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沒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 居然是中國

唯一沒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 居然是中國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接受了新浪財經的專訪。林毅夫表示，我們過去在發展過程當中，政府有不少干預，我們能夠取得這麼長時間的快速發展，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應該講說，我們政府大部分的干預還是正確的。
　　林毅夫進而指出，當然也有改善的空間，更何況我們經濟還不斷在發展，挑戰在不斷變化，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也必須要去研究，去研究政府應該在什麼狀況下做什麼事情。不能因為說政府過去曾經有一些失誤，就把嬰兒跟嬰兒的水一起倒掉。
　　以下是原文：
　　在卸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后，林毅夫回歸北大擔任北大國發院的名譽院長，重新做回了一名「教書匠」。因為一直以來對中國經濟的唱好，他成為了許多人眼裡的「官方經濟學家」，政治情商讓這位學者受到了不少質疑。
　　不過，他對此卻坦然無比。「我並不追求外面人對我的評價，因為我最關心的還是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經濟和現代化，凡是能夠推動這方面的事，我應該是義不容辭的。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從世行歸來后，林毅夫更加強調對政府作用的認識，這也在學界引起了不少討論和爭議。他一方面溫和回應，另一方面也仍然堅持從社會經濟的現實來形成自己的觀點。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博士，他深知西方教材上的理論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理論都是刻舟求劍，我並不是簡單地從書里來形成我的認識，我是從社會經濟的現實來認識這些問題。每一次碰到問題時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初生的嬰兒一樣重新來看這個世界，這樣形成的觀點會更加準確。」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聽說在您朗潤園的辦公室牆上掛著《曹全碑》的書法長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林毅夫：那個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修朗潤園的時候，在天花板上面發現了一些文物，修好了以後就把那些漂亮的文物放在辦公室里，當然它的內容我也挺喜歡的。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喜歡哪一點？
　　林毅夫：主要講說我們要治國理政，推動國家的發展，必須建立制度、必須按照規律來辦事。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其實外界對您有一些質疑，您給政府提了很多意見，他們覺得您是政府的代言人，說您的政治情商很高，我不知道您自己怎麼看待這些？
　　林毅夫：我倒是從來沒有往這方面去想，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當然都是國家的現代化，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時候我們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你看到社會有這些問題，你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就必須了解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以及在當前的條件之下能做的是什麼。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提出了政策建議應該是，不僅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而且可以給我們未來的發展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對我個人來講，我一直是抱著這種態度。當然我們的政府，我覺得非常的幸運，他們也是要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也是要解決當前的問題，也是要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當中，因為機率是相融的嘛，包括我們經濟學家，思想文化，我想我提出這些政策建議有幸不少變成了國家的政策。
　　外面的這種評論，因為我並不是去追求外面人到底說我是好還是不好，因為我關心的最重要的還是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現代化，凡是能夠推動這方面的事，我應該是義不容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嘛。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有人覺得您是在朝的經濟學家，而另一些是在野的經濟學家。有人說您比較孤獨，會有這種感覺嗎？
　　林毅夫：我想是這樣的，這個也是別人的評價，不是我自己的評價，我從來也沒有覺得我是在朝，我從來也沒有覺得我是在野，因為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國家興旺匹夫有責嘛，解決那些問題，貢獻智慧，是中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本分，不管你是在朝、在野，就像范仲淹講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就是追求的，我想無所謂在朝、在野。
　　當然說我有很多輿論判斷，提出的時候經常跟主流的判斷不一樣，在國內是這樣子，在國際上也是這樣子。在國內的時候，比如說我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當中的怎樣能夠維持穩定的快速發展，我提出了建議，跟主流輿論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不太一樣。我倒是建議他們以後，對當時的資產國際金融危機，它產生的原因，它會持續多長時間，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跟當時主流的看法也不一樣。
　　我在《從西潮到東風》這本書裡面，有很多詳細的這種記載跟論述。但我比較高興的是說，我的觀點提出的時候是說，我的觀點提出的時候，開始的時候都是不管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但是我比較高興的是，我那些觀點逐漸的變成社會上大家共識的認識，然後推動解決問題，好像也大部分都是沿著這個那個方向去走。
　　要像初生的嬰兒一樣重新看這個世界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20年前您在《中國的奇迹》里預言中國在2015年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時提出的時候有很多人覺得是天方夜譚，但是現在已經被證實了。我看到您在這本新書裡面也說，經濟學家搞研究就像瞎子摸象，您自己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您覺得自己的底氣在哪裡，您會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嗎？
　　林毅夫：我想主要的底氣就是說，我並不是簡單的從書裡面來形成我的認識，我是從我們社會經濟的現實來認識這些問題，因為理論都是刻舟求劍，它都是對過去的社會經濟現象沒有產生原因的那種認識，但社會經濟學都是不斷在變的。
