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中國，男人到底該不該承擔更多責任

　　為什麼「性別平等」不能真正解決我國現階段的性別問題？曦力

　　前沿：不可簡單化性別平等

　　用簡單的方式，顧名思義，「性別」就是兩性之間的差別。自從1903年《女界鍾》問世以來，一個多世紀里，不少人紛紛以「性別平等」為理想，做出了各種努力。他們認為性別平等就是要讓男女就業平等，機會平等，收入平等，要女性性解放，婚姻自由，等等。

　　然而很多年過去了，這一理想卻好像依舊遙不可及(相關數據可見《2015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同時，這樣的倡導在邏輯上似乎也有缺陷：這些單個的平等衡量標準似乎可以適用於多數的社會不平等範疇，比如階層、貧富、城鄉，那麼它們是否能輕談為「性別專屬」，或者說被作為理解和解決性別問題的根本途徑？對此我持質疑態度。

　　一定程度上，我認為將性別平等直接歸入社會諸多不平等之一的做法是一種男權視角下簡約機械的分類，缺乏對本土社會結構的深刻認識和對作為性別弱勢群體的女性的真正關懷。在這一問題上，我初淺的認識是，性別問題的關鍵些許還在「別」字上。而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討論如何理解性別的「差異」，卻希望由此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男女關係之根本是差異，有如蘋果與梨，何談平等？

　　下面我希望和你分享一下關於這一問題我的一些思考。我先簡要介紹非西方社會裡「性別平等」這一範式所不能涵蓋的性別公正機制，然後由二十世紀非西方世界總體的「不完全轉型」引入由諺語反映出的我國性別關係的現實，並簡析這一狀態形成的原因，指明在這樣的條件下提倡「性別平等」的局限性。文末提出我的建議：在這個大轉型的歷史時期，我們既不能在傳統的「男權社會」原地踏步，也不能不顧現實牽強附會地講男女平等。跳出這個框架，我們也許可以考慮諸如「男責社會」這樣的價值概念，以更好地服務於過渡階段的社會性別正義。

　　非西方社會裡「性別平等」所不能涵蓋的性別公正機制

　　非西方世界存在很多的男權社會。在穆斯林國家、非洲諸部落以及太平洋群島，我們都能看到各式各樣的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一夫多妻制是這些社會裡常見的一種婚姻制度；在經濟領域，以女性為主的內部勞作和以男性為主的外部儀式性交換也多見。以西方視角看來，這些現象很像「男女不平等」的表徵。但仔細閱讀民族志的記錄，我們會發現當地婦女常常否認自身被剝削或壓迫的狀態。

　　一開始，不少西方學者，比如馬克思主義女性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當地婦女的「錯誤意識」，即雖然她們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但由於沒有人去啟蒙，於是認識不到自己水深火熱的性別生態環境。這樣的認識在西方男性主導的人類學界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直到後來一些敏感睿智的女性主義人類學家提出，婦女們的否定不完全是由於她們混淆的意識，而是由於當地存在其他的性別公正機制。比如「責任」(Responsibility)就是一個重要辭彙。在一些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文化里，作為家長的「一夫」或者「一妻」需要承擔起對大家庭的責任，這也就是說，當這些家長在擁有更多的資源的同時，需要擔當起與之相匹配的義務。這裡的「匹配」也就是不同於西方的「平等」的另一種性別公正機制了。

　　在這個問題上，英國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瑪麗琳·斯特雷森於上個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在西太平洋美拉尼西亞海亘山區所做的人類學研究算是經典。通過對當地性別關係的田野觀察，斯特雷森提出，用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平等」概念去理解性別關係，其背後啟用的是西方文化及思想的預設，即，勞動異化論隱含的前提是人和自己的勞動成果是完全分離的，而人必須佔有自己的勞動成果才沒有剝削。但這樣的前提不適用於海亘山區的經濟生活。

