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中日關係三問

2014-07-22

作者按：今年3月25日，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邀請，我赴東京大學作為期兩個半月的遊學和考察，期間在國際交流基金、日本有關部門和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我前後拜訪了近30位日本各方人士，包括國會議員、政黨領袖、大學教授、時事評論家、媒體從業者、智庫研究人員、藝術家、留日中國學者等，參觀了日本的神社活動，觀摩了日本歌舞伎木偶劇等傳統戲劇，遊覽了京都奈良古城，觀看了十幾個美術館和博物館，受益頗多，感觸很深。訪日期間我通過我的新浪微博@榮劍2008，每日推出#訪日觀感#，就每日所見所察所思發表感想，累計共發表了近300條微博，有五萬多字，數百件圖片。本文是5月9日我在東京大學所作演講的稿子，這個演講既是向日本人說中國，也是向中國人說日本，更是向中日兩國人說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我所見有限，所思有限，旨在拋磚引玉，期待來自各方的關注和批評。

中日關係三問：怎麼看中國？怎麼看日本？怎麼看中日關係？講的問題都很大，這可能和我的知識背景有關。我是研究哲學的，最初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後來轉向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和歐洲思想史，再就是對中國晚清以來的思想史和社會史有興趣，都是宏大敘事。我不是中日問題的專家，但對日本一直有興趣，我在我的微博上曾經排列過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四個國家：日本、蘇聯、美國和朝鮮，而現在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四個國家是：美國、日本、俄羅斯和朝鮮。也就是說，不管是哪個排列，不管是中共建政之前還是之後，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為什麼說日本對中共建政前的影響最大？是因為日本對中國發動了一場戰爭，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當時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也就是孫中山的兒子，親自主持一部憲法草案，史稱五五憲草，這就是說，蔣介石當時是準備從訓政轉向憲政。但就是在這之後的第二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戰爭不僅中斷了中國本來應該立即開始的憲政進程，而且徹底改變了中國政治力量的結構，中共武裝力量通過八年抗戰，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在抗戰結束時擁有了一百萬軍隊和數百萬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謝日本人，他說，要不是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戲了。現在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一提起這個事情來，對日本就沒有什麼好感，總覺得日本對中國人民所造的孽簡直是罄竹難書。

我做這個開場白，不是要對日本再進行一次血淚控訴。中國社會發展後來沒有走向憲政而是走到現在這個狀態，是有多重原因的，不盡然是日本侵華給中共創造了生機。今天我們再談中國，再談日本，再談中日關係，顯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個水平上。現在，中國和日本是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國家--這麼說印度不要不高興--也是世界上GDP總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國家，更是兩個有著密切關係--政治、經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鄰邦，在目前兩國關係出現嚴重僵局的情況下，應該有新的思維、新的現實感和新的問題意識。

一、怎麼看中國

怎麼看中國？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肯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橫看成嶺側成峰，眾說紛紜誰是真？我先不說自己的看法，以免給大家先入為主的印象，我先談談別人是怎麼看中國的。

先談誰的看法？我想還是以經濟學家的看法為主。在社會科學領域，相較於政治學和哲學，經濟學顯然具有更客觀的一面，它秉持價值中立的原則，不以特定的意識形態為訴求，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因此，經濟學是衡量一個國家真實狀態的主要窗口，而經濟學家自然是開啟這扇窗戶的人。那麼，經濟學家是怎麼看中國的呢？有哪些有代表性的看法？我給大家提醒兩個時間窗口，一個是2002年，另一個是2012年，兩個時間之窗正好間隔十年，正是在這十年裡，中國發生了難以置信、難以預料的一系列變化，包括中日關係的重大變化。

2002年，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出版了一本書--《中國即將崩潰》，這本書一出來便引來很大反響，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前幾位。這位律師曾為投資銀行工作，在中國待過十幾年時間，有專業知識，有實際經驗，對中國銀行體系中的問題有深入的觀察。他在該書中認為，中國銀行的壞賬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中國的養老金欠賬太多，他由此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即將崩潰，他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2008年。現在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作為見證人，事實證明中國在2008年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是在一年裡，中國通過注入4萬億元讓中國掉頭向下的經濟勢頭又重新向上崛起，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獨領風騷。2008年，奧運會在中國舉辦，這像是一個全民狂歡，張藝謀導演的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宏大表演，讓中國人普遍沉浸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隨後就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萬國來朝，盛世氣象，而GDP統計數字又讓中國人為之一振：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這個看起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在章家敦預言中國將在5年內崩潰的時間裡發生的。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章家敦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實，在章家敦發表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時，中國沒有幾個學者會相信，而美國的學者或許會半信半疑，因為從當時中國銀行業的數據來看，其財務報表如果按西方銀行的標準來看，的確早就崩潰了，而且不知要崩潰多少次了；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中國銀行業的背後是有一個巨大的國家信用做支持，在中國的老百姓看來，所有銀行就是國家的銀行，國家的銀行怎麼可能會倒閉呢？當然，當時並非是所有的美國學者都在唱衰中國經濟或對中國經濟持有疑慮。我要提到一個美國學者，他就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先生，我在2012年和他有過一個對話，其中談到了2002年至2003年期間出現的中國即將崩潰論。黎安友給我看了他於2003年發表在美國民主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中國的威權制度還有韌性，所謂韌性，就是像一個汽車輪胎一樣還有彈性，它並沒有完全僵死。黎安友說，他這篇文章就是要表達一個和章家敦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國還遠沒有到崩潰的程度。

和國外學者相比，中國的學者在認識自己的國家時其實並不具有特別的優勢，中國現有的研究體制和言論環境並不能充分保證學者研究的客觀性，更不用說無可置疑的權威性了。但是，在2003年判斷中國是否會即將崩潰時，我印象中沒有哪一個中國學者跟著章家敦後面起鬨，他們甚至也沒有人專門出來反駁章家敦的觀點，也許他們都認為，斷言中國即將崩潰，實在是太離譜了，也太不值得去認真對待。而隨著2008年的到來，在中國成功地從世界性金融危機中順利脫身而出時，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為這個難以置信的奇迹--可以說是一個奇迹，或熱情的歡呼，或由衷的讚歎，或暗暗的認可，幾乎沒有什麼批評性的聲音，至多也就是少數人表示困惑而已。