　　所謂要真正解決我們社會的經濟問題，要了解到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有什麼差異，由於這個差異的存在我們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它是快速在發展的，條件也是不斷在變化。
　　這種狀況之下，你要了解中國的問題，甚至不能根據自己過去形成的理論，每次在認識一個社會經濟現象的時候，在《本體與常無》那本書裡面我強調一個觀點，每一次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最好的方式都是像初生的嬰兒一樣重新來看這個世界，這樣形成的可能是比較準確的。
　　比較幸運的就是說，我按照這種方式來認識中國的問題，過去這20多年來似乎比較好的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的脈動，我的分析在當時算是被認為是少數派，但是後來這些是被證明的，社會發展基本按照我當時的分析在發展，解決這些問題到最後是跟我提出當中的這種想法是一致的。
　　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正確的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我看您一直強調對政府作用的認識，但是現在有很多老師他們覺得中國經濟有一個比較大問題就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想問一下您對政府作用的看法。
　　林毅夫：對經濟發展本身的認識，因為經濟發展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必須技術不斷創新，也必須產業不斷升級，一個發展中國家它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那麼它所在的產業一定要符合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你要符合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你要有市場競爭才能夠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而且這個競爭的壓力才會讓企業家去不斷的改進技術、改進管理、改進生產，那麼市場當然很重要。
　　但是經濟發展本身又是一個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技術不斷創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也伴隨著要面臨更多的挑戰，他失敗的成本都是他自己付的，跟其他人講的時候，這個方向不對。如果他成功了，後面的跟隨者就會來了，然後競爭就出現了，他不會有壟斷利潤。
　　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存在，在發達國家也存在，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是可以給專利，讓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如果他成功會有比較高的回報。可是我們發展中國家，因為大部分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是在國際的技術跟產業鏈的內部來做的，所以很難給專利，但是這種對創新者的這種鼓勵、這種激勵是需要的，這方面當然需要政府來做。
　　不僅這這樣的，如果你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他實際上產業升級的時候，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而法律環境必須相應的不斷的改進，這些都不是一個企業家自己能做的，必須有的是一批企業家共同來做。
　　但是有時候企業家也不願意去做，比如說法律改進不能靠企業家，整個金融的制度安排的改進，也不能簡單的靠企業家，在這種狀況之下你就必須有政府去協調企業家，或者是有政府自己來提供這些硬體的這種改善，或者是軟的制度的完善。所以經濟發展本身，一方面需要有市場，第二方面，也需要有有為的政府。
　　我們過去在發展過程當中，政府有不少干預，我們能夠取得這麼長時間的快速發展，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應該講說，我們政府大部分的干預還是正確的，但是在大部分的干預是正確的狀況之下，當然也有改善的空間，更何況我們經濟還不斷在發展，挑戰在不斷變化，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也必須要去研究，去研究政府應該在什麼狀況下做什麼事情。不能因為說政府過去曾經有一些失誤，就把嬰兒跟嬰兒的水一起倒掉。
　　美國應加入亞投行中國應加入TPP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我看您之前提到過說，中國應該加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美國應該加入亞投行，您之前也在世行工作過，您覺得亞投行的成立，是不是會對以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銀行，包括亞洲發展銀行，造成競爭關係，或者說改變整個全球金融格局？
　　林毅夫：這個主要是互補，因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或者其他國際發展機構，他們的主要目的都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現在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瓶頸現實就是基礎設施不足，到處是瓶頸。這樣的狀況之下，能夠有多點資源來貢獻於瓶頸的解除，應該是大家都應該歡迎的。
　　尤其在亞洲地區，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地區的經濟設施的欠賬是8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必須投入8千億美元，但是世界銀行跟亞洲開發銀行能貢獻的資金，連這個的5%都達不到，所以由亞投行可以動員更多的資金，對於現在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他們所追求的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目標是共同的嘛，既然是共同的，我們當然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機構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美國如果真的關心亞洲國家的發展，他應該贊成這個倡議，應該加入亞投行。另外TPP，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體，中國是環太平洋這些國家，不是第一大貿易夥伴，就是第二大貿易夥伴，TPP如果沒有中國參加，真的就不是說環太平洋的貿易協議了，所以我認為美國應該歡迎中國加入這個 TPP。
　　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保持7%的增長率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您之前說覺得中國經濟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可能現在的經濟情況沒有達到這個潛力，您覺得沒有達到潛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林毅夫：最主要的就是說，我們面對的國際環境相對不好，因為短期來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嘛，一個是出口，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因為發達國家還沒有完全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當中復甦，所以發達國家它的增長相對疲軟，我們的出口就會相對少，這個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輛馬車就跑慢了。
　　

