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瞿秋白與蔣介石的較量

　　撰文：陳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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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6月2日，蔣介石從武昌行營電駐閩綏靖公署主任兼公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下達處決瞿秋白的密令。

　　龍溪綏署蔣主任：寒已法電悉。成密。瞿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險。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是因為陳立夫派遣中統人員赴閩對瞿秋白勸降，才推遲了行刑時間。勸降失敗后，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唱著《國際歌》從容就義。

　　這一年，瞿秋白36歲，比下令殺他的48歲的蔣介石小12歲。

　　兩個為當代大部分中國人所耳熟能詳的顯赫人物，在滄桑巨變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他們生前死後留下了不盡的話題。

　　這是兩個值得評點的人物。

　　也是兩個不易評斷的人物。

　　1

　　迥異的性格

　　瞿秋白與蔣介石的少年時代，生活環境不同，性格心理迥異。

　　

　　蔣介石（1887-1975）出生於鹽商之家。童年家境富有，生活優裕，深得父母及祖父的溺愛驕縱。蔣雖聰明善悟，但性格乖張，嬉戲無度，讀書不求甚解，凡事爭強好鬥，常常惹事生非。鄰里以「瑞元無賴」（瑞元為蔣氏乳名）相呼。他8歲喪父，寡母王采玉受族人歧視，又苦於蔣介石頑劣不成器。雖經王采玉嚴責痛打，亦無法使蔣改變習性。蔣介石入塾受業十餘年，連童生也未考中。對於這一段經歷，蔣介石並不諱言，曾說：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愈，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棒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

　　蔣母墓碑兩旁，留有蔣介石自撰聯語：

　　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

　　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

　　蔣介石50歲生日猶自云：

　　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①

　　蔣介石性格的形成，固然與其家境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寧波鄉幫文化的影響。寧波地區（包括寧波、奉化、慈溪、餘姚、鎮海、定海、舟山），山多田少，人口稠密，單靠農務無以自給。居民多以漁鹽為業，並外出經商。《康熙定海縣誌》雲「濱海之民，與海相習，其性輕生而嫉貧」。《寶慶四明志》則說：「濱海小民，業冊罟舟楫之利，出沒波濤間，變化如神，習使然也。」輕生嫉貧，變化如神，造就了這一帶百姓的機智、果斷、剛毅的性格，進取、開拓、冒險乃至投機的習性。這種精神氣質，極有利於從事變化莫測的商海經營乃至宦海搏擊。蔣介石在這樣的地域環境中成長，受到這樣社會習性的薰陶，無疑對其後來的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蔣介石少年時代的頑劣習性，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褪去，但爭勝好鬥雖敗不挫的性格，終蔣氏一生，不僅未曾減弱，反而愈加增強。

　　

　　瞿秋白（1899-1935）在6歲之前，家境尚好。官宦兼書香門第的家風，對瞿氏的童年影響至深。后因家道中落，貧困交加，瞿秋白自小學以後，就逐漸變得沉默悒鬱。他終日埋頭讀書，吸取各種文化知識。在家中，他是溫和孝順的好孩子；在學校，他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備受師長親友的讚許。

　　瞿秋白兄妹6人，一家8口，全賴親友接濟，勉強維生。及至親友接濟中斷，便靠典當舊物度日。弟妹們無錢上學讀書，全由母親金衡玉在家以口授讀。1915年瞿秋白在中學最後一年未及畢業，即因家境惡化而停學。17歲的瞿秋白不得不到無錫謀得一個小學教師的職位，以養家糊口。然而，小學教師那一點微薄的薪資，對於8口之家猶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母親金衡玉在債台高築、債主催迫、年關灶冷，一無所有的境況下，不惜捨棄一群兒女，自殺身亡。從此，一家星散飄零。悲慘生活的經歷，使得即使是處於「避世」狀態的瞿秋白，此時也沒有停止對人生道路的思尋。清明時節，他對小時的朋友說：母親自殺后，我從現實生活中悟出一條真理，當今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貧富不均，人與人的關係已在我心中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瞿秋白正是帶著這一人生難題走出家園，開始了他尋覓人生道路的旅程。