　　在這裡，勞動產品一直沒有從勞動者自身完全脫離出去，而是作為生產者，包括男女，的一部分在交換圈中流通。因此，隨著產品在流通中產生了更多的社會關係，生產者也隨之建立了更豐富的社會連接。同時，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外部儀式交換中，女性的勞動是作為不在場的存在而存在的，其價值會在外部交換所得回歸家庭內部時得以實現，而作為整體的公私領域生產交換循環圈也就此得以完成。這樣的一個經濟活動系統，更準確地說可能是一個「社會性系統」。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女性在這樣的系統中受到了剝削。

　　在中國傳統男權文化依然延續

　　「自由」與「平等」這樣的辭彙可能是上個世紀西方的文化輸出中最家喻戶曉的概念了。這樣的概念與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相關。

　　英國工業革命前後的社會狀況發育出了相對極端的「個人主義」社會。這裡的「個人」大體上指一個從生計到行為到興趣愛好都自我負責的個體，因此，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成就及過失的負責。二十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先後進入了形形色色的以英美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時空變更，各種路徑都或多或少地有別於原發國。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時期，由於自由平等這樣的概念成為了唯一至高的「現代化」的表徵符號，人們紛紛以各種形式表達著對這一價值的追求。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的很多研究表明，雖然人們的職業技能有所提高，收入水平漸漲，個人空間增大，但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實踐邏輯仍然是對以親屬系統為中心的等級結構的體現。

　　在這樣的狀態下，不論是等級之上還是之下的個人也許更多地可以用法國人類學家路易·杜蒙基於對印度的研究所提出的「階層人」這一概念去思考：個人之間相互牽連的程度很高，不同層面的人繼續被賦予不同的道德標準，比如在性別問題上被女權主義者常常抗議的「男女雙重標準」。這些都區別於西方的「平面個人」的概念。既然不同文化里關於「個人」的實踐邏輯依舊相異，那麼各自對於「人」的理想狀態的認識可能也不好簡單的一概而論。因此時至今日，我們看到不少人感嘆，山還是那座山，河還是那條河，高山流水依舊還是那個秩序。

　　那麼實踐中我國近幾十年的性別關係是怎樣的呢？這裡我想順帶提及人類學對於各文化里的諺語，或曰民間段子的關注。人類學一直關注那些常被認為是「抬不上桌面」的說法，因為這些「說法」常常是各個時代的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最真實感受的表達。

　　打個比方，一個生活在一片草坪邊上的人，每天遇到的問題常常不是草坪的完美無瑕，而是如何對付裡面暗藏的害蟲和狗屎，換言之，草坪是他生活的土壤，是他每天對面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幅供他欣賞的風景畫。而諺語段子常常便是人們對草坪里的狗屎的自嘲。而人類學關注的恰恰就是真實生活的本身，這也是這個學科對平常人平常生活的關懷。關於性別關係，最近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廣泛流傳著一些說法，比如，「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才有錢」，「男人通過權力征服世界，女人通過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等等。這些說法能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現實？我想，至少可以反映出，性別關係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同時，傳統男權文化也繼續在享受著它的現代生活。

　　放眼世界各地的轉型現狀，這樣的「文化慣性」現象並不是我國所獨有，實踐價值的改變在文化同質性相對高的社會通常需要更長的時間。而我國所特有的似乎是文化慣性與經濟快速增長並存的狀態，人們於是產生了文化構建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的生活體驗。

　　為何說隱蔽的男權社會更糟？

　　

　　由於二十世紀西方霸權的建立，「自由平等」作為進步的符號匆匆地進入了其它地區的性別系統，這使得原本的男權社會產生了我稱之為「男權」的文化背景加上「自由平等」的表層塗料這樣一種混合狀態。

