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指責陳獨秀：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

　　陳獨秀與毛澤東曾經是師生，是同志，后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毛澤東早年為何會近乎狂熱地崇拜陳獨秀？后又為何與其分道揚鑣？這是一個耐人尋味而又值得探討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後期毛澤東對陳獨秀的狂熱崇拜及其原因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后改名《新青年》)，並親自擔任主筆。在發表於該雜誌的第1卷第1號的《敬告青年》一文，他開宗明義向當時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宣稱「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希望青年人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並以此「自覺而奮鬥」改造社會。陳獨秀等人以《新青年》雜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號召青年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廣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促成了民國初年的一次思想解放大潮，同時也為辛亥革命進行了必要的補課和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上充分的準備。

　　《新青年》創刊后不久，經楊昌濟介紹，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的毛澤東等人便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並深受其影響。毛澤東的好友張昆弟在 1917年9月的日記中記錄下了青年毛澤東與朋友的的一次談話，毛澤東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依舊毫不吝惜地對陳獨秀予以高度的評價，他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1919年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認為研究室與監獄是人類文明的兩大發源地。他所希望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一語，更是成為當時青年的座右銘。在《研究室與監獄》發表3天之後的11日晚上，陳獨秀因散發旨在反對北洋軍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遭逮捕入獄，以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的承諾。隨後，毛澤東便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意義》，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並宣稱「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在文末，毛澤東近乎狂熱地喊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青年時期的毛澤東為何會如此近乎狂熱地崇拜陳獨秀呢？這固然與陳獨秀獨特的個人魅力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源自於毛澤東與陳獨秀兩個人對於「衝決網羅精神」的推崇，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社會現狀的思考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晚清時期，譚嗣同在其《仁學》一書中便提出了「衝決網羅」思想，以此抨擊封建專制，反對封建綱常名教的倫理道德，主張婦女解放、人民應該擁有選舉罷免君主等諸多權利。民國建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延續了衝決網羅的思潮，強調以個人的奮鬥衝擊封建綱常網羅的束縛。陳獨秀認為青年人應該積極戰勝惡的社會，而不應該為社會之惡所屈服，亦不可逃避現實。1919年11月14日，長沙趙五貞女士因不滿父母的包辦婚姻，於出嫁當日用剃刀在花轎內自殺，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毛澤東就此事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鍾》上連續發表十篇文章，認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境所決定」，並指出「假使這三件中(指趙所處之環境—引者注)有一件不是鐵網，或鐵網而是開放的，趙女士決不至死」。這種「衝決網羅」的精神——或可視為毛澤東鬥爭哲學的萌芽——是毛澤東與陳獨秀兩個人精神上的共通之處，也是青年毛澤東崇拜新文化運動領導人陳獨秀的思想根源。

　　當然，更為重要是，兩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崇與信仰。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以及五四運動的刺激，陳獨秀已經不滿足於對抽象的「民主」與「科學」 的追求，而轉變為對具體的俄國式革命的嚮往，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演變為共產主義的追隨者。幾乎在同一時期，毛澤東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回憶建黨初期的經歷，他說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正是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大革命前後兩人的合作與分歧

　　1919年毛澤東等湖南學生創辦《湘江評論》刊物后，以此為陣地宣揚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動了旨在擺脫湖南軍閥統治的「驅張運動」的開展，並在年末轟動一時的趙女士自殺事件中抨擊封建禮教制度。這一切均受到陳獨秀的關注，1920年1月初，陳獨秀髮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對於湖南青年學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說「我們奮鬥不過的精神，已漸漸在一班可愛的青年身上復活了」。1920年11月，毛澤東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組織。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周刊……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信鼓勵。」

　　中共成立之後，毛澤東的才幹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績深受總書記陳獨秀的欣賞。1921年12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東和湖南黨組織通過湖南勞工會、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發動一萬多名工人和群眾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太平洋會議的示威遊行。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黨組織所取得的工作成績多次受到陳獨秀的表揚。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獨表揚了湖南，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根據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責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從此，毛澤東作為陳獨秀的重要助手，與之共同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們順應了歷史潮流，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積極推動國共合作的實現。根據黨的「三大」制定的路線、方針和形勢的要求，他們代表黨中央聯名發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號(1924年)等文件。

　　第一次國共合作后，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后。同時在中共黨內，他主要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湖南農民的經驗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該文章里表示的意見，並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稱 「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高潮。」

　　在該時期，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問題。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基於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十分重視農民運動，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而陳獨秀對中國國情相對比較隔膜，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時隔十餘年後，毛澤東對此事依舊耿耿於懷，「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2.國共合作問題。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的時候，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報告中，依舊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主張退讓，導致大革命功虧一簣。對於此事，毛澤東認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3.領導作風問題。陳獨秀在他的政治行為中表現出了自信甚至自負的一面，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甚至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不免傷害到同志的自尊心。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是這麼指責陳獨秀的：「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綜上所述，毛澤東與陳獨秀他們之間關係的演變，與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式和命運密切相關。兩個人起點相近，繼承了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衝決網羅」的精神，不滿於社會現狀，力圖改造中國社會。在陳獨秀的帶動下，毛澤東與其幾乎同時成了共產主義者。開始，他們因思想相近、目標相同而成為師生，進而又成為同志；但後來又因為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差異和對鬥爭策略選擇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兩人命運的迥然不同，也暗示我們只有正確把握社會的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否則，只會成為歷史的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