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慰年：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鏡子

什麼是暴政？木然從洛克對暴政的描述，認為洛克對暴政進行了簡化，衡量暴政與否只採取了單一的標準。在洛克看來，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於法律之上。「統治者無論有怎樣正當的資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為準則，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動不以保護人民的財產而以滿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憤、貪慾和任何其它不正當的情慾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違背法律的暴政，違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這種暴政使每一個人都處在戰爭狀態，使每一個人的關係都成為狼與狼的關係，使每一個人都沒有合理的預期，使每一個人都朝不保夕。指鹿為馬、朝令夕改的暴政讓每一個人的生命與財產都失去了歸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談。（木然：《人的三個基本權利不能交給政府》）
暴戾政治是專制社會的常態，中國專制社會暴政的理論基礎是商鞅改革理念。金嘉文總結中國暴政，歸源於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核心治國理念是將國家與人民對立起來，有國家的強大就沒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沒有國家的強大。為了實現國家強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換言之，大國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難和淚水。一個雄視四海的大國的崛起，註定要以犧牲全體民眾的幸福為代價。（《商君變法---「大國崛起」背後無人問津的隱情》）
王思想概括商鞅的治國理念，認為《商君書》提出的馭民五術:1，壹民:統一思想。2，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3，疲民:為民尋事,疲於奔命,使命無暇顧及他事。4.辱民:一是無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揭發,終日生活於恐懼氛圍。5，貧民:除卻生活必須,剝奪余銀余財（狂印鈔票)，人窮志短。五者若不靈,殺(囚)之。（《人民公社來源於商君書》）幾千年一以貫之的商鞅治國理念，是歷代暴政的理論基礎。
歷代暴政統治者，繼承發揚商鞅的「治國治民」理念，建立了華夏歷史上一套完備的「依法制治理國家」的傳統。暴政是暴民的製造者；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鏡子。當國家機器強大時，暴政橫行；當國家機器衰落時，暴民蜂起；暴政與暴民交替出現，是中國歷史不能逃脫的宿命。黎澍在總結暴政時說：「農民戰爭取得勝利，必然導致『皇權』的集中，農民是一個落後的階級，中外歷史概莫能外。」他又說：「關於暴力革命問題，勝利者必繼以暴力統治，從而走向專制，迷信權力統治。」 （祝世華：《反思錄---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
政治學新銳吳稱謀分析今天中國現實，認為不同地位、不同階層的人都飽受恐懼的煎熬。不僅僅是普通民眾還在遭受恐懼的統治，在位的當權者們得經受權利隨時被喪失的恐懼，同時還得如履薄冰地經受住被極權體制充當犧牲品的恐懼；貪腐官員們有怕財富曝光充公成為階下囚的恐懼；背有歷史責任的退休元老們則要忍受有生之年被歷史清算的恐懼。（《解讀中國模式》）中國人至今都未能享受「免於恐懼的自由」，無論什麼人生活在心理恐懼的狀態中。
暴政以恐懼為根本原則，以暴力為強大後盾，以權力濫用為主要表徵，侵犯人的肉體與精神，使人成為工具。謊言與暴政是孿生兄弟。1958年，全民競賽撒謊。河南嵖岈山公社劉金占隊長，領導要他上報小麥畝產12000斤，劉不肯，說是吹牛。眾批鬥，拳打腳踢，劉流著血問：你們都種過地，一畝地能打這麼多小麥嗎？繼續打，斷了三根肋骨，服了嗎？劉答：服了。又問：能打12000斤嗎？劉答：真能！（來源：《網路資料》）暴政下的「順民」，不是真正順服；他們一旦掌握權力，就會成為新的暴政根源。
沒有民主的法制既是一條官民衝突之路，也是一條製造暴民之路。在華夏民族的歷史上，這是一條由秦始皇開闢的「暴政奴役-官民衝突-暴民蜂起」相互循環交替之路。一直到滿清末代皇帝，前者呼，後者擁，幾千年絡繹不絕。晚清有過這樣的歷史機遇，可惜錯失良機，沒有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最終家破國亡。
以法制治國，法制嚴酷和濫用則官民衝突，法制鬆懈和瓦解則官民衝突製造的社會矛盾導致暴民蜂起。以法制治國導致文革的歷史教訓至今也沒有被認真總結和吸取。文革的本質，是不經民選、不受限制的權力落到了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身上並被濫用。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何曾考慮過是否違憲？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土改、鎮反、反右、四清，迫害地主、反革命、右派、紅衛兵和政治異己，不遺餘力，根本不把《憲法》放在眼裡。結果往往非常反諷，所謂「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當劉少奇在中南海遭紅衛兵批鬥時，才想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悲涼地說：「我還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證公民的人身自由。」
明知土改、鎮反不得人心，卻一意孤行；為了掩蓋土改和鎮反無法無天造成的後果，甚至不惜推動一場戰爭。劉少奇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共和國主席終究死於他們自己培養出來的無法無天的「紅衛兵」手上。悲哉！哀哉！遙想少奇當年，土改、鎮反，何其殘暴；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以法制治國，以恐懼治國是君主朝代國家傳統的治國之道，法制是君主治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君主權力被限制的籠子。沒有建立在民主制基礎上的法制，法制往往淪為少數人迫害政治和信仰異己的工具。古羅馬帝國的法律體系非常發達，辯護制度也很成熟。但完善的法律體制並沒有阻止暴虐的統治者對基督徒的迫害，審判和刑罰成為一種堂而皇之的迫害手段。在「西普瑞安被斬首案」中，教父西普瑞安拒絕放棄信仰和「改過自新」，法庭便認定其「私自糾集犯罪集團」和「敵視羅馬諸神」的罪名成立，並將他判以斬首。（《暴君尼祿迫害正信，讓羅馬古城屍橫遍野》）這樣的暴政最後被暴民推翻，不是非常合理嗎？
一個現代憲政民主國家，必須在個人的自由和國家的權力的平衡中找到發展之路。任何一端不受控制，走向極端，無論是國家的暴力還是國民的暴力，都是文明的災難。美國把「制衡」的原則，貫徹到政治和社會的每一個細胞，因而獲得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平衡。民國憲政學家張君勱曾指出：「一個國家對於自由與權力，彷彿人之兩足，車之兩輪，缺其一即不能運用自如。個人自由寄託與國家身上，國家全體亦賴個人自由而得其鞏固之道。此即今後立國之要義。從這觀點來說，中國民主政治之一線光明，即在自由與權力平衡之中。」（《立國之道》）
對於立國之道，往事如煙有一段評論非常到位：那些崛起的大國能夠獲得持久繁榮和穩定，折射出的乃是那裡的民主法治的成長，其中人民對於政府的控制，憲政下不同權力的制約與平衡，獨立司法權所提供的既對公]權也對民意的嚴格限制，新聞自由所帶來的政治開放與透明，都是其中的關鍵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個體的權利與自由，並非為了崛起為大國。（《新浪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