　　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素以「人文淵藪」著稱於世。文人學士、詩人畫家層出不窮，名聞海內。常州文風之盛，龔自珍有詩讚曰：「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可知常州乃是有清一代學術文化重鎮之一。瞿秋白在文學、書法、語言、篆刻、繪畫、佛學、音樂等方面的興趣和愛好，他那溫文爾雅的文人風度和多愁善感的詩人氣質，正是在這一學術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質言之，不同血緣和地緣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鑄造了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物，而日後的不同的教育又使他們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

　　2

　　思想的分野

　　在人生旅途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有時是在思想方面，有時是在政治方面。是否可以認為：蔣介石21歲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尋求中國富強之道；瞿秋白21歲考察俄國革命，探索救國之路，是他們兩位人生道路上的思想轉折點呢？

　　蔣介石21歲（1908年）在東京，進入日本陸軍預備學校——振武學校第11期，學習炮科，並經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振武學校所學課程以軍事科目和日本語為主，約佔總學習時數的60%，而數學、物理、博物、史地等只佔33%，有關社會理論方面的課程完全沒有。蔣介石在振武學校學習成績平平，遠在同學王柏齡、張群之下。在62名畢業生中，蔣介石排名第55位。畢業后他轉入駐新潟高田的日本陸軍野炮兵第十九聯隊肄習。半年後，升為上等兵直至回國。

　　蔣介石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對中外科學思想、經濟學說和社會政治觀念均了解不多。日本軍校刻板的程式化的軍事教育方式及濃厚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培育，灌輸給蔣介石的是日本軍人所信奉的以絕對服從為主旨的武士道精神和強烈的軍事思維方式。蔣介石鑒於中國國貧種弱，大聲疾呼要強種，而強種之道在於實行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鐵血主義」，進而鼓吹「弱肉強食」的社會的達爾文主義。②蔣介石投身反清革命營壘基本上是出於民族主義思想，這也是他接受進化論學說的基礎。蔣介石的「弱肉強食」論和唯軍事化思想沒有延續多久，就逐漸認識到除軍事外，政治、經濟、文化對於社會改造的重要性。不過，對軍事化思想行為的推崇，對社會實行軍事式制控的傾向，卻始終與蔣介石相伴。蔣氏一生的思想行為，都難為擺脫那種固執、專橫、刻板、保守的傾向，守舊心理強化了他思想中的傳統背景，並以超常的形式發揮著傳統思想。

　　在留學日本期間，蔣介石目睹王陽明學說對日本社會變革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感到困惑不解：當中國人爭相到日本尋求近代文明之時，日本人何以又在學習古典中國？其實，文化有其永恆性的價值。日本人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學習，意味著對文化恆久性的承認。日本社會文化的發展，得益於對東西方文化廣泛地吸收、整理和創造，這是日本民族的優秀特徵之一。視野欠開、思維陳舊的蔣介石未悟及此，誤認為日本的發展應完全歸功於中國儒家文化，反證近代中國失去了古典中國的文化精神。於是，由陽明學引發的這一文化抉擇，便被蔣介石以其濃厚的傳統儒家思想支配下的簡單思維所消釋，而以一種奇特的逆證法，把他思想中固有的對傳統的崇信進一步固定化。日本的留學生活，未能幫助蔣介石開闊視野，更新思維。長期的軍事教育和行伍生活，使他與日本社會隔絕，無法真正接觸近代文明的真諦。蔣回國后，越加向傳統經典靠攏，在文化方面決心沿著王陽明、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走過的道路，以傳統「聖道」維護者自居。五四運動前後，是中國社會文化體系面臨巨大轉折的時代，蔣介石採取了典型的保守主義立場，從沉默、困惑，到轉而維護傳統，進而批判新文化。他拒斥文化發展的多樣通路，文化走向的廣泛層面，以及容納外來文化的開放機制，頑固地堅持業已陳舊僵化的那部分傳統。他既沒有看到中國傳統本身的豐富多彩，也不認為傳統在現代世界有加以清理改造的必要。他迷信社會教化的至高至大的效用，力圖將政權與教化合一，以為只要把他堅守的那一套政治文化觀念強制加以推行，教化子民，排抵異端，萬民歸心，天下一統，中國的振興便指日可待。七年前，我在拙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說過：蔣介石是專制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兩者統一，而以前者為本質。蔣介石對於文化的知行，基本不離歷代專制帝王體系。至於他的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相對於他的專制主義來說，只是外在表現。蔣介石的統治，是以傳統的專制主義為體，三民主義為表，法西斯主義為用的混和物。