偉大的科斯教授也對中國所呈現出來的華麗景象驚嘆不已，由他出面拿出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在芝加哥大學組織了一個關於中國改革3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科斯教授特別邀請張五常教授撰寫這個研討會的主報告。在科斯教授看來，張五常先生顯然是最有資格來總結中國改革30年經驗的學者，因為張五常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中國是否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而那個時候，即使是思想最解放的中國的經濟學家，都還只是停留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上，把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奉為經典；但張五常已經打破了這些條條框框，明確提出中國必定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科斯教授認為，僅憑張五常的這個先知式的預見，他就足以承擔起總結中國改革30年這項光榮使命。

張五常在他的報告里是怎麼看中國改革和中國發展的呢？簡言之，他實際強調了兩點：一點是他以前提出的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以市場的方式來主導資源配置，另一點就是他所謂的"縣際競爭"說，即中國以縣為主體的地方之間的競爭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正是基於這兩個基本判斷，張五常教授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中國的經濟制度是歷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

科斯教授對於張五常的這份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出於一份尊重還是因為在當時的確被中國的奇迹所迷惑而看不出中國的問題所在？我想這兩方面的原因也許都有。2008年，中國的確發生了太多的奇迹，不僅是奧運會所開創的宏大景象，中國成功擺脫世界性金融危機，還創造了諸如高鐵、殲20戰鬥機、神舟號載人飛船等多項重大成果，在一片繁榮景象之下，再有挑剔眼光的人也不得不慎重發言，除了叫好，誰能提出根本性的質疑意見呢？

黎安友對我說，他在2009年修正了他在2003年關於中國的威權制度還有韌性的看法。他這篇同樣發表於美國民主雜誌上的新文章，試圖告訴讀者，中國威權制度的韌性正在消失，其原來一直存在的對中國社會的調適性或適應性已經逐步衰竭。但這樣的聲音顯然是難以得到傳播，傳播出去也未見得能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當時人們願意聽到張五常這樣的說法--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難道不是嗎？除了中國，世界上哪個國家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陷阱？不是有一個說法嗎--以前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蘇東巨變后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到了世界金融危機時，又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了。這個看上去像是玩笑的說法，不無準確地反映出2008年時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面對中國的突然崛起，像暴發戶一樣的突然爆發，中國的新左派是最高興的，他們正是在這個時候集體轉向了國家主義，一批北大清華的學者開始鼓吹中國模式論，一個外國記者提到的北京共識在中國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在許多新左派學者看來，北京共識終於可以和華盛頓共識相抗衡了。

如果中國永遠停留在2008年到2010年，那中國的確是非常美好，我也許也會像張五常先生那樣，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但不幸的是，中國激動人心的好日子僅僅持續了兩年時間，從2011年起，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質疑便開始在學界和民間同時蔓延開來。這一年7月23日，發生在溫州的動車事故，引發了一個全民性討論，當時有一個段子在網上流傳甚廣：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動車事故似乎突然擊醒了中國人，讓他們突然意識到，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代價太大了，這是一個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的發展，是一個毫無制度約束毫無法律約束毫無道德約束的發展，我把這種發展稱之為惡性發展，惡性發展的後果就是天地人心都壞了，天被污染，地被污染，人心也被污染，其破壞的程度，怎麼估計都不會過。

於是，從2002年到2012年，經過10年，中國又打開了它的一個窗口，從這個窗口看到的是什麼呢？還是奧運會、航母、載人飛船、高鐵這些中國符號嗎？誰還在為這些符號激動呢？這裡沒有統計數字，但我敢斷言，這些符號已經起不到動員國民的作用，也起不到凝聚國民精神的作用。在這一年裡，不說民怨沸騰，也不說共識破裂，至少在學界再也聽不到中國模式這樣的說法，重慶模式的徹底破產不僅讓支持它的新左派們無地自容斯文掃地，也讓張五常這樣的學者情何以堪。正是在中國的發展暴露出極其尖銳的問題時，學者們開始重新反思。科斯教授和其助手王寧教授於2012年寫的《變革中國》一書，顯然沒有再進一步陶醉於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華麗轉身之中，相反，他們認為張五常教授的分析框架"將社會看作同質的實體，將制度變遷看作一個單獨的事件，在這個框架中，制度變遷僅僅是一個更優越的制度一舉替代另一個較差的制度。20年之後，這種思維依舊是社會科學文獻中的主流思想。在這個理論框架里，制度變遷中既沒有過程，也不需要時間"。這是對張五常的一個遲來的批評，這個批評表明，中國的經濟制度遠未像張五常所斷言的那樣，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有效的。

科斯的看法不能代表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我們還需要再看看別人的看法。從2012年以來，中國的大多數的經濟學家是怎麼看中國的呢？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統計，但至少中國一些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不管左中右，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似乎都不樂觀。比如偏左的經濟學家郎咸平、楊帆等，偏右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張維迎、陳志武等，偏中的經濟學家李稻葵、曹遠征等，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都認為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問題或危機。這些問題或潛在的危機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個大的方面：1.產能普遍過剩，經濟結構性問題嚴重；2.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3.地方債務龐大，難以為繼；4.金融系統性風險在不斷累積；5.環境生態災難。

因此，現在不是外國人在唱衰中國--相反，外國學者到中國來對中國情況的估計要好於中國學者，而是中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悲觀或謹慎的態度。2002年章家敦說中國即將崩潰，幾乎所有的中國經濟學家都對此嗤之以鼻，這話如果放在現在來說，還會有這麼多人不以為然嗎?

