相傳的歷史，也應該重視。

　　劉鳳翥也強調當地文化人中的代代相傳下來的身份意識是不可忽視的證據。他1996年在雲南施甸調查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的蔣氏祠堂，祠堂大門有國民黨黨徽，裡面牆上有孫中山像，說明祠堂還保持著民國時維修的模樣，強調自己的耶律後代是很重要的身份標記。

　　蓋之庸從雲南這邊的葬俗和婚俗，看出與北方的契丹人有關係。他說，施甸土主廟裡雕刻的木板上有「鑿冰取魚」圖，這不是南方當地的風俗；雲南婚俗跨火盆，和契丹人跨馬鞍類似，與遼史吻合；葬俗中，北方遼代有宣讀墓誌的風俗，而雲南契丹後裔也有類似的做法。

　　當地旺西坡土主廟供奉的土主為莽成龍，他是雲南契丹後裔繼土司政權裁革之後的「精神共主」。

　　

　　▲土主廟。（七子影視/圖）

　　清軍入關后，大西軍秦王孫可望挾持南明永曆帝雄居西南，強推「改土歸流」，裁撤土司，合併鄉鎮，推行外來漢人的「流官」政權，這引發了契丹後裔官民的強烈反抗。僧人莽成龍以惡抗惡，起義被鎮壓，莽成龍最後被官府以「肛刑」處死在由旺西坡。此後契丹後裔要麼逃入山林隱姓埋名，要麼持續伏擊官軍。清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朝首次在施甸設置「平夷州」（即平定蠻夷之州），廢除施甸長官司。施甸壩子土地荒蕪，為了安撫民眾，清廷允許契丹後人為莽成龍立祠，追為「土主」供奉。

　　在土主廟中，蔣開磊指給南方周末記者看一幅巫畫，畫中有馬鹿、獅虎和靈貓。他說，契丹人在秋山射鹿，「雙鹿秋山」就是契丹人的標誌之一；獅虎是契丹人神話傳說中的一種兇猛怪獸；畫的真正主體則是「靈貓蹬戟望日」，是契丹後裔回望來路、重盼登基的象徵。

　　土主廟的戲樓里常演的洞經戲曲有「八王爭戰」，說的是北遼皇帝耶律淳，他駐守遼朝南京時，被子民們敬稱為「八王爺」。唱腔歌頌他領兵帶將、征戰四方的功績。「『八王爺』是我們雲南這一支族人的直系先祖。」蔣開磊說。

　　即便是婚嫁的「賀詞」，也少不了紀念祖先、不忘歷史的內容。比如契丹後裔的婚嫁賀詞中，以「瓜子」寄託對勇士征戰四方的祝福：「小小瓜子撒四方，一撒向東去當王（指耶律倍任「東丹王」），二撒向南走後唐（指耶律倍棄君走南唐），三撒向西亡國恨（指西遼建國），四撒向北不相忘。」——只有這些逃難的經歷訴說完之後，唱腔轉而祝福新人要夫妻恩愛、艱苦創業、珍惜情感。

　　契丹後裔的生活習俗還體現在節慶上。蔣開磊說，「二月八」求雨祈福，施甸人要到城隍廟接「老祖太」，這是道教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結合：傳說「城隍」老祖在施甸娶的是契丹女人，每年農曆二月八這天得把「老祖太」接回來。

　　施甸河堤兩岸都是柳樹。施甸有「年年栽柳年年枯，年年枯萎年年栽」的諺語。「射柳」曾是契丹皇族祈禱一年「風調雨順」的儀式。遼時，每年開春，皇宮貴族先栽柳樹，在舉行繁雜的求雨儀式后，公子少年開始比武娛樂，摔跤射箭，射箭的目標是射穿柳條枝上的一串銅錢。契丹後人把射柳的銅錢串複製刻錄到了石頭上，做成了今天施甸人仍然在玩的「老母豬棋」，因「射柳儀」中掛在柳樹上的銅錢串形似「母豬乳」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