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原本的「弱者」舉起了殺人的屠刀，「社會結構性暴力」正在掀起底層的戾氣

　　慧超 思維補丁

　　



　　（一）

　　光天化日下，武漢武昌火車站殺人砍頭的極端惡性事件再一次地，刷新了公眾對於「聳人聽聞」這四個字的認知。

　　死者是一家炸醬麵館的店主，離異，帶著年幼的兒子在武漢靠這一爿小店謀生。慘劇的起因實在平常，據當時同在麵館吃飯的目擊者回憶：當時，有3個年輕人走進這家炸醬麵館，其中一人就是殺人者胡某，3個人顯然都不富裕，穿著面相一看就是打工仔，他們3個人都點了店裡面最便宜的「素寬粉」，這是一種只有麵湯和簡單調料的米粉，麵館的菜單標價僅需4塊錢，就可吃一碗。

　　吃完這碗「素寬粉」，3人準備結賬離開，卻被店主告知：「粉漲價了，5塊錢一碗」。很多地方的飯館春節之後都會對飯菜價格略有調整，所以行兇者胡某的另外兩名同伴並沒有過多質疑，而是準備掏錢結賬。但1塊錢之差，卻引來了胡某的質問：「你標價是4塊，我只給4塊」。

　　也許是當時心情不好，也許是覺得1塊錢的質疑過於可笑，亦或許，店主心中真的有些瞧不起因為1塊錢而詰問的胡某，至於具體什麼原因，我們已經很難得知了，總之，店主這樣回應道：

　　「我說幾塊錢一碗就幾塊錢，你吃得起就吃，吃不起你莫（不要）吃，你給老子滾。」

　　隨後，兩人發生更為劇烈的口角，瘦弱的胡某在赤手空拳的狀態下，被店主兩次掐住脖子，按在牆上。接下來的一切，則恍若地獄的一面折鏡，胡某一怒之下衝進廚房，舉著一把菜刀開始砍殺店主，在店裡，胡某先是砍傷了店主的胳膊和腿。店主惶恐之下，破門而逃，無奈倉惶間卻被絆倒，胡某顯然已經殺紅了眼，衝上去對著店主就是一頓亂砍。鮮血四濺，店主躺在地上已然沒有了呼吸的時候，胡某的瘋狂卻繼續上演，他舉起菜刀對準店主的脖子，一頓亂砍，然後將斬下來的頭顱，扔進了旁邊的垃圾桶裡面。

　　我看了那個垃圾桶的照片，應該是一隻泔水桶，就是平日里倒剩飯剩菜的垃圾桶。

　　之後，殺人兇手並未逃竄，他「冷靜」地將剛剛殺完人的菜刀，又放回了廚房，警察抓他的時候，他渾身是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滴，狀如惡魔。

　　兇手作案手法之殘忍，行為之暴戾，畫面之慘烈，緣起之微末，事件的每一個側面都在拷問著公眾的內心：就因為一塊錢，幾句口角，何以取人性命，又何以取人性命后，當街硬生生將死者的脖頸斬斷？這是有什麼深仇大恨么？

　　沒有。事實上，行兇者與被害人素昧平生，而整件事情，都發生的毫無徵兆。

　　於是，我們就發出了這樣的感嘆：這個社會的戾氣太重了，這個籠罩著戾氣的病態社會裡，行走著一群病入膏肓的人。

　　（二）

　　太陽底下並無新事。

　　如果你足夠關注社會新聞的話，你會發現，類似的惡性事件，從來就沒有杜絕過。它一直在發生，幾乎每一年，都會有那麼幾件可怖的惡性事件發生，所不同的是，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加恐怖，更加聳人聽聞。

　　顯然，中國的大部分民眾都愈發感覺到，社會的戾氣正愈發磅礴，在某些事實面前，它壓的我們所有人，喘不過氣來。官方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民眾心理的這一微妙變化，所以我們曾經舉國提倡「和諧社會」。此起彼伏的極端惡性暴力事件，已經嚴重動搖了民眾的心理安全，戾氣早已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人性先天並不自帶暴力的癖好，沒有那一個施虐狂是天生的——他一定是在童年和社會中經歷了什麼才變態如此。在社會心理學層面，一個令公眾感到驚悚的社會事件，只是某種社會刺激經過心理中介的行為結果。

　　正如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言：攻擊性是生命受阻的結果。他認為，人有自由生長，發揮其生命潛能，獲取社會認同和尊重的需要，一旦這種需要在某種層面遭遇扼殺，甚至是反覆扼殺，那麼一個人就會積蓄並展示他的破壞性。

　　顯然，層出不窮的社會惡性事件，已然不能全部冠以「個案」去解釋，將社會戾氣一股腦地全部推給「個案」，只會造成一種掩耳盜鈴的後果：戾氣的怒火將燒盡整個社會，燒死那些行兇者，也燒死你我。

　　我試圖從社會學和心理學層面，剖析一下：

　　為什麼，當下社會的戾氣愈發瀰漫？以至於已經讓我們看不清前路。

　　

　　（三）

　　一切社會事件都是心理事件在社會層面的反應。因此所有的暴力都具備這樣一個特徵：人被畸變成一種對外界進行惡意攻擊的「刺激—反應」心理機器，其行為背後是社會結構的系統性紊亂。一個人如果長期面對這種社會刺激造成的紊亂，他只會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壓抑自身，然後患上嚴重的精神病或抑鬱症；二是選擇發泄，而這種發泄常常以暴力的形式進行輸出。