基於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觀察顯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觀察，在經濟學的表述中，中國的問題說的最重也無非就是經濟有可能硬著陸，或有可能爆發一次規模較大的經濟危機。事實上，人們現在普遍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總體性的問題，問題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生態、社會等各個方面。我在2012年寫過一篇文章，文章題目是"中國十問"，談到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這十個問題是：合法性問題，權力失控問題，腐敗問題，道德危機問題，信息傳播問題，司法獨立問題，公民社會問題，地方自治問題，重大歷史問題，普世價值問題。而這十個問題的核心還是合法性問題，原來中共執政合法性有三個來源：首先是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打天下必須坐天下，還要保證紅色江山世代傳承；其次是馬克思主義譜系中的一系列證明，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再到毛，以後再接著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再到現在的中國夢，這一系列的理論證明就是要證明現在執政是正當的是合法的是無可替代的；第三個合法性來源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績效性，經濟要發展要現代化，要實現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極大提高，如果能夠實現這些目標，政治就可以長治久安。

問題就在於，中共執政的三個合法性來源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第一，槍杆子里出政權，意味著別人也可以用槍杆子和你爭政權，這樣不就又重蹈中國歷史上勝王敗寇的局面？這哪裡還是什麼現代政治？和朝鮮又有什麼根本區別？第二，馬克思主義譜系中的一系列理論證明現在還有效嗎？現在還有誰信這一套？不要說社會，就是執政黨內部從上到下有幾個是真信馬克思主義的？有幾個願意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第三，目前經濟領域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表明依靠現有的經濟績效已經難以長期支撐政治和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下行趨勢會進一步加重原有的社會矛盾，進一步加速政治的不穩定性。

中國的確已經到了一個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潮階段。中國的改革，確切地說是中國的轉型，並非始自1978年，而是始自和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差不多的時期。1877年，黃遵憲出使日本，為日本明治維新創造的新氣象所震撼，由此開始反思中國的制度變革，他說："方今大勢，實為四千年之所未有，堯舜禹湯之所未及料。執古人之方，以葯今日之疾，未見其可。"他撰寫《日本國志》，從日本政治演變中認識到由君主制到共主制再到民主制的歷史大趨勢，他是力求通過對日本的考察和總結，為大清政府提供一個新的改制更化的範本。遺憾的是，黃遵憲希望在他的時代就可完成的任務一直延宕到現在都還沒有完成。現在該是完成這個任務的時候了嗎？

二、怎麼看日本

外國人怎麼看日本？有兩個美國人寫的書值得一看。一本是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寫的《菊與刀》，她把日本的文化歸類為一種"恥感文化"，而把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的西方文明歸類為"罪感文化"；另一本書是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先生寫的《日本第一》。這兩本書可以說反映了美國人對兩個不同時期的日本的認識，前一本書的目的是為了配合美軍怎樣更好地治理戰敗后的日本而寫，是想了解日本民族的精神狀態和信仰狀態；后一本書則是驚嘆於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而著力於總結日本的經驗以及對美國的啟示。

那麼，中國人是怎麼看日本的呢？自黃遵憲寫出《日本國志》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和了解幾乎沒有超過黃遵憲的。當然，現在的信息量要比一百多年前不知要多多少，學者們的研究也更加專業化，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方面對日本的研究著述可謂汗牛充棟，但有幾本書能讓大家記住名字？黃遵憲寫《日本國志》，是抱著向日本學習的態度來研究日本的歷史和變遷，這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頭一回，以前都說中國是日本的老師，日本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而到了黃遵憲時，他把日本視為中國的老師，這種態度，現在誰能做到？現在一說到日本，中國民間普遍就是什麼"小日本"，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尤其是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之後，更不把日本放在眼裡。這種盲目自大狂妄，和晚清時期非常相似。

我一直認為，中國民間對日本有各種誤解，責任在政府，在學界。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長期以來對日本重視不夠，尤其是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思想史重視不夠，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習慣於用西方各種思想家的觀點和方法來看中國問題，對西方各個思想流派耳熟能詳，如數家珍，但對日本近代以來的思想卻知之甚少。相反，中國的新左派在近20年裡，從日本的左翼思想里獲得了不少學術資源，比如汪暉關於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從宋代開始言說，就明顯地可以看到內藤湖南關於唐宋變革論的影響。日本學者關於東亞現代性的觀點、關於近代超克的觀點，在汪暉那裡被改造成對毛澤東的所謂"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一種學術支持。還有，像溝口雄三的"以中國為方法"，濱下武志關於朝貢體系的研究，以及竹內好的魯迅論，都在中國新左派的著述中被廣泛引述。日本近代以來要求獨立於西方以尋求東亞現代性之路的所有重要觀點，和後現代后殖民理論、弗蘭克等人的依附理論、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波蘭尼的大轉型理論、美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英國新左派，共同構成了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面對這麼一個理論格局，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反應是不足的。

所以，我對日本朋友說，我到日本來看日本，是帶著中國的眼睛，帶著中國的問題意識，也帶著中日比較的概念來的。我從四個方面看日本的長處或者說日本的核心優勢。

第一，日本的民族性、文化、生活方式、精神狀態一直保持得非常完整，歷經兩千年基本上不因制度的變遷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這種統一性我稱之為"小一統"，以區別於中國一直以來的"大一統"。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魏斐德曾經把中國的長期統一稱為中國特有的文明方式，以此顯示和中世紀陷於長期分裂的歐洲的重大差別。那麼，中國的統一是怎麼形成的呢？是依靠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權力配置是從上到下，一以貫之，這是一種垂直型的社會結構。而日本從社會結構上看，它自大化革新之後，其國家權力配置更像歐洲而不是像中國，天皇喪失了對國家的實際支配權，只享有名義上的權威和法統，全國處於諸侯割據狀態，由幕府將軍和各級大名行使實際統治權。

問題就在於，日本天皇被虛置的情況，如果是發生在中國或者是發生在歐洲，天皇的名義權威都將不復存在。中國的朝代更替是極其講究更名號易服色的，漢獻帝在曹操實際篡漢的情況下仍然享有皇帝的名分，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但到了他兒子曹丕時，漢獻帝就必須讓出皇帝寶座，禪讓給曹家。後來西晉的司馬氏家族也是以相同的方式來對待曹魏。歐洲封建制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國王不是虛君，而是大封建主，是權力最大的封建主，王權一直實際存在，並且日益壯大，直至近代成為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政治動力。有意思的是，中國和歐洲這兩種情況都沒有在日本發生，天皇的名分和法統沒有被廢掉，在經歷了多個不同時代和實際權力的更替之後依然被保存下來，幕府將軍的權力再大，也不敢覬覦天皇的寶座。最後在幕末時期，受制於各方壓力，德川幕府將大政奉還天皇，國家在天皇統治的名義下消除了封建割據，重新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明治維新以來，天皇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實際作用其實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天皇依舊處於虛君位置，有權威而沒有權力，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象徵性的角色，他對國家的整合和民族的凝聚實實在在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我的理解，天皇往往是在國家制度失效時，或者是在國家的重大關口，能夠起到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裕仁天皇下達停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以及在福島核電站事故時，明仁天皇慰問災民，他們都起到了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