　　辛亥革命爆發前後，瞿秋白正在讀中學。其時，學校和社會新的文化科學知識日漸增多，民主革命思想傳播很快，這都促動瞿秋白思想的進步。1917年初，瞿秋白短時就讀於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同時，在黃陂表兄周均量家研習唐詩宋詞，飽覽黃老經典，通讀四史通鑒。與周均量議論人生與政治，點讀佛經，探討佛學，試圖用來解析人生苦惱，尋求些許慰藉。同年，瞿秋白來到北京，寄住堂兄家中，考入俄文專修館攻讀俄文，學習俄國文學，同時自學英語、法語、哲學、人文科學。斗室盈丈，挑燈夜讀。北京的嚴冬，天寒地凍，他卻只有夾衣蔽體，其清苦艱辛可以想見。在絕頂黑暗的社會，置身於窮困清苦、寄人籬下的生活，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辛酸，這一切都催促著瞿秋白心靈的早熟。他憎惡這個社會的虛偽和醜惡，但他最初的反抗卻往往表現為冷漠和避世。此時，他所受的影響是龐雜多面的。從今文經學到佛學，從改良主義到實驗主義，從整理國故到文化救國，都深入了這個青年學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

　　五四運動爆發，瞿秋白成為俄專同學公推的學生代表，進入北京學聯領導層。參加五四運動，在瞿秋白的思想發展的里程中是一個新起點。他開始衝破個人孤獨的、滿足於心靈探索的壁牢，懷著高度的愛國熱忱，投入了愛國反帝民主運動。北洋政府對愛國學生的迫害，使他親身感受到中國社會的黑暗，開始認識到中國社會需要變革。為此，中國人必須尋求新的人生觀和新的信仰，而對思想界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局面，瞿秋白重新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探索。在各種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受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的影響，後來又轉向憧憬社會主義學說，然而也是朦朧的。他先是參與創辦《新社會》旬刊，繼而參與創辦《人道》月刊，並擔任主要撰稿者。然而，在毫無人道的中國，新社會是不會自己走來的。此時，在相鄰的俄國，已由布爾什維克黨人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新國。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能不能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中找到答案？這在理論上似乎是可以的，實踐上又如何呢？

　　1920年秋，瞿秋白應北京《晨報》之邀，以該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動身到莫斯科去。他期望自己「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

　　瞿秋白在俄國兩年，拖著時發高燒的肺病之軀，刻苦地學習著，頑強地工作著，以研究俄國新舊文化、考察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實驗為目標。他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際是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並進行自我改造以適應這些主義。他不無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已「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里」。他不僅在理論觀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場上，都開始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1921年5月，瞿秋白經張太雷介紹參加共產黨，9月轉為正式黨員，屬俄共（布）黨組織。1922年春，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瞿秋白在莫斯科的兩年中，為中國讀者采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使他成為俄國革命后最早有系統地向中國人介紹蘇俄實況的新聞界先驅。他寫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散文集，以其嚴肅的、深刻的對於社會人生的思索，表現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視野的廣闊，抒發了他的奮發、激昂、執著追求的心聲，並進一步表達了他那極其富於文人風度和詩人氣質的個性。可以說，一個是以維護傳統、徐圖改良為職志的專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個是以改造傳統使其新生再造為目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他們同時走上中國政治舞台之時，勢將各逞身姿，各懷抱負，在合作與交鋒中進一步展示他們的思想理念，直到走向各自的歸宿。

3

合作與交鋒

如果說21歲是蔣介石、瞿秋白各自在思想上的轉折點，那麼，1923-1927年間，可否說是蔣瞿兩人在政治上從起步走向巔峰的轉折期呢？

1923年8月，當瞿秋白從蘇俄返抵中國半年之後，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孫中山何以在此時派遣蔣介石代表他率團赴俄？這要從1911年辛亥革命說起。

