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何拒絕為劉伯承平反？（圖）

　

　

　　
  1986 年10月 7日，劉伯承在北京逝世。鄧小平在10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悼伯承》，沉痛悼念曾經並肩作戰的戰友，「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我們在一起工作……前後共事13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這樣的真情表白令人愴然淚下，這樣的革命友誼令人感慨萬千。如原二野新華社分社社長李普所補充的那樣，「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古有伯牙子期，今有伯承小平，都是傳頌千古的友情佳話。

　　不過，在他們偉大真摯的友誼背後，也有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比如，1947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后改為中原野戰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挺進大別山，形成了一把牢牢插在敵人心臟里的尖刀。可在轉戰大別山的日子裡，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因為作戰理念的不同，產生了矛盾，一度達到不在一起吃飯的地步。毛澤東知道這種情況后，甚感憂慮。他一紙調令，將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調過來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居中協調矛盾。毛澤東說，「兩個四川人吵架，你這個四川人去勸勸。」陳毅、劉伯承、鄧小平都是四川人。

　　陳毅利用他和劉伯承、鄧小平之間的良好關係，成功地協調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矛盾。原華東野戰軍第九兵團政委、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回憶說：「陳總在政治工作上輔助鄧小平同志，在軍事工作上輔助劉司令員，都有突出成就，特別是在解決、促進高層團結方面，功不可沒！」

　　人們一般認為，在中國第一個被錯誤批判的元帥是彭德懷。其實不然，第一個受批判的元帥是劉伯承。新中國成立后，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於1958年被批為「教條主義」，遭受錯誤批判。劉伯承本來在生病，不得不拖著病體，被拉到懷仁堂去作檢討。

　　此舉也開了建國后軍隊內部無情鬥爭的先例。受劉伯承的牽連，蕭克、李達等同志也遭到嚴厲批判。他們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檢討，還是不能過關，非要他們承認是反黨才行。最後，他們都受到了組織處理。蕭克、李達都被撤了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降職降級。

　　後來，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蕭克、李達看到了平反的希望，寫了一封呈送給鄧小平要求平反的報告。寫好報告後送給劉伯承簽字，劉伯承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果然，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劉伯承兒子劉太行回憶：後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又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這話說得極明白。1958年，鄧小平被毛澤東點名擔任全軍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劉伯承被批為「教條主義」，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事就此作罷。

　　當然，劉伯承的家人並無放棄平反的努力。劉伯承的二女兒劉彌群曾透露，「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於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並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並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 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後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著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覆，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

　　中共中央最終為劉伯承在「全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所受到的冤屈給予了平反昭雪。1987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行文為全軍反教條主義平反。文件中指出：「關於 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為劉伯承同志的悼詞中，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

　　劉伯承夫人汪榮華在《送伯承遠行》一文中告訴已經辭世的劉伯承，「伯承，歷史如今已經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在你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同志代表黨和人民對反教條主義問題作了結論。我終於聽到了『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句你生前想聽到而沒有聽到的話。」

　　應該指出，當年鄧小平擔任全軍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時，也曾儘可能地保護劉伯承。文史作家溫相撰文透露，在全軍反教條主義最為嚴重的時刻，毛澤東已經考慮到準備撤銷劉伯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就此徵求鄧小平的意見，鄧不同意。毛將此主張擱置，劉伯承據此逃過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