天皇制度對日本民族和國家的整合，顯然不是通過一種物理力量，而是通過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一種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這種精神的力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既避免了由於強大的皇權而必然導致的極權主義傾向，又具有一種恆定的超常的力量，以穩定國家和社會，保持了民族共同體的完整性。這是日本社會所特有的一種內在優勢，在經歷了各種社會性和自然性的災難之後，國家未有大的族群衝突和意識形態分裂，國民普遍祥和，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日本比較好地解決了古今（傳統和現代）東西（東洋和西洋）之間矛盾，沒有在不同價值觀的共存中形成大的衝突。我提出這個看法，也是基於中國的問題所在。從晚清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來，中國一直想解決中西不同制度和價值觀的共存問題，以及傳統和現代的協調問題，但時至今日，都沒有獲得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我寫過一篇長文：《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的思想路徑》，主要考察的就是中國自戊戌維新以來的思想變遷，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中國的知識精英實際形成了三大思潮：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傳統主義（以儒學為主體的保守主義）。在這三大思潮中，開始是自由主義佔主導地位，從嚴復、梁啟超全盤引進西學起，自由主義是中國的主要思想景象。但是，自由主義很快就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由此興起了社會主義運動，直至當下，馬克思主義的壟斷地位仍然無法動搖。今天，由於馬克思主義遇到的合法性挑戰，儒學開始重新振興，以便可以補充當前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所以當下的中國仍然是三大思潮共存的格局，而所謂的新左派、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都不過是社會主義運動中一個支流或變態。

中國近百年來三大思潮的存在，加重了中國社會的分化，不僅製造出長期的黨派分裂、族群衝突和戰爭戰亂，而且也是當下社會共識和國家認同難以形成的思想障礙。現在自由主義不僅和馬克思主義水火不相容，和儒學也坐不到一起去，中學和西學的關係，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始終是處在一種緊張的關係之中。

日本自黑船事件以來，也同樣面臨著日本和西方的關係，以及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在面對歐美船堅炮利的巨大壓力時，日本最初也是選擇抵抗，比如倒幕派曾經打出的旗號是"尊王攘夷"，但倒幕派很快就發現他們無法真正做到"攘夷"，一是實力不夠，二是發現可以接受西方的富國強兵制度。於是，倒幕派選擇了和西方合作的方式以迫使德川幕府還政於天皇。在大政奉還前後的20多年時間裡，日本的思想先進者已經意識到，西方在制度、器物、技術上的優勢遠超於日本，但日本仍然必須保持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從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到後來"和魂洋才"的提出，表明日本和中國具有同樣的問題意識，即中西或東西之間的思想、制度、技術能否得到有效整合？以及這種整合是否有利於中國或日本思想的自主性？福澤諭吉提倡脫亞入歐，看起來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但那天早稻田大學的天兒慧教授對我說，福澤諭吉的骨子裡還是一個亞洲主義者。可見，東西古今的對立及其解決，是中日兩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雖然中日在面對歐美的強大衝擊時都力圖保持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但事實上，要想把思想和文化與制度、器物、技術嚴格地區分開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能夠做到的是怎麼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衝撞與交融中達到一種平衡。很顯然，相比於中國，日本要做得更好些，好的評價標準是，日本沒有因為引進西方的不同思想而導致國家內部的分裂與衝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其實最早是來自於日本的中介，而不是來自於俄國的傳播，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最初都是依據日本學者的譯述，中江兆民的唯物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很大，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中國留日學生先從日本的版本開始翻譯的。所以，可以這麼說，日本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策源地。

有意思的是，日本先於中國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卻沒有像中國那樣引發了一個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運動，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但並沒有在日本掀起一個共產主義運動。在二次大戰爆發前，東京大學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主陣地，而以京都大學為基地的京都學派則倡導東亞現代性，各唱各的調。至於戰後，各種思想的存在，各種信仰的存在，更是構造了日本良性的思想生態，不管是神道還是佛教或是基督教，也不管是儒學西學還是日本的國學，為國民各取所需，思想和價值觀的偏好沒有形成社會性或族群性衝突。如同東京的現代風格和京都奈良的古城風貌，共同呈現出傳統和現代、東洋和西洋大致協調的狀態。

第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立憲改制，文明開化，殖產興業，迅速走上了一條現代化之路；期間雖然也發生過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重大偏差，不僅施害於他國，也給本國人民造成了重大傷害，但在戰後，日本實行和平憲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注重民主，重新走上了現代化的正途。從總體上看，日本近一百多年來，順應了世界潮流，體現了一個文明國家的本色。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幾代精英連續作業，前赴後繼，功不可沒。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才輩出，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是維新一舉成功的關鍵人物；後來湧現出諸多治國治軍的精英，有政治家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軍事家東鄉平八郎、伊東亨，財政專家大隈重信，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等，這些人在思想上行動上直接決定了日本社會轉型的方式和方向。

和日本明治時期相比，中國晚清時期並非沒有人才，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人的曾國藩，可謂中興之才，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李鴻章、張之洞、沈葆楨等都是一代名臣，包括實際主導戊戌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在制度失效的情況下，他們都徒有其才。

