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釗：中國的城鎮化為什麼會滯後於工業化

　　農村向城市的移民以及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標誌，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是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動力。但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在大規模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伴隨著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但城鎮化水平依然較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相比之下，由於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對移民的限制，城鎮化進程滯后，未能充分促進國內消費增長，因此，理解人口遷移和城鎮化是理解中國增長模式的關鍵。顯然，任何有關中國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分析都應該為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給出解釋。

　　許多實證研究都對勞動力遷移的決定因素進行了探討，對於中國移民的研究，經典的理論框架也非常有用。在對四川農村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共性：男性勞動力移民率較高，老齡人口和擁有較多家庭承包土地的農村居民遷移率則明顯偏低。農業和非農活動之間的收入差距將對遷移決定產生影響，這符合哈里斯-托達羅模型的推斷。雖然中國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大於中部與東部之間的收入差距，但相比之下，從中部向東部地區的勞動力遷移更普遍，而從西部向東部的遷移則相對較少，這又似乎與哈里斯-托達羅模型的結論存在矛盾，但這可以用距離效應解釋。

　　近來的研究表明，社會關係網也是影響遷移決定的因素之一。擁有城鎮社會關係的農村居民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比率較高。在勞動力跨省遷移中，隨著在遷移目的地原農村移民數量逐漸增大，原農村家鄉的遷移率也隨之升高。某地向外遷移的人數越大，該地區其他居民外出打工的概率也越高，她認為同鄉之間分享就業信息是這種現象背後的主要原因。

　　但是，目前的研究尚無法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遠遠落後於工業化進程這一現象作出解釋，這促使我們進一步探索勞動力遷移的決定性因素。本章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鄰里效應，即決策過程中的相互依賴性如何影響中國農村居民的遷移決定；第二，社會距離的差異性如何影響遷移決定中的鄰里效應。正如Bauer et al.（2002）所指出的，同一群體的同伴關係增強了同群效應即鄰里效應，也增加了群體成員行為的相互依賴，即使在存在移民關係網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中國農村地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非常牢固的社會和經濟關係紐帶，在此背景下，個體行為往往受到鄰里行為的影響。Bauer et al.（2002）和Araujoet al.（2004）發現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墨西哥農村勞動人口向城市地區以及墨西哥勞動人口向美國的遷移過程中都存在鄰里效應。我們對中國農村地區勞動力遷移進行了研究，進一步確認了鄰里效應的存在。目前，有關勞動力遷移過程中鄰里效應的文獻尚未對如何確定鄰里效應的程度和社會乘數提供分析，本文利用 2002年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CHIPS 2002）數據發現有充足的證據表明中國農村居民向城市的遷移決策中存在鄰里效應。由於鄰里效應或者所謂「社會乘數」的存在，加強農村居民教育等各項政策的實施效果都會大於預期。

　　鄰里效應的存在導致勞動力遷移過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一個是低層次均衡，正如本文模型所示，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符合這一均衡特徵，另一個則是高層次均衡。如果不同類型和不同頻率的社會互動會對遷移過程中的鄰里效應產生不同的影響，那我們就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推動人口遷移和城鎮化進程。如果政府希望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則應加強村民間的信息共享，同時向農村居民提供更完善的社區服務，以之替代村民在農務中的互助。一旦人口遷移陷入低層次均衡，社會乘數效應和直接推動勞動力遷移的各項政策都難以打破這種均衡。因此，決策者應該大力消除城鄉差距、取消偏向城市的政策、加快城鄉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