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政策大討論：應避免「關公戰秦瓊」式辯論

　　北溟：學術辯論、政策辯論誠然可以促進認知，但前提是有正確的方法論和規則，這就是概念清楚，論題明確。

　　

　　北溟

　　【編者按】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之爭舉國關注，令人回想起兩年前由楊小凱追思會引發的大討論。（參見《楊小凱專題》）這場爭論不僅關於學術，也關於當下，更關於中國經濟向何處去。FT中文網近期組織專題討論，期待理性爭鳴。編輯事宜，聯繫jin.xu@ftchinese.com

　　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經濟學家最近關於「產業政策」的不同觀點，被一些媒體稱為「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辯論」，引起經濟界廣泛的關注。不過在筆者看來，兩位學者所談，其實是不同的問題，如果硬要放到一起理論，只會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局面，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並無益處。

　　張維迎教授的觀點，講的是產業發展中「前沿創新」的問題，也就是熊彼特和奈特理論抽象中沒有任何先例的「純粹的創新」。這種創新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的確是難以預見，不可計劃的。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類創新並不能涵蓋所有的創新活動，更不能覆蓋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全部活動。在很多領域，雖然最終的創新成果可能無法預知，但在某個方向上投入研發理論可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卻在很多時候是可以預期的。現實中的大部分研發活動，並不是完全無方向的自由探索，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計和計劃的。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並不能排除政府政策支持特定領域研發取得成果的有效性。實際上，美國的新能源產業、信息產業、生物產業以及航空航天產業等，都得到了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持。儘管美國人自己很少講產業政策，但只要我們看看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和預算報告，就不能否認美國實際存在著產業政策。

　　林毅夫教授的觀點，講的是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中運用產業政策的有效性。這種意義上的產業政策，很多時候與創新無關，而與學習有關。也就是說，由於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帶有普遍性的規律，特別是存在著主導產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逐步升級的現象，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依據這種規律，有意識地運用政府政策，促進產業升級，進而更快地提升收入水平。這個過程的核心內容並不是張維迎所講的創新，而是學習和移植。

　　對於後起國家來說，學習和移植是有門檻、有成本的，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因為工資水平低和國際投資及貿易就自然而然完成這一過程。從歷史經驗看，只有一部分比較有「上進心」、政府能力比較強的國家，才能通過實施公共政策較快完成這一過程。「二戰」以來，東亞經濟體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中表現突出，與政府主動運用產業政策是分不開的。這就是林毅夫所說的「有為政府和經濟發展」現象。

　　回到中國的實際來，究竟哪一種觀點適用於中國呢？筆者認為，在中國，兩種觀點都有各自適用的領域。這並不是「和稀泥」，而是因為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複雜構成和極度的不均衡。總體來說，中國仍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還處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技術學習和產業轉移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這個意義上，林毅夫教授的觀點總體上仍適合中國的國情。同時，在局部領域，中國的科技和產業發展已經走到世界前沿，已經面臨學無可學、只能自己創新的境地。在這些領域，張維迎教授的觀點是適用的。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后一種觀點的適用範圍會逐步擴大。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的產業政策制定，面臨一種相當複雜的局面。由於經濟體系的複雜性和不均衡性，單純依據學習追趕型戰略制定產業政策，有可能導致「一窩蜂」和產能過剩等資源配置失衡現象；單純依據原始創新戰略採取放任政策，有可能面臨大部分地區和人群增長緩慢的問題。合理的策略應該是根據不同領域的發展水平，採取不同的政策模式。但這又牽出另一個並非單純經濟性質的問題，這就是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國的政府體制下，中央層面的傾斜性產業政策往往變成「政治任務」，引發地方政府盲目投入，造成極大浪費和損害。同時，傾斜性產業政策伴隨的財政補貼，往往引發套利、賄賂等腐敗行為，損害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中國目前應採取一種有限度的、差異化的產業政策戰略。從中央政府層面來說，應該減少傾斜性產業政策，轉向支持創新和結構優化的普遍性、功能性產業政策；對於少數明顯的產業短板，如集成電路和航空發動機，可以採取一些特定支持措施。而在地方層次，特別是省以下層次，仍然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制定傾斜性產業政策，地區差異和區域間競爭，可以降低此前全國性產業政策的失衡風險。

　　最後應該強調的是，學術辯論、政策辯論誠然可以促進認知，但前提是有正確的方法論和規則，這就是概念清楚，論題明確，避免「關公戰秦瓊」式的交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