問題不僅在於舊制度約束了精英的社會作用，而且還在於舊制度在殺戮精英，戊戌維新變法失敗后，清政府菜市口殺六君子，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殺戮精英和精英互相殘害的進程。後來的國共之爭，實質是中國的精英基於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理想而展開的互相廝殺，廝殺以中共全面獲勝而終結，但精英的負淘汰在以後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一直存在。中國精英層的破壞，是中國現代化舉步維艱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觀日本，精英階層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主導著制度變遷和社會進步，並沒有因為黨派之爭、社會衝突甚至對外戰爭而遭到分解或破壞，更沒有出現過精英被制度摧殘或精英互相摧殘的情況。在大多數時期，精英對於國家建設是有基本的共識，比如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精英不分左中右，基本上都被捲入到國家的戰爭機器之中，成為國家的支持力量。這種情況在戰後也被學界反思，但這至少表明日本的精英層並沒有因為不同理念和價值觀而發生根本性的分裂。戰後的日本重建，以吉田茂首相為標誌，重現了日本精英治國的傳統，為日本戰後迅速進入現代化正軌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中日兩國在精英階層的形成、精英機制的作用上所形成的重大差異，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國與國的競爭，既是制度的競爭，也是人才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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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除了看制度、技術、文化、教育這些基本要素之外，再就是看國民素質了，也就是國民性。中國的知識精英很早就關注國民性教育和培養，梁啟超提出"新民說"就認為，沒有新民就沒有新制度。魯迅先生提出國民性批判，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描述，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對中國國民性最深刻的剖析。但魯迅之後已有70多年了，中國國民性有進步嗎？現在還不是精神勝利法在主導中國國民的精神？現在中國很強大，國民的富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並不認為，中國當下的國民性比民國時期有進步。從道德層面講，現在中國整體性的道德墮落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公德無存，私德也缺損，國民的現代人格和現代精神遠未隨著物質財富的充裕而被普遍建立起來。中日兩國在國民性上、在國民的綜合素質上，差距太遠！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良好素質其實已有領教了。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日本國民在面對災難時所表現出來的鎮定、自律、有序和互助，通過電視傳播，給中國國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一個國家富有內在力量的體現，國家的強大最終還是取決於國民的素質。現在需要思考的是，日本的國民性是怎麼形成的？

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任務，除了立憲改制、富國強兵、殖產興業之外，就是文明開化，這是福澤諭吉文明觀的核心訴求。福澤諭吉用文明來對比野蠻，把人的進化分為渾沌、野蠻、未開和文明開化四個階段，以文明進化的尺度，視歐美列強為文明國家，視中國日本為半開化國家，而將澳大利亞非洲視為野蠻國家。正是基於對日本社會進化程度的客觀估計，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實質是向歐美學習，大興教育事業，開化國民，以新知識取代舊知識，以新道德取代舊道德。那天我去明治大學參觀，校門口豎立著該校三個創始人的塑像和三木武夫前首相手書的校訓：權利自由，獨立自治。我看了后深有感觸，這既是大學的辦學宗旨，也是國民人格的準則。明治時期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創辦了一大批這樣的大學，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法政大學、京都大學等，都有上百年的歷史，它們為打造日本的國民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說到日本的國民性，可以有多重觀察視角，比如自律、禮貌、清潔、認真、細緻、準時、敬業、忠誠、合作等，凡此種種，我認為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日本人的認真，或者說較真。我到日本的第一天就領教了日本式認真的程度，在東大駒場別館辦理入住手續時，管理員不厭其煩地向我交待各種注意事項和交接的各種物品，差不多用了兩個小時，搞得我疲憊不堪。毛主席就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兩字，這話說得對，但他又說共產黨人最講認真了，我看不是實話，共產黨如果真講認真，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兌現延安時期提出的憲政承諾？可見，說到做到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真要能夠做到認真學習，認真辦事，什麼事能做不好呢？日本人正是具有認真做事的精神，才會有負責、細緻、敬業、準時的良好素質。來過日本的中國人，都對日本地鐵的準時（能精確到分），感覺不可思議，這在中國根本做不到。但日本已經習以為常，已經融化在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了他們的一種文化和他們國民性的一個標桿。

上面是我對日本說的好話，現在我要說說對日本的批評意見。日本和所有國家一樣，並非盡善盡美，它在歷史上犯過重大錯誤，對世界尤其是對中國造成過極大的傷害。現在它仍然存在著制度、思想、價值觀、國民人格等方面的缺陷或局限，日本的國民和知識精英也在不斷地反思日本的問題。我作為中國學者，基於中國的視野來觀察，價值未必中立，所言務求客觀。

（一）應當深度反思日本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

首先，我對日本的第一個批評是，日本應當對其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進行深度反思。所謂歷史觀，是對歷史的看法，是歷史的事實判斷；所謂歷史價值觀，是對歷史的評價，是歷史的價值判斷；歷史觀是歷史價值觀的基礎，歷史的價值判斷必須是以歷史的事實判斷為前提。東亞問題的核心最終會歸結到歷史問題，所謂領土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國家利益之爭，最後都被導入到不同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的爭論之中。

日本是有其明確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比如神道的歷史觀，對天皇的崇拜，對死去者的尊重，這些不同於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讓日本有了對二戰評價的不同尺度。日本有不少人包括歷史學家，至今都不承認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基於日本的歷史觀，更願意把這場戰爭視為亞洲抵抗歐美的一場正義之戰。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在干擾著日本和中國、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在最近幾年，成為困擾中日關係的首要障礙。但是，按照日本神道的歷史觀，不管是什麼人，即使是罪人，一旦死去了，都應得到後人的祭拜。這種歷史的評價尺度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許是自洽的，是天經地義的，是其民族性精神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要把這樣的歷史觀用來說服中國或韓國，讓它們去接受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這樣的事實，符合國際正義嗎？符合中國和韓國國民的情感要求嗎？

近百多年來，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兩次戰爭，一次是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迫使中國簽下馬關條約，中國賠銀二萬萬兩，割讓台灣，由此創下中國之巨痛。這次戰爭在客觀上加速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步伐，讓中國的有識之士在痛定思痛之後認識到必須像日本那樣走憲政之路，完成政治制度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所必須付出的一個代價。沒有甲午一戰，大清王朝或許還要晚許多年才會徹底崩潰。但是，日本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對中國所發動的第二次侵略戰爭，意義則完全不一樣，它完全中斷了中國業已開始的憲政進程，徹底打破了中國已經開始確立的政治秩序和社會平衡，為陷入絕境的中共武裝力量創造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從根本上說，日本對中國所發動的第二次戰爭，迫使中國社會轉型離開了憲政軌道而進入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軌道，自由主義的憲政革命被共產主義革命所取代。

