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決不允許槍指揮黨」

　　

　　1973年中國發生可一件廣受海內外關注的大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此次調動在國際上引起諸多猜測。

　　中共的總體模式與思路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毛澤東看來，只能是「黨指揮槍」，絕不能是「槍指揮黨」。毛澤東曾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里出一切東西。」直到建國以後，毛澤東都一直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重大軍事問題都要向他報道，牢固掌握著軍權。

　　在國際大環境中，20世紀60年代起，中蘇領土糾紛升溫，並趨於白熱化。蘇聯不斷在邊境增兵，由70萬人增加到114萬人。1969年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后，毛澤東就提出「要準備打仗」，之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再次強調準備打仗的問題。毛澤東對戰爭爆發可能性的估計越來越嚴重，以致得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在毛澤東的這種判斷下，全軍進入緊急狀態，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

　　雖然毛澤東對國際環境判斷估計過於嚴重，但導致這次對調最直接的起因，還是林彪叛逃事件之後，防止後續出事，對與林彪關係緊密的人作切割。毛澤東獲悉許世友、韓先楚、李德生等多名軍隊高層領導人曾經給林彪寫過「效忠信」，大為震驚。對於曾經與林彪關係緊密的北京軍區領導班子，毛澤東也越來越不放心，於是準備調其它軍區司令到北京。此時毛澤東還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林彪掌權期間一直在江西的鄧小平，鄧小平不可能和林彪有密切關係。鄧小平還有足夠的威望和資歷能管得住李德生和陳錫聯——這兩人是軍隊的關鍵領導人，也都曾在鄧小平手下任職。

　　在一次聽取工作彙報中，毛澤東談到各大軍區司令員已久未調動的向題，問鄧小平怎麼辦？鄧小平稍作沉思，隨後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換了一下。毛澤東會心一笑，說道：「英雄所見略同。」

　　而在傅高義所作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中，毛澤東「考驗」鄧小平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據說，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澤東為了考驗王洪文和鄧小平，曾經問過他們，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王洪文說，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鄧小平深知各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力，他說，可能『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底各大軍區司令員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對調。」

　　

　　對調之八大軍區司令(上下對應)。左起，上：李德生、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下：陳錫聯、曾思玉、丁盛、皮定鈞。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在毛澤東書房兼會客室進行。毛澤東說：「我主張找各大軍區的人，找司令員來，議什麼事？要議軍。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

　　據原濟南軍區司令曾思玉等當事人回憶，毛澤東宣布完決定后各軍區司令員們沉默以對。毛澤東提議「各大軍區司令員不再兼省委書記，集中精力搞好軍隊工作」后，司令員們又一片沉默。毛澤東為促成此事，還提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毛澤東還宣布他請來了一位軍師——鄧小平，他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

　　對於此次中國軍界人事大調整，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羅茲曼認為，「這是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這一命令是中國地方軍事主義走向衰落的主要跡象。這次調動的規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傳統的勢力已經被打破。」

　　從文革之後軍隊介入地方，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和黨委書記，都由軍區司令員兼任。毛澤東在林彪事變之後的思路也是大量解放和起用文革中的老幹部，讓文革權力過分膨脹的軍隊退出地方領導崗位。這次調整，從對後世影響看，使地方上得以政權與軍權脫離，實現了「軍政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