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記者用鏡頭記錄的六四

轉載：紐約時報中文網



　　香港出生的美藉攝影師劉香成因為在俄羅斯拍攝了一起未遂政變而和他人共享了1992年的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他現居北京。在那裡，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組織攝影展和編輯中國歷史照片書籍了。他在中國拍攝的照片，本身就是一個檔案庫，記錄了自毛澤東逝世后，中國發生的驚人變化。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為《時代》周刊(Time)和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拍攝的圖片已收錄成集，名為《毛澤東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Mao)。

　　不過，他的中國職業經歷中最緊張的時刻，出現在他後來接受的美聯社的一個任務里，彼時他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的目擊者。那年的6月3日和4日，他就在北京，當時，鄧小平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槍殺了數百名，也許是數千名平民。

　　他的家庭辦公室位於那場暴力活動的中心以北不到一英里（約1.6公里）處。劉香成在牆上掛著那段時期拍攝的兩幅標誌性作品，一幅是一對年輕男女坐在立交橋下的自行車上，橋上是滾動的坦克，這幅作品是劉香成在殺戮后的第二天拍攝的；另一幅作品是「坦克人」，他是劉香成的同事傑夫·懷德納(Jeff Widener)於同日從北京貴賓樓飯店往外拍攝所得的。在一次採訪中，劉香成討論了1989年春天時，他在北京的工作情況。以下為採訪節選：

　　問：當天安門抗議開始掀起時，你正在美聯社駐首爾分社。美聯社派你回到北京。你的印象是什麼，你有沒有任何事情可能會演變成一出悲劇的感覺，就像後來發生的那樣？

　　答：當我看到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紮營的消息，我就想起了1978年那場短暫的民主牆運動。1989年，北京出現了類似的場景，不過人群的聚集規模比十年前要大得多。我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的員工決定加入長安街的集會隊伍感到驚訝。

　　拍攝這些事件和報道民主牆的過程類似，報道民主牆時，我會每天查看牆上是否貼出了的新的大字報——當時的大字報貼在長安街西邊一座公交總站旁的圍牆上。1989年5月中旬回京后，我每天都會去幾趟天安門廣場，拍攝大體上一片和平的學生集會，他們住在廣場上已被徵用的公交車裡。在那裡下麵條、煮餃子，唱歌跳舞打發時光。學生們互相摘抄彼此的詩作，這些詩作都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有時，學生們會打出標語，要求中國普及類似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的權利。

　　這些場景讓我回想起毛澤東1976年逝世不久后的那段時期，當時處處都是開放的新氛圍，中外學生結伴在圓明園遺址公園遊玩，幾乎就像是迷你版的中國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把「民主女神像」放到天安門廣場正對毛澤東官方肖像的位置之前，我從未想過，此事會演變成暴力事件。

　　問：美聯社是如何進行圖片報道的？在6月3日暴力事件開始之前，最讓攝影師激動的場景是什麼?

　　答：我們有幾個攝影師一起報道這一事件：東京分社的Sadayuki Mikami（貞行三上，音譯），駐北京的攝影師馬克·埃弗里(Mark Avery)，來自曼谷的傑夫·懷德納(Jeff Widener)，以及我自己。最後，香港的余偉建(Vincent Yu)也加入了我們。駐東京的亞洲攝影編輯吉姆·帕爾默(Jim Palmer)指揮我們進行報道。民主女神像揭幕之後，帕爾默像很多西方攝影師一樣，決定回去。我卻覺得還不是離開的時候，根據我的經驗，中國最終會移除這尊象徵法國大革命的雕像。畢竟毛澤東和天安門廣場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標誌，與之不甚匹配。報刊記者當時忙著報道軍隊遭到工人及北京居民阻攔的消息，而攝影師則在拍攝學生們的生活和活動場景，以及軍隊的行動。帕爾默啟程回東京后，紐約的攝影主編哈爾·比爾(Hal Buell)打電話來，讓我接管編輯事宜。我說，我寧願繼續拍照。他說我可以同時做這兩件事。

　　問：在那段日子裡，作為一個美國新聞機構的攝影師，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答：我和余偉建都是華裔，宣布進行戒嚴時，我們特別危險。雖然我們可以混在人群中，但我們帶著照相機，非常顯眼。我還記得主幹道上手持AK-47衝鋒槍站崗的解放軍士兵盯著我看的場景。