現在許多日本政治人士，包括具有左中右不同思想背景的學者，都在普遍擔心中國日益強大的勢頭會影響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和亞洲的國際秩序。但日本的政治家和學者們是否考慮過這樣的問題：你們所擔心的一個強大的而不是憲政的中國，究竟是怎麼形成的？難道日本不就是造成這種局面的第一個外部推手嗎？如果沒有日本所發動的第二次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那中國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而中日關係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格局呢？當然，歷史無法按照假設去書寫，歷史更不可能倒回去再重新走一遍。那天我在和東京大學三谷博教授的討論中就提出了這些問題，日本需要深刻反省日本近百年來的歷史，需要深刻反省由於日本的國家行為而對亞洲秩序究竟發生了何種影響，尤其是需要深刻反省日本對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侵略而對中國究竟造成了何種後果。如果不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尺度和歷史評價標準來看待日本在亞洲的位置和作用，而僅僅是限於日本本國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來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那麼日本就無法從歷史的死胡同里走出來。

（二）應當深度反思日本的大局觀和世界觀。

許多人都認識到了，日本人勝在細節而敗於格局太小，視野太窄。日本局限於本國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來看問題，也反映出一種大局觀和世界觀的局限性。從福澤諭吉倡導日本脫亞入歐以來，日本實際上一直是在亞洲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徘徊。雖然我在前面提到，日本比較好地解決了古今東西的融合問題，但這主要是就它的社會進化和國內多元思想資源的整合而言，就日本對世界的認識而言，它的島國意識使得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沒能很好地讓它融入到世界之中，它一直期待的擔當起亞洲領導者的角色，實際上一直沒能實現，而在戰後它更無法承擔起主導世界格局的責任。

從日本古代史看，日本最初的世界觀是以中國為對象，即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中國作為日本的文化母國，對日本的影響是深遠的，但中國在歷史上並沒有有效地建立起對日本的宗屬關係。雖然在某個時期，比如在魏、晉、南北朝曾經有過中國統治者對日本統治者的一些冊封行為，但日本實際上從來沒有被納入到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從聖德太子遣使隋朝時，自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是力圖表明日本和中國處於一個平等的國家地位，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宗主權，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從制度、思想、禮儀、器物上對日本國家建構的影響的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文化廣被日本是一個誰都無法抹去的歷史事實，日本在近代以前根本無法挑戰中國的制度和文化。

然而，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日本有了新的世界觀，在其視野中有了新的老師，它要脫亞入歐，所謂脫亞，就是要脫離中國。按福澤諭吉的文明譜系，中國成了日本的惡鄰，而日本則被賦予起亞洲新領導者的角色，日本對世界的新看法是，日本要取代中國成為亞洲新的文明中心。

日本能做到這一點嗎？日本從近代以來發動的兩次對中國的戰爭都是想做到這一點，以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體系或亞洲秩序，但事實證明，日本沒能做到這一點，或者說，它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原因很清楚，日本沒有準備起足以重新整合亞洲的新的思想資源，不管是它提倡脫亞入歐，還是重新闡述所謂的亞洲主義思想，其實都沒有超越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而日本想通過戰爭方式強行地建立起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則完全是走入了一條自我毀滅的絕路。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在長時期里佔據著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在傅高義先生的眼裡，日本是第一。這個評價其實不為過，日本在1980年代差不多都快把整個美國買下來了，日本通過軍事力量無法佔領世界，它卻通過經濟的方式似乎實現了這個目標。但事實還是跟日本開了一個玩笑，這倒不是因為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使它失去了寶貴的10年--現在有人說是失去了20年，而是因為日本沒有在它的經濟向全世界高歌猛進時，為世界提供一個具有普適意義的價值體系。不要說在歐洲或非洲，就是在亞洲，日本依舊沒有以一個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來面向亞洲國家，它長期不能坦誠面對由它所發動的戰爭曾經給亞洲造成的破壞這個基本事實，它總是有意無意地想迴避應該由它承擔的歷史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怎麼可能充當亞洲的領袖？它除了能夠對一些落後國家提供金錢上的支持之外，它還能提供什麼？

我注意到，德國前總理、已90多高齡的施密特先生，最近發表了一個對中國和日本的相同看法，他認為中國在亞洲沒有朋友，日本在亞洲也沒有朋友。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都想成為亞洲領袖的國家，實際上也應該成為亞洲領袖的國家，為什麼在亞洲都會沒有朋友？（一位日本政界朋友對我這個看法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在最近十幾年裡，亞洲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日本在亞洲大多數國家，包括在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獲得好的評價均名列前茅。但他坦陳，在1980年代，日本在亞洲的美譽度的確不高，日本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花大力氣改變自己的國際形象，才有了現在的進步。）

值得比較的是，德國曾經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破壞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戰後的德國，不僅迅速地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國家，發展經濟，而且重新贏得了在歐洲的主導地位。這是為什麼？

（三）應當深度反思社會精英的責任和使命。

我在總結日本的比較優勢時，把日本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穩定的精英階層視為一個重要因素，精英階層不為黨派之爭所內耗，不為戰亂所中斷，自始至終都能承擔起國家建設、社會整合和文化進步的領導責任，在日本激蕩的百年史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日本自近代以來所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和所走的彎路，都和精英的錯誤決策和參與有關，日本的精英在面對新的時代問題時，必須從過去的歷史迷誤中走出來，以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日本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發揮主導性作用。

任何國家的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一般都要承擔起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批判性的，致力於發現、揭露制度的弊端、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問題，最終是為克服這些弊端、缺陷和問題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是建設性的，致力於為國家建設、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開闢切實可行的路徑，採取行之有效的政策。知識精英的批判性和建設性這兩個維度必須同時存在，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形成一種有效的知識張力，以保持對國家的正確引導。

我注意到，明治時期的日本知識精英在討論國家按何種方式、向哪個方向發展時，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初的亞洲主義者，對日本全盤西化的思潮是抱有一份警覺和反思的，對以中國文化價值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是有自覺的；但是，隨著中日之間的衝突演變為劇烈的軍事衝突和領土之爭，許多亞洲主義者完全轉向了具有帝國主義傾向的立場。比如，福澤諭吉把日清戰爭稱之為"文野之戰"，是文明的日本對野蠻的清國之戰。亞洲主義的代表人物陸羯南原來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在甲午戰爭爆發后馬上就改了說法，把清朝視為東洋之一大野蠻國，把日本的勝利說成是"王師之勝敗乃是文明之勝敗也"。另一個"國民思想家"德富蘇峰也是把甲午戰爭看成是對世界上頑固主義的一大打擊，認為這場戰爭是將"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蠻的社會"。可以這麼說，從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的亞洲主義原來所倡導的本意是用來制衡西方思想的那些東西，在國家利益面前，變得一文不值，亞洲主義者都成了日本主義者，後來所謂的大東亞主義不過就是大日本主義。