第二個是投資，大家知道在2008年的時候，當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重新重起來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採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支持投資，現在那些項目經過 5年、6年大部分建成了，如果沒有新的項目投進去的話，那當然這個投資的增長率又會下滑，這隻能靠消費。我們消費也還相對來講是比較旺盛的，所以我們可以保持去年7.4的增長。

　　我相信即使在外部條件相對不利的狀況，利用我們有好的投資機會，跟我們有好的投資資源的話，我相信保持7%左右，實際實現稍微高一點的增長率，完全是有可能的。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有一個最近大家比較好奇又關心的問題，就是最近股市很熱，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似乎沒有想象那麼好，包括一季度的數字也是比較一般，大家都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為什麼中國股市跟中國經濟似乎從來沒有什麼關係？

　　林毅夫：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是有前提的，它是從長期來看，股市它的價格高低，應該取決於你企業的競爭能力這個經濟發展的情形，但短期來講會有其他很多在基本經濟面因素的影響，所以短期這種股市的漲跌，跟長期的經濟應該講起來它並不是高度相關的。對中國的經濟我想長期我們是看好的，但短期它的一個上下波動也是正常的。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IMF發布報告稱，中國現在已經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您之前在《中國的奇迹》這本書裡面也有討論過收入分配的問題，您覺得中國收入不均的情況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林毅夫：我想這個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這裡面首先必須了解我們快速發展過程當中怎麼收入分配差距變得越大。總的來講，每個人的收入、生活水平都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差距很大，這是事實。

　　它背後的原因我想就是，我們在轉型過程當中有很多扭曲造成的這種租金，然後誰能夠得到這些廉價的金融或者控制資源的要素，或者是能夠進入壟斷行業，它馬上就能夠獲得很高的收入，這是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很關鍵的，因為即使在快速發展當中，每個人它是改善的，但是要其他的人改善的太多，中國有一句，不患寡患不均，確實是影響的我們社會跟政治的穩定，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有所謂的揚湯止沸跟釜底抽薪，揚湯止沸當然就是應該政府進行二次分配，可以從收入增長比較快的人那邊來收點稅，然後來分配。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我看您在書里似乎不是特別同意這個觀點。

　　林毅夫：這個是揚湯止沸，當然要做，但是更重要的辦法還是釜底抽薪，把各種扭曲消除掉，扭曲消除掉了就不會有資金，就不會由於能獲得資金收入增長的比較快，然後這個資金來源大部分是不能獲得資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的人的一種貢獻。

　　我覺得重要的還是說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價格由供給跟需求來決定，這樣把資金消除掉了，我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又可以提高效率，又能夠有比較好的收入分配。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看到之前包括反腐敗，包括數字擠水分這一塊，緊縮的效應有一些過頭，現在政府想要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有一些放鬆，可是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寬鬆的情況似乎並不寬鬆，您怎麼看待現在的政策環境，之後會不會進一步放鬆？

　　林毅夫：首先來講，我們政府談到，我們作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我們在促進經濟發展貢獻很大，而且我們可用的政策手段還相當多，這個迴旋的餘地很大就是，即使現在的產業有很多產能過剩，我們還可以產業升級，我們還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我們還可以環保、還有城市化，這些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

　　我們的手段很多，就是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好，所以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再用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來啟動經濟，並且不僅是這樣的財政政策，我們現在貨幣政策裡面利率還是相對其他國家高了很多，另外，我們準備金的比例也是比其他國家高了很多，所以我們還有降低利率、降低準備金率的這種可能性。

　　如果能這樣的話，我們信貸的供給就會比現在更好，來支持經濟發展的條件也就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您之前說，中國有兩個很重要的改革，一個是金融方面的，還有是資源價格，但是現在這兩方面的改革都做的不夠，您覺得改革當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林毅夫：對這個問題，我們既然認識到它是現在制約我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限制條件，那麼在我們條件足夠的時候就應該把這些限制條件消除嘛，這些價格扭曲，不管是資金的價格，或者是資源稅費這個價格的扭曲，是因為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也以漸進的方式改革。

　　當時很多大型的國有企業所在的產業資本非常密集，不是我們的比較優勢，這些產業當中的這些大型的企業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所以我們就用人為的把資金的價格壓低，把資源稅費的價格壓低的方式來給予保護補貼。

　　現在我們是一個人均收入超過75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我們的比較優勢變化，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大部分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在這種狀況之下，過去對它的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是錦上添花。造成的結果是，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也造就了很多尋租、很多腐敗的情形，所以我們就應該堅決的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這種政策思路，把剩餘的這種扭曲消除掉。

　　在金融上面，一方面，就是利率應該放開，但同時很重要的，也要去補我們的金融結構與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的這種金融機構，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生產活動還是在農戶以及微型、小型、中型企業，他們是資金需求規模相對少的，比較能夠給他們提供金融服務的應該是小型的金融機構，包括地方性的這種中小銀行。所以我想，對金融改革，一方面是價格改革，二方面是結構改革，另外，資源稅費，應該把資源稅費調到合理的跟國際來講比較相當的水平。

　　新浪財經主持人翁曉瑩：最後一個問題，您是經濟學家，也是教育家，從世行回來之後您馬上承諾回到北大教書，其實這兩個身份之間您更加喜歡哪個？

　　林毅夫：首先來講，是北大的教授吧，應該教書育人是我的本分，但我們教書育人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一群了解中國，能夠推動中國進步的這樣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年輕的各個領域的傑出人才。

　　然後你如果真的要幫助他們認識這個社會經濟現象，自己就必須深入了解社會經濟現象，我所在的行業是經濟，所以我當然對經濟學、對現象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自己要深入了解，並且形成一個新的理論，將來我自己可以比較好的認識世界，也可以幫助學生認識世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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