辛亥武昌首義，全國響應。蔣介石奉陳其美之命，秘密離日本返國。隨即參加光復杭州之役，任先鋒敢死隊指揮，與新軍合力攻佔浙江巡撫衙門，不久升任滬軍第五團團長，並與陳其美義結金蘭之好。此後，蔣介石先後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討袁護國、護法運動。在黨內軍事人才如陳其美、朱執信相繼犧牲后，蔣介石逐漸出露頭角，為孫中山所器重。孫致蔣電云：「執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③在李烈鈞、許崇智等軍事將領職位均高踞蔣介石之人的情況下，孫中山作此評語，確非尋常。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追殺孫中山之際，蔣介石捨身冒死急馳永豐艦護駕，終得孫中山之信任。孫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與海軍將士共死生。」④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重。1922年10月，孫中山組建以許崇智、楊希閔分任司令的東、西路討賊軍，準備反攻廣東、蔣介石被任命為東路軍參謀長。1923年1月，討賊軍佔領廣州，陳炯明退守惠州。隨後，蔣介石被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成為孫中山的直接軍事助手。隨著孫中山與蘇俄的接近，藉助於蘇俄推進中國革命、組建軍隊的新出路，對蔣介石有很大吸引力，他急於赴俄考察和交涉援助事宜。

早在1918年，孫中山即考慮中國革命可向蘇俄接壤的中國西北地區發展。1920年9月，孫中山派人赴俄，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一項軍事合作協定，請求蘇俄紅軍從土耳其斯坦進軍中國新疆，深入甘肅，接濟並援助四川的革命黨人，推動中國各地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1922年陳炯明叛變后，孫中山向來華的馬林、越飛重提上述請求。1923年孫中山越飛會談，孫又當面向越飛提出西北軍事計劃。孫確信，他至少有10萬軍隊可以通過廣西、四川、山西等省轉移到蒙古邊境，然後經過新疆或庫倫（今烏蘭巴托）以達與蘇俄接觸的地方，比如到蒙古邊境地帶駐紮下來。經過蘇方訓練和裝備之後，只要一兩年時間他就可以進行勝利的北伐了。越飛相信孫中山的計劃，在發表《越飛孫文宣言》的當天，即向蘇共中央和蘇俄政府發電，建議給予孫中山以實際援助。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了越飛的建議，否決越飛建議中關於蘇俄紅軍進攻東北以援助孫中山北伐的內容，而決定批准給予財政和組建軍隊的援助。1923年5月，蘇俄通過越飛、馬林，正式通告孫中山：準備向國民黨提供200萬金盧布的財政援助，協助孫中山在中國北方或西部省份組建大的作戰單位。孫中山決定派遣軍事代表團赴俄，具體磋商西北軍事計劃。此時，黨內幹部特別是像蔣介石這樣的將領，均已不滿孫中山歷來在列強和軍閥中間周旋尋求援助的作法，轉而力主聯俄。當孫中山考慮派人率團赴俄時，蔣介石便成為首選人物。

蔣介石抵俄后，在與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的會談中，蔣介石詳陳西北軍事計劃，並在會談後向俄方提交了長約萬言的計劃書。蔣介石希望俄方同意以庫倫為臨時根據地，組建主力部隊，而以烏魯木齊為永久根據地，組建後備部隊。如果俄方只同意一地，則建議以庫倫為最終選擇。建議蘇俄在庫倫組建三個混成旅並提供槍、炮、汽車、飛機等裝備。爭取用一年半時間完成組建訓練工作，從1925年5月起即可揮師南下，進攻北京，進佔黃河流域，再占長江流域，底定江南。計劃書送交俄方將近兩個月時間，蔣介石一行竟被晾在一邊。蔣介石這時在國民黨內無疑是最主張聯俄的，他曾多次提出聯俄意見并力爭赴俄，自信有絕對把握爭取俄援，不料竟遭如此冷遇。他忍無可忍，難以自持，索性要求離開莫斯科。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終於露面，他們面告蔣介石：目前，孫中山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在中國做好政治工作。軍事工作等到內部條件有利時再去考慮。俄方唯一同意的是，國民黨可以派人來俄學習軍事。托洛茨基見蔣時除重複上述意見，還特彆強調國民黨應當從自己本土而不是從蒙古發起軍事行動，顯然已把蒙古視為一個獨立國家。俄國人何以出爾反爾？一個根本原因是俄國如支持國民黨，可能招致日本的不滿，危害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地位。原來焦慮不安的蔣介石，此時反而異常平靜，沒有流露出絲毫的驚疑。蔣介石沒有完成孫中山交付的任務，特別是俄方對外蒙古視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態度，給他留下十分惡劣的印象。他對蘇俄的惡感，已深埋於心。回國后，他在國民黨領導層中公開指責蘇俄：第一，俄黨殊無誠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第二，蘇俄對中國滿、蒙、回、藏諸部皆懷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即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⑤