現在許多日本的知識精英對甲午戰爭是有所反省的，他們現在認識到，正是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之後，日本走上了一條帝國擴張的不歸路，也就是日本的失敗之路。在日本發動對中國的第二次侵略戰爭之前，日本社會也存在著各種聲音，左中右的都有，既有馬克思主義的東京學派，也有鼓吹東亞現代性的京都學派，既有主張世界史寫作立場的（按照這個寫作立場，必然導向一個按西方社會模式進化的日本），也有主張以東洋史來寫日本的（按照這個寫作立場，必然呈現出一個有別於西方的日本）。但這場戰爭很快就讓知識界的不同聲音迅速被淹沒在支持聖戰的狂熱喧囂之中，左中右都成了國家主義者，據說連內藤湖南這樣的先生，他關於東亞現代性的思想也成了日本軍方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

我說這些歷史，就是想表明一個看法：日本的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在日本近百年來的幾個重要關口，並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批判精神，沒有真正行使其獨立的超越國家利益的歷史責任。這麼說，有人肯定會質疑我，知識分子難道可以不愛國嗎？知識分子如果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至少也應當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吧？面對這樣的質疑，我要說的是，在希特勒取得對德國的統治權之後，有一大批知識分子離開了德國，像法蘭克福學派，整個地搬到了美國，因為他們的良知和批判意識，決定了他們不能為納粹政權作任何背書，而海德格爾選擇留在德國並為納粹政權服務，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聲譽上的代價。

日本又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關口，它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中日關係問題，在亞洲、在世界，日本能不能承擔起和其國力相適應的責任，對日本政府是個考驗，其實質是對日本精英的考驗。就中日關係而言，看上去兩國均被各自的民族主義所綁架，被各自的民意所操縱，但要解決當前面臨的這些問題，能真正訴諸民意嗎？能依靠全民公決嗎？能訴諸國際法庭嗎？如果在中國訴諸全民公決，那結果一定是要求軍方立即收復釣魚島，日本如果這樣做，也一定是同樣的結果。訴諸民意，兩國就必定是再打第三次戰爭。這是大家願意選擇的結果嗎？很顯然，解決當前中日關係中一系列問題的鑰匙不在民眾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政治家們必須認識到，在他們隨意利用民意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時，它們是在把自己的國家引入一個死胡同；而知識精英也必須認識到，他們不能再犯歷史上曾經一再犯過的錯誤，他們應當保持學者的良知和獨立性，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為國家為民族也為歷史，開啟一扇正當之門。

三、怎麼看中日關係

這次來日本，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師的安排下，見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員、有政治人士、有學者，見面后我都問了這個問題：怎麼看中日關係？得到的回答都比較悲觀。和日中21世紀友好委員會秘書長高原明生教授見面時，他告訴我，這個委員會已經有兩年多開不起會來了，一個致力於推進中日在新世紀友好的組織居然都坐不到一塊去，可見中日關係之冷已到了何種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執政后首次訪華，被稱為"破冰"之旅；第二年溫家寶總理回訪日本，被譽為"融冰"之旅；接著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訪華，稱之"迎春"之旅；最後是在2008年兩國關係達到高潮，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這次國事訪問被前所未有地評價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遺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務省官員對我的說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國首次派遣海警船進入了釣魚島也就是日本所說的尖閣列島海域，從而引發了後來的一系列衝突，以致使當前的中日關係重新陷入了冰點。從現在往回看2008年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是什麼原因導致中日關係陷入僵局？中日之間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現在已經很清楚，阻礙中日關係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問題，即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這三大問題由來已久，並非今天才構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礙，為什麼現在會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纏繞中日關係一個打不開的死結？日本一位研究中日關係的資深人士談了三點原因，我認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個原因是時代變了，以前中日關係只限於在政府層面展開，在高層中進行，幾個高級領導人個人之間的交往就可以決定中日關係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舉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現在這樣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為時代條件變了，網際網路所創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條件讓政府原來獨享的信息，不得不進入到公眾領域，少數人的外交成了公眾普遍關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參數。第二個原因是，中日之間的衝突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利益衝突，只要涉及領土爭執，兩國都沒有退步的餘地，以前之所以還有轉圜的餘地，是因為兩國政府都恪守鄧小平先生所說的擱置爭議的原則，都不去碰尖閣列島（釣魚島）那根底線，而一旦打破了這個平衡，衝突就在所難免。第三個原因是，中日兩國的政治家都在運用民族主義這個武器，都在通過製造事端以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刺激民意來進行政治動員，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這位日本人士對中日關係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並沒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上來看問題。就他提到的第二個原因而言，我曾在會見他之前發過一條微博，認為中日之爭的實質並不是利益之爭，而是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之爭，因為中日之間的利益一致性要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說，中日已經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兩國的經濟聯繫和雙邊貿易總量都排在了各自國家的前列。釣魚島或日本所言的尖閣列島，在中日關係中究竟佔據著多大的利益份額呢？很顯然，如果僅僅是從利益上去考量，為釣魚島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誰勝誰負，兩國究竟會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負收益，中日兩國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我之所以把中日之爭歸結於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之爭，就是想提醒政治家們，他們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所作出的外交決策，究竟是不是真正維護了國家的最大利益？他們各自操縱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以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對於具有獨立立場的學者來說，既不能稀里糊塗地跟著政治家跑，也不能稀里糊塗地跟著民意跑，現在最需要的是，從民意和政治家的雙重裹挾中擺脫出來。