　　舉一個例子，建國后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將其作為對「男女平等」這一新的「理想型」的法制及文化表達。然而，新的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建立，但對文化的實踐不會在任何一個歷史節點突然中止。制度與文化不是同日而語的。這就造成了制度的斷裂與文化的延續並存的狀態。其結果是作為「合法」的一夫一妻製成為了表象和道德高點，而與之不相容的傳統男權文化里的諸多價值被遮蔽到實踐領域並成為道德低點。人們因此也就痛苦地掙扎於這兩者的間隙里，被拋起，摔下，碾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這方面的諸多現象基本證實了這一理論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說，隱蔽的傳統男權社會價值的延續與號稱理想的性別平等這一口號的並存比單一的傳統男權狀態更糟：自相矛盾的社會符號使得很多人不得不在實踐中說一套做一套，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迷失。而這又加劇了社會的內部張力和讓人們茫然的在追求平等自由道路上所產生的相反體驗---不幸福感。

　　因此，在這樣一個從觀念到資源結構都存在著錯綜複雜的不平等的社會，要一步到位說性別平等女性獨立，常常會流於表面文章。有的女性主義學者尖銳地指出，在轉型社會作這樣的倡導，與其說是對女性的關懷，不如說是倡導者對自身道德高度的炫耀。

　　縱觀歷史記錄，在一個男權社會因為性別結構而受益的女性，常常並不是那些真正實踐性別平等的女性，而多是以服務於男性需求為代價的。用西方女權主義的話語來說，在社會性別失衡的狀態下，男性主導公領域和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公領域侵蝕私領域，同時社會的諸多二元等級都顯示出更明顯的性別分化，女性的主體性也因此失去了得以發育的土壤。於是，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得不選擇臣服於「次級狀態」，在第二級空間里享受剩餘的自由，於是失衡的性別關係得以固化和惡化，這對於人類整體的發展是一個極大的障礙。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越來越多的主流社會科學學者開始關注性別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最近來華時就提出，性別問題是全球，包括中國，發展議題中的一個瓶頸問題。

　　性別平等過渡階段的「男責社會」

　　我始終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才能建立一個真正對女性，或者說對男女，友善的社會環境。人類學家對於地球上存在的各種文化里的性別關係的考察也是希望通過實證比較而獲得取長補短的洞見。這樣一個宏偉的目標不是簡單的作為理想型的「性別平等」所能一蹴而就的。

　　我認為一個可以嘗試的途徑是讓現代制度服務於傳統內化價值里的精華。具體而言，在男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等級結構沒有得到基本改變的情況下，與其要求作為一個部分的性別關係的平等，不如先直面男性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這一現實；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提倡一種等級社會轉型時期的性別公正價值。我認為鼓勵等級之上的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並將此作為社會崇尚的價值是一個可能的有效途徑。這不一定指男性，但在男權社會的性別問題上，常常實際上多指男性。據此我想提出一個「男責社會」的概念，用責任感這一內化價值指導實踐，讓強勢群體的社會擔當匹配其佔有優勢資源的狀態。

　　在儒家文化主導的中國社會裡提這一概念，絕不是簡單的「復古主義」。在政治哲學里，「責任」既是對「他者」的關懷，也是對個人意志力的錘鍊。它不同於作為外部規範的社會道德，而更多的是指人類自身存在的一種平衡自我和他者以及獲得和給予的認知能力。對這樣的一種認知能力的體現和由此而產生的正向互惠交往應該是人類對自身「平庸的惡」的拯救的一個重要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各個主要信仰是相通的。而對於現代社會而言，強勢群體承擔責任的方式也有更多的選擇，比如法律便是對公共責任和個人自由的一個重要平衡機制，在德國的一些州有這樣的規定：對於離異夫妻，若女方沒有工作，男方需要繼續承擔女方及小孩的費用直到女方再婚。

　　綜上所述，我認為文化轉型和新價值建立是現在以及將來中國社會所要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文化轉型不能靠簡單照搬西方概念，也不能一味抵制，因為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早已成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了。我們需要直面現實來思考切實可行的方案。對於性別問題而言，我認為「責任」可能是一個比「自由」更具有弱勢關懷感的概念，而「男責社會」也許是通向男女平等這一理想的一個必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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