儘管已對蘇俄抱有不信任感，蔣介石卻不放棄聯俄口號。他知道國民黨與蘇俄的關係，本質上是利害關係，其相互利用的成份明顯大於其觀念上的一致性。1924年國民黨改組后，蔣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初以事權不一，百般推諉，甚至拂然而去。后經多方勸慰，始歸任視事。他逐漸悟及軍校培植武力的重要，於是慘淡經營，不遺餘力，以此作為崛起的基地。黃埔軍校固然得益於中共和蘇俄在人力和物力上的積極援助，但蔣介石個人的作用不可忽略。黃埔軍校不僅培養軍官，而且募兵練兵。「校軍」教導第一、二團，以後即成為蔣介石親自掌握的嫡系武力。兩次東征陳炯明，平定劉楊之亂及商團叛亂，「校軍」（后稱「黨軍」）所向披靡，蔣介石也隨之成為家喻戶曉的軍事強人，進而涉足政治，成為政治強人。

瞿秋白於1923年初隨中共領袖陳獨秀從蘇俄回到闊別兩年多的中國，並成為職業革命者。夏初，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月刊改為季刊，以瞿秋白為主編，瞿同時主編《前鋒》，參與編輯《嚮導》，並成為這三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寫了大量文章和譯作，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成為中共卓越的理論家和宣傳家。6月，瞿秋白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年底，他擔任蘇俄代表、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的助手和譯員，參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起草，隨後在國民黨「一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4年7月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其政治地位已在蔣介石之上。此時，瞿秋白對蔣介石了解甚少，他只是聽沈玄廬說：「蔣介石是個普通軍人，沒有任何政治知識。」1923年12月16日，瞿秋白與鮑羅廷在上海談話時，瞿兩次向鮑轉述這一看法。⑥

國民黨改組雖由孫中山主持，但實際指揮者是蘇俄代表鮑羅廷。用鮑氏自己的話說，俄國人對孫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傾，利用他的誠信，利用他建黨的願望」，以引導國民黨走上俄國人所滿意的「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鮑羅廷對孫中山的評價是：「孫是個共產主義者，是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黨中派，又是國民黨右派。有時他的言辭極端革命，比我們共產黨人還革命；有時他又忘記了所有革命辭藻而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在孫身上充滿了對中國國民運動最有害的矛盾。」⑦國民黨改組的模式以俄共（布）為藍本。蘇俄式的集中制政黨、秘密的群眾工作、軍事的或暴力的革命、軍黨合一、以黨治國或以黨專政，對於東方專制國家如魚得水，吸力極大。一向把人分為先知、後知、不知，知行不必統一；以革命為少數人之事，不必與民意求同的國民黨黨魁孫中山，對此一拍即合。蘇俄和共產國際支持或「利用」東方革命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擺脫列強對它的壓力，以保存自己。它力圖在遠東各國民眾中造成激進的反帝傾向，推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以此削弱帝國主義力量。孫中山聯蘇之後，在鮑羅廷的影響下反帝傾向激增，足以使蘇俄和共產國際感到滿意。但國民黨並不就是孫中山，國民黨意識形態中的內核與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聯繫遠較與蘇俄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聯繫的要多得多。對於中國革命中的反帝是否比反軍閥更重要，國民黨人的認識大異其趣。當孫中山主張「以俄為師」時，他所倚重的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實際上與他貌合神離。

共產國際深知，推動中國走上反帝道路，僅靠孫中山和國民黨是不夠的，必須使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內孫中山的支持者，並對國民黨上層決策施以影響，因此明確要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權，組織中共秘密黨團，謹慎行事，統一行動，力爭把國民黨變成工農政黨。國民黨人指責中共此舉「欲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⑧。國民黨內指控共產黨人的案件迭起，連署黨員達2千人。孫中山力排眾議，壓下這些指控，並努力說服部下。他指出，容共本意在聯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義包容共產主義，使共產黨人成為三民主義者；同時，絕不允許任何人破壞其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創立的國民黨。在吸納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同時，又安排一批對共產黨心存疑懼甚至反對的國民黨人擔任中央監察委員。在批評反對容共者的同時，又不滿共產黨人試圖吸納國民黨人加入中共，破壞國民黨在共產國際面前的威信。對於「扶助農工」，孫中山有他自己的界限：工人不得罷工示威，農民不得以暴力強奪地主的土地。至於共產國際和中共在國民黨內劃分左中右派的作法，孫中山尤其不滿。他明確宣告，國民黨人只有激進和溫和之分，而對實現三民主義的願望和決心，國民黨內絕無分歧。