　　問：關於屠殺發生的那天夜晚，讓你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

　　答：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清晨南池子街道附近的長安街上的槍聲。我聽到了幾輪槍聲。我當時在北京飯店外，但距離太遠，看不到實際的射擊情景。隆隆的槍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看到行人跪在地上，乞求三輪車夫去接受傷人員的時候，我決定跟他們同行。我跟著三輪車，一手把著自行車的車把，另一隻手舉著照相機，給那些被緊急送往附近的北京協和醫院的受害者拍照。

　　問：你的同事傑夫·懷德納從北京飯店拍到坦克人的照片時，你正在美聯社分社幫助管理圖片報道。那張照片是怎樣從北京飯店轉送出來發到全世界的呢？紐約的編輯們看到那張照片時，是什麼反應？

　　答：美聯社紐約總部當時發給我們一條信息，要一張天安門廣場「翌日早上」的圖片。我當時值班，負責編輯和發照片。因為我們分社就在北京飯店附近，北京飯店是觀看天安門廣場的最佳地點，我就讓傑夫·懷德納搭一輛自行車去飯店。傑夫當天上午晚些時候給我打電話說，他覺得他捕捉到了一個畫面，是一個男子站在一排坦克車前。他說，他對照片是否清晰沒有把握。我讓他把膠捲從相機里取出來，找個外國留學生跑腿給我送過來。當一個扎著馬尾辮的美國學生拿著一個美聯社的信封出現在我們分社時，我們立即沖洗了膠捲。接下來的你們都知道了。

　　我剛把那張照片發出去，多倫多報紙《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的黃明珍(Jan Wong)就從北京飯店給我打來電話。她說，「劉，坦克正在往你那邊開。」我馬上就衝到建國門外交公寓的樓頂，我以前在1970年代住在北京時對這座公寓很熟悉。我爬上樓頂剛喘過氣來，就看見坦克在二環路的橋上掉頭。就在那個時刻，我看到一對男女坐在自行車上躲在橋下，就把那個畫面拍了下來。

　　我趕緊回到辦公室發了這張照片。第二天，美聯社社長路易斯·博卡迪(Lou Boccardi)為這兩張照片給我們發來電報說：「謝謝你們，昨天美聯社擁有整個世界」，或是一句差不多的話。如今我們知道，實際上有4、5位攝影師拍到了坦克人的照片。美聯社的那張以及躲在坦克下的一對男女的照片是最先發出去的、極具有象徵意義的照片，它們被傳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新聞編輯室里。

　　問：你能給我們說說其他幾張你認為最能反映那些事件的照片嗎？

　　答：巴黎西格瑪圖片社(Sygma Photo Agency)的雅克·郎之萬(Jacques Langevin)捕捉到了天安門廣場裡面情況的最佳畫面，他用一系列照片展示了當時的騷動和混亂。一個匿名的中國攝影師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畫面，上面是躺在長安大街上的學生、旁邊是扭曲的自行車。這張照片刻畫了那次事件。

　　問：共產黨封鎖這些照片的努力效果如何？

　　答：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一方面來說，似乎很有效。但當有人在趙紫陽（曾任國家領導人的趙紫陽因對抗議人群態度過於寬容而被清除）去世後去他家悼念時，一個得到承認的事情是，受過教育的人對1989年鎮壓時發生了什麼還是很清楚的。當他們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來公開討論或挑戰事件的官方版本時，中國人有以某種方式表達的能力。很多中國攝影師私下都給我看過他們在1989年5月和6月期間拍下的照片。

　　問：你認為中國社會的這種歷史遺忘症會不會在某個時間導致更多這類照片重新出現，比如更年輕的審查員不知道這些照片的意義？2008年，《新京報》對你做專訪后，因為發了一張你拍攝的照片而惹了麻煩，在那張照片上，三輪車師傅在轉運6月4日被士兵開槍打傷的年輕人。

　　答：自從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些決定命運的日子的報道以後，很快就25周年了。我沒有把那張具體的照片提供給《新京報》。那個圖片編輯太年輕，他對1989年事件知道得很少，他用我給他的照片設計了採訪的版面。當他發現有一處空白需要填補時，他上了網，找到了我拍的另一張照片，他把那張照片放到報紙上，也許認為拍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時的受傷者。我沒有機會單獨見到他，從而不能更多地了解他是如何做出那個決定的。中國需要面對新中國1949年以來歷史的很多方面，不只是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