　　因此，當一個社會對個體的心理和精神結構進行長期的、持續性的破壞，而恰巧這個人又沒有很好的發泄渠道去排解這種扭曲和紊亂，這個人就很容易變成一個畸形人，這個人的心理層面淤積著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心理炸彈」，當他某一天受到外界刺激時，他很可能就會啟動對社會進行報復的程序，暴力，只不過是一個扭曲的內心對社會的「自我報復」。

　　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劉漢黃，這個因為工傷只剩下一隻左手的殘疾人，在2009年衝進自己的公司，對3名台灣籍高管瘋狂砍殺，最終造成2死1傷。審判時，劉漢黃在法庭上聲嘶力竭地吶喊：「我已經兩次低頭了，他們（公司高管）為什麼還要對我苦苦相逼啊」？

　　我們似乎也不應該忘記鄭民生，這個潦倒的外科醫生，在2010年手持25公分的砍刀，衝進福建南平實驗小學，對手無寸鐵的小學生進行無差別的瘋狂砍殺，最終造成8名小學生慘死在校園裡，一位母親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孩子倒在了血泊之中，從此陰陽相隔。一名小學生被砍破了肚子，滿身是血地衝進傳達室喊了一句：「叔叔救我」之後倒在血泊中。而鄭民生的殺人理由很簡單，他殺人時口裡高喊著：「他們不讓我活，把我逼瘋了，我也不讓大家活。」

　　我們似乎還不應該忘記陳水總，這個數十年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窮苦人，在2013年廈門BRT公交車上引火自焚，最終造成47名無辜民眾死亡的極端惡性事件。他行兇前在微博上求助：「草民年紀已大工作又難找，數十年來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下，家無餘糧給草民果腹，絕望中冒昧向您求救，給條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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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社會學層面，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為它的正常運轉支付成本，一個良性社會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它和諧、友善、充滿尊重和包容。而反之，一個社會為它的運行支付的成本越高，越說明它的病態。

　　顯然，我們當下社會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並不低。社會的病態往往呈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階級的鴻溝愈發深不見底，社會各種資源呈現越來越不公平的態勢；二是這個社會的制度、結構和價值觀念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而這種問題將造成一種「社會結構性暴力」，你看不見它，摸不到它，但你走出學校，走出辦公室，在馬路上，在炸醬麵館，在醫院病房裡，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冰冷而巨大，令人無法忽視。而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去點開任何一條不幸新聞的評論，你能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社會結構性暴力，在某些群體的心理和價值觀層面，已經扭曲到什麼程度。

　　

　　不妨將之前貼過的幾張新聞評論的圖片，再貼一次：

　　

　　

　　

　　實際上，這次武昌火車站殺人事件的評論，你依然能見到類似的言論：

　　

　　

　　充滿戾氣，面對逝者，毫無關懷和同情。恨人有，笑人無，欺軟怕硬，仗勢欺人，嫌貧愛富，充滿歧視，充斥著不公平……

　　這些都是一條條的病因，它們一點點淤積在某些群體、某個個體的心裡，若有家人朋友幫忙排解尚可挽救，但總有一些自卑的、內向的、沉默寡言的人，選擇自己對抗——而他很容易被社會的譏諷打敗，並激怒。

　　顯然，弱者更容易面對生活的殘忍，底層民眾更經常面對「人性」的考驗。也可以說，真正的底層生活之所以恐怖，是因為貧窮、無助和絕望的情景更容易喚醒弱者人性中惡的一面。

　　人性的深處，決定我們總是習慣面對低於自己的人，表現的過於高傲，並在不經意間展現我們的譏諷——至少，在弱者的眼裡就是如此。

　　「社會結構性暴力」最終所造就的，就是一個「互害社會」。在扭曲的價值觀下，弱者和底層民眾得不到應有的機會和資源，同時遭受著不應該承受的譏諷和鄙夷。他們崇拜權利，渴望財富，堅信所有的美女給錢都能上，看到富人遭殃，他們心生歡喜，但隨便一個飯館老闆，都可以譏諷他：吃不起別吃，滾！很多時候，弱者沒有辦法聲張，他們要麼自己瘋掉變成精神病，要麼選擇去侵害更弱的人，比如手無寸鐵的人，比如貴族學校裡面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他要報復，他要「我過不好，你們也別想過好」。

　　

　　

　　互害社會，每一個人都成為潛在的受害者和受辱者。

　　

　　

　　（最後補充）

　　今天，武昌火車站殺人事件，終於開始被段子手調侃了：

　　「今天中午去常去的麵館吃面，買單時老闆收8塊錢。我就說了句：怎麼比武昌火車站的面還貴？！老闆一聽立馬只收3塊錢，還送了我一個蛋，嗯，社會本就應該如此和諧。」

　　

　　說真的，我覺得這樣的笑話，一點都不可笑，而且還令人反胃。

　　時代的淺薄就是從嬉戲死者開始的，社會的戾氣就是從譏諷弱者發酵的。

       社會的戾氣正愈發磅礴，在某些事實面前，它壓的我們所有人，喘不過氣來。官方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民眾心理的這一微妙變化，所以我們曾經舉國提倡「和諧社會」。此起彼伏的極端惡性暴力事件，已經嚴重動搖了民眾的心理安全，戾氣早已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人性先天並不自帶暴力的癖好，沒有那一個施虐狂是天生的——他一定是在童年和社會中經歷了什麼才變態如此。在社會心理學層面，一個令公眾感到驚悚的社會事件，只是某種社會刺激經過心理中介的行為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