性質不同，思維迥異，國共兩黨之間的分歧，必將走向紛爭。中共在國民黨人謝持、張繼等一再「彈劾」攻擊之後，決定針鋒相對予以反擊。1924年8月，瞿秋白與鮑羅廷一起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公開譴責右派。會議的決議再度肯定孫中山容共政策，但也明白表示對中共秘密黨團作用嚴重不安，決定設「國際聯絡委員會」，負責了解和協商共產黨的有關活動。鮑羅廷、瞿秋白在未及向中共中央報告的情況下，同意這一決議，引起中共中央陳獨秀的強烈不滿和嚴厲指責。瞿秋白因此被撤銷鮑羅廷助手職務並被調回上海，但並未影響他在1925年初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局五人領導成員之一。

1925年3月，孫中山突然逝世，國民黨一時群龍無首。鮑羅廷以政治顧問的作用，扶植一時對蘇示好的汪精衛成為最高政治領袖，並借廖仲愷被刺案排除胡漢民等，使得地位不高，雖對蘇俄心存隔膜但表面上與蘇俄顧問過從甚密的蔣介石取得軍事大權，從而安排了國民黨的上層權力結構。此時，蔣介石自視為孫中山遺命的執行人，對於以取得蘇俄援助為目的的聯共聯俄政策尚能維持。他在1925年12月所寫《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仍在呼籲國共兩黨和衷共濟，使國民革命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完成。隨後在西山會議派和戴季陶主義興風作浪之際，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等軟硬兼施，使左派暫時佔得上風，並在國民黨「二大」上增加了中共黨人的領導職位，從而控制了國民黨的幾乎全部實際工作。蔣介石第一軍三個師中兩個師的黨代表、九個團中七個團的黨代表，都是共產黨人。蘇俄顧問團宣稱，他們的顧問已成為所有軍事部門的頭頭，國民黨的所有計劃、章程、工作都是在我們的政治指導下，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標準制定的。⑨中共中央自五卅運動后認識到軍隊和政權的作用，並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開始在北方國民軍和南方國民革命軍中建立共產黨秘密組織，掌握軍中政治工作。國民黨的將軍們不管革命與否，都不能容忍自己軍隊出現諸如左右派之類的派別鬥爭或階級鬥爭。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借中山艦調動事件發動不流血政變，並通過《黨務整理案》，把中共黨人從軍隊和國民黨高層中排除。至北伐出師，蔣介石已身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建立起以他為核心的軍事集權體系。

當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陳獨秀著文反對，藉以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但已無力阻擋北伐大軍的前進，反而招致國民黨人的奚落。瞿秋白贊成北伐，隨即於1926年8月到廣州參加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在廣州實地考察的結果，他已深感蔣介石權力膨脹危及革命。他寫了《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一文，針對陳獨秀反對北伐和蔣介石借北伐擴張勢力的現狀，指出蔣介石建立「新式的軍事專政」的危險性，共產黨人爭取革命及其武裝領導權的必要性。在廣州的一次講演中，瞿秋白指出，革命營壘中出現的「新右派」憑藉軍力，實行扼制工農、向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的政策。9月，瞿秋白自穗返滬，向中共中央提出報告，指出：「社會反蔣空氣頗盛，蔣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圍，縱容貪官污吏，所以農民工人對於蔣，對於國民政府態度均不好。」在談到北伐戰爭時，他說：蔣介石知道「到湖北后離其本鄉太遠，且情形甚複雜，自己力量不夠，所以他決取江西福建，以鞏固自己勢力」。蔣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權力，已經構成對於革命的極端危險。「我們如果不預備領導左派群眾來代替蔣，則將來情形非常危險。」⑩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這個預見的正確。