時代的確變了，中日兩國都面臨著一個變化極快的時代。1978年鄧小平先生訪問日本，他坐在新幹線上，著實驚奇於世界上還有跑得這麼快的列車，他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日本的現代化程度，中國和日本的巨大差距不能不讓他產生中國必須改革開放的緊迫感。正是在鄧小平從日本回去之後，中共中央於該年年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時至今日，實行改革開放不過30多年的時間，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日本。那天我坐新幹線的高速列車去京都，我已經不可能有鄧小平那樣驚奇的感受，中國高鐵的速度可能比新幹線還要快。中日之間的這個巨大的變化就發生在這短短的30多年時間裡，其速度之快變化之大可能已經完全超過了我們思維的變化速度。在這個變化極快的時代，我們是不是還停留在以前的思維上來看問題呢？

我在拜訪日本共產黨副委員長緒方靖夫先生時，徵求他對中日關係的看法，他說的很實在，他對安倍首相的建議是，日本要正視現實，要正確地把握亞洲的形勢，要客觀地認識亞洲各國的關係，日本過去是亞洲最強的國家，現在沒有這個地位了；日本看中國，不要被中國的主流媒體所迷惑，必須認識到中國還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聲音。他對中國政府的建議是，要控制住民族主義情緒，更不能激化民族主義，不要局限於歷史細節，要從現實出發；中國的鷹派和日本的極右派是一丘之貉，他們看似互相對立，其實是互相支持，各自在對方的反對聲中壯大自己的影響力。就當前中日關係，緒方靖夫先生還提出了三個具體建議：1.釣魚島或尖閣列島問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而這是需要時間的；2.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採取物理改變的方式，即不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3.不能因為釣魚島或尖閣列島這個小問題而影響到中日關係的大局，中日高層互不往來甚至中斷一切政治關係，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我認為，緒方靖夫先生對中日關係的看法大體上是客觀公正的，我相信這也是日本大多數人的看法。在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交換對中日關係的看法時，他向我提供了日本兩家權威輿論調查機構所作的相關民意調查，調查顯示，安倍首相目前仍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幾的民意支持率，自民黨也有高達百分之四十幾的民意支持率，而日本國民對於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四，不支持率則有百分之三十六，不表明態度的也有百分之三十多。松田教授對此的解釋是，安倍首相獲得較高支持率，並非如中國官方媒體所言，是因為日本整體向右轉和安倍首相通過參拜靖國神社激起了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松田教授認為，在安倍首相所獲得的較高支持率中，經濟因素佔到了主要的比重，安倍經濟學在目前還是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而外交安全等因素對於安倍的支持率其實只有百分之十的作用。松田教授通過調查數據想要說明的是，日本國民總體上是理性的，他們大多數人並沒有也不願意捲入到所謂的民族主義狂熱之中。

我在日本的所聞所見所思，進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對日本的印象：日本不僅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也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一個遠比中國公平公正的國家。日本的基尼係數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國際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個國家之內，日本的政治腐敗不能說沒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級官員沒有可能發生數額巨大的腐敗行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我很難想象，它會重新走上一條戰爭之路。松田教授給我提供的另一份調查數據顯示，在被問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國侵略時你是否願意拿起武器保家衛國時，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國民說願意。有好幾個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國朋友都對我說過，日本怎麼可能會有軍國主義，日本連愛國主義都沒有。東京大學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剛出了一本書，書名是《愛國o革命o民主》，他說因為愛國兩字，這本書的銷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釋，在日本只有右翼才會提倡愛國主義。

反觀中國，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有兩大主義非常高漲，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民粹主義，這兩個主義實際上又成為國家主義的重要基礎。和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適應的，還有兩個情緒也非常高漲，一個是革命的情緒，一個是打仗的情緒。那些打著民族主義旗號，高喊民粹主義口號，上街遊行，抗議日本，抵制日貨，甚至打砸搶燒的人，其實大多數都是生活在中國的底層，他們可能還從來沒有享受過國家主義的發展給他們帶來的任何好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只不過是讓他們對現實的不滿有了一個表達或發泄的渠道，從他們的內心深處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希望通過打仗或革命的方式來顛覆現有的權力和利益結構，重新改變他們自己在現有體制下看起來根本無法改變的生活狀態。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機，那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今天看起來點燃的是對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燒到的很可能並不是釣魚島，而是中國的某個政府大樓。不要錯誤地以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實並不在那些試圖操縱民意的人的手裡。

我曾經說過，日本沒有內政問題而只有外交問題，中國只有內政問題而沒有外交問題。這麼說當然是極而言之，日本怎麼可能沒有內政問題呢？比如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後續處理，但日本沒有那些足以導致國家分裂和制度顛覆的問題，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外交問題，一方面是和美國的關係問題，另一方面是和中國的關係問題。日本的生存空間、生存資源和市場必須依靠外部世界，外交是其立國之本。而在中國，內政是立國之本，重大的制度性和社會性問題大量存在，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面臨著總體性爆發的可能。正是受制於內政問題，受制於處理內政問題的固有方式和方法，中國的外交可以說只是其內政的外延，外交政策依舊沿襲著階級鬥爭思維和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不僅在處理中日關係問題上陷入僵局，而且在處理其他國際關係時也陷入被動。以前說中國的朋友遍天下，現在還有哪些真正的朋友？難道就是朝鮮、敘利亞、俄羅斯？即使朝鮮，中國給予這個國家這麼多的支持，付出了這麼多的代價，又從它那裡得到了什麼戰略利益？朝鮮又何曾把中國當作它真正的朋友？

受制於中日兩國各自不同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受制於兩國不同的制度，以及受制於兩國不同的文化和民意基礎，中日兩國目前的確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橫亘於兩國之間的那些歷史遺留問題，不管是訴諸兩國各自的民意支持，還是期待兩國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現在都看不到有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的正確路徑和辦法。難道這就是中日兩國之間不可化解的歷史宿命？中日兩國除了繼續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之外沒有其他選擇？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我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我能夠有所期待的是，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前所未有地抹去了國家、制度、民族、種族、地域、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上的差異，人類的普遍共識或者說普世價值正像空氣一樣地流動，從歐洲、美洲、非洲飄到了亞洲的上空，同樣瀰漫在中國和日本的國土上。我基於此而相信，中國和日本最終能夠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成為真正友好的鄰邦。

（相關簡介：榮劍，獨立學者。此文為作者2014年5月9日在日本東京大學的演講。）

共識網－《領導者》雜誌總第58期（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