無庸諱言，蔣介石身處國民黨左派、右派、共產黨及蘇俄顧問等各種政治力量交錯複雜的環境中，對於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進程中必將出現的矛盾和鬥爭，有相當敏銳的預察，其政治判斷的前瞻性，實際行動的果斷性，遠超不諳中國國情的蘇俄顧問和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共領袖們。後者雖然先後通過迎汪運動、聯席會議、遷都之爭、恢復黨權和召開三中全會，企圖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蔣介石的權力，然而所得勝利只停留在紙面上。軍事鬥爭靠實力，政治鬥爭也非有實力不可，結果勝利者是軍權而非黨權。蔣介石以公開或隱秘的方式，對內鞏固中派與右派的聯合，不斷瓦解左派營壘，聯絡城市工商資本家並設法獲取他們的資助；對外則保持對駐華各國機構的交往，不斷向列強示以溫和的姿態，逐步取得列強的信任，從而騰出手來對付中共和左派，以暫時妥協結束列強的紛爭，換取列強助其反共上台。可以說，這正是蔣介石作為「中派」（實為右派）政治家的特徵。

4

強者是誰？

蔣介石「清黨」、汪精衛「分共」，國共聯盟徹底破裂，共產黨人轉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推行瞿秋白代表陳獨秀為主要領導人。這樣，以蔣介石為統帥的國民黨為一方，以瞿秋白為統帥的共產黨為一方，在中國大地上壁壘森嚴，刀兵相見，展開了長達10年的拚死廝殺。中共中央先後發動南昌暴動、四省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及各地近百次武裝暴動，建立農村根據地，擴大武裝力量，實行土地革命，走上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這既是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是瞿秋白、蔣介石這一文一武兩個對立政治人物之間的較量。試看究竟誰是強者？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為挽救瀕危的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當時中共全黨公認的事實。但是，瞿秋白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的濃厚的詩人氣質，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風度，他的帶有某些學院色彩的理論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經常深入人民群眾才能獲得的實踐經驗——這些弱點和缺陷，使他擔負的領導工作特別是領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革命，顯然力不從心。他所犯的左傾盲動錯誤，與他的個人政治素質的缺陷不無關係。

當然，中共的左傾盲動不僅是瞿秋白的個人素質問題。它的根本原因在於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干預。在不承認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認定革命受挫原因只在於「右傾」，斷言「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維埃道路和目標」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的樂觀氛圍中，中共領導人有時不能不看著共產國際代表的臉色行事。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上不足一年，升而復降，退居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其間恰值斯大林「清黨」反右，中共批判清算陳獨秀。蘇共中央和王明一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製造「江浙同鄉會」冤案，乘機打擊瞿秋白，撤消其代表團團長職務。1930年夏，中共發生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三中全會處理此事。不久，瞿秋白又被共產國際和王明一夥從領導層中打掉。從此，他便去從事他夢寐以求的文學事業。他那準確、精鍊的俄文譯著，深厚、廣博的文藝理論，透闢、尖銳的時論雜文；他對文壇大局的洞察能力，對論敵鬥爭的靈活策略，以及他那文人、學者兼革命家的謙和、平易、機敏、多思的風度，都使比他大得多的魯迅讚嘆不已，把他引為同懷知己。然而，左傾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仍不放過瞿秋白，於1933年發動中共全黨批判瞿秋白，結果是把他驅趕到危機四伏的中央蘇區去。這一段坎坷曲折的經歷，使瞿秋白深切感受到共產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和革命前途的可慮。

蔣介石在「清黨」反共之後，定都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由寧波幫及其他幫派擴大而成的江浙財團此時已超越經濟範圍，進而插手政治，扶助其政治代表人物蔣介石登上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位子。蔣介石上台無疑代表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利益，但當他得到江浙財團和蔡元培的支持時，他又得到了資產階級及其民主派的支持，儼然以孫中山的信徒、三民主義的代表入主南京政權。雖然他在軍事上和政壇中屢受國民黨內眾多反對派的排斥和攻擊，兩次被迫下野。但是，反對派之間矛盾重重，推不出一位能夠取代蔣介石的領袖人物。下野、復職、再下野、再復職，名位雖有不同，但他作為國民黨黨政軍最高決策者和領導人的實際地位反而愈加鞏固。中原大戰結束后，地方實力派大部臣服，他便得以騰出手來「圍剿」被他視為「心腹之患」的中共紅軍了。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逐步上升的民族矛盾迫使中華民族在危機面前作出抉擇。按照共產國際方針行事的中共中央左傾領導層，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堅信「只有蘇維埃政府能夠領導中國的革命民眾，對帝國主義宣戰，而取得中國民族的自由和獨立！」工農蘇維埃所要打倒的蔣介石，這時卻堅守「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必欲首先消滅zhonggong及其紅軍。雙方几乎都斷言對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礙。當上海「一·二八」抗戰發生之際，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竟認為「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號召對日抗戰的十九路軍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斷言：要救上海和中國，只有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到1932年4月，中共江西、福建根據地確有大發展，湘鄂西和閩浙贛根據地也有相應的發展。但是，隨著國民黨寧粵雙方和解，國共力量更加懸殊。中共中央盲目堅持進攻策略和攻打中心城市的方針，招致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失敗，退往偏遠的川黔地區，中央根據地更加孤立。蔣介石無論是為了「統一中國」還是「攘外必先安內」，都必定集全力對中央根據地作最後一擊，以期完成其所謂「自強空間」和統一長江流域。1933年春、冬發生的馮玉祥察哈爾同盟軍和十九路軍福建事變，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都採取了損人害己的拆台政策，從而使中央蘇區完全暴露在蔣介石軍隊的攻擊下，使紅軍陷入徹底孤立的狀態。

除上述政治謀略的嚴重錯誤之外，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臨時中央在蘇維埃政策及軍事指導方針上都存在嚴重問題。他們盲目追求革命的徹底性，反對任何一種妥協和退讓。在蘇區地域銳減和勞力極缺的情況下，他們竟荒謬地提出「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同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口號，開展殘酷激烈的階級鬥爭，反覆查田、分田，一再打亂階級劃分，大批黨員幹部通過「肅反」被清洗，地主富農及所謂階級異己分子，或強制勞役，或驅逐出境，或就地處決，大批中農被劃為地主富農，造成人人自危。一般群眾也一再被舉借公債谷票、借糧徵兵所擾，農村男勞力大部抽空。這種竭澤而漁，殊求無已，生產不興，人心背離的局面，加拒之外友鄰，為叢驅雀，終至釀成失土的結局。1934年7月，中央蘇區已縮小到七縣，民心開始動搖，僅8、9兩月，棄械逃歸的士兵已有上萬人。博古、李德等中共中央決策者，在公開仍舊擺出一副準備死拼到底的架勢，實際上已在暗中策劃退出蘇區，準備向西突圍了。

就在此時，身患重病又為敵人熟知的瞿秋白，被倉皇西走的、為左傾集團把持的中共中央甩在了淪陷的贛閩地區，讓他聽任命運擺布實際是聽任蔣介石「圍剿」大軍的擺布。不久，瞿秋白即被蔣軍俘獲。他在長汀獄中，以非凡的勇氣和深刻的思索寫了引起後世揣測非議的《多餘的話》，又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擊破了軍統、中統特工的反覆勸降，於是就發生了本文開頭所述的慘痛的一幕。中共左傾集團藉助蔣介石的屠刀，從肉體上消滅了他們不放心的「同志」。

國共之間，在錯綜複雜漫長曲折的血與火的鬥爭中，究竟誰是強者？這一歷史懸念，已由歷史的發展進程所回答。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逐漸成熟，經過長期鬥爭，把曾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國民黨從大陸驅趕到台灣一隅。在創建新中國的勝利者的行列中，無疑應該有早已犧牲的瞿秋白的一席重要位置。26年後的1975年，即瞿秋白殉難40年後，蔣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反攻復國」之夢也隨之破滅。而在此時，瞿秋白竟在「文革」中被他生前的戰友們戴上「叛徒」的罪名，橫遭掘墓鞭屍之辱近10個年頭。直到1980年，他的名譽才得以恢復。

歷史竟是如此反覆，如此曲折。然而，歷史是不可以人為的逆轉的。這，又是歷史的公正。

①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1921年6月25日），《自反錄》第1集，1993年蔣介石自印，第513頁。
②蔣介石：《報國與思親》（1936年10月31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5卷，台北1985年版，第163頁。
③《國父全集》第3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台北1973年版，第355頁。
④《國父全集》第4冊，第1438頁。
⑤邱路：《孫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百年潮》1997年第6期。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0月版。《蔣介石致廖仲愷信》（1924年2月24日）。
⑥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83頁；第385頁；第434頁。
⑦同上，第433頁~434頁。
⑧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上海正中書局，1948年版，第301頁。
⑨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⑩《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