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會議：最後的機會

　　來源於 財新《中國改革》 2015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5年01月15日

　　近20年後，氣候大會再臨關鍵時刻。歐盟之外，中美首度聯合發力，2015年大會東道國亦展開渾身解數。如何實現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內的目標，巴黎被期待

　　

　　2014年7月10日，全球15個主要排放國家頂尖研究機構合作的「深度脫碳途徑項目（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Project，DDPP） 」中期報告《深度脫碳途徑》在法國巴黎展示。這是全球首個有關2050年低碳經濟實現途徑的合作項目。圖為法國氣候變化談判大使圖比亞娜 (Laurence Tubiana，左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中）和西班牙可持續發展和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顧問特麗莎 ·里貝拉 (Teresa Ribera，右 )。CFP ： JACQUES DEMARTHON

　　財新《中國改革》2015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5-01-15

　　新常態 大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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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新《中國改革》 記者 王玲

　　和巴黎這座城市一樣，巴黎女人常帶優雅之美。第一次見面，圖比亞娜（Laurence Tubiana）正給人這種感覺：一頭銀色短髮，寬鬆的深色毛衣長裙，頸間不時現出和毛衣十分搭調的圓珠項鏈。如果在巴黎街頭偶遇，且非業內人士，恐怕難以猜出她是法國氣候變化談判大使，代表法國負責準備2015年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21次會議，簡稱COP21。

　　在很多人眼裡，這是全球最後一次聯合起來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機會。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令眾人失望而歸。那以後，從墨西哥美麗的濱海城市坎昆到內陸波蘭首都華沙，多屆氣候大會均未能達成一項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減排協議。舊協議《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2020年之後的全球減排面臨無法律約束的風險。剛謝幕的2014年秘魯利馬氣候大會亦如預期，無令人激動的突破，最終文本在一些環保屆人士看來從「弱」走向「更弱」到「非常弱」。

　　哥本哈根未竟的氣候使命，五年後，終奔巴黎而來。

　　此時，氣候變化這一乍看環境領域的議題，已隨1995年第一屆談判起，愈發明顯地演變為環境、外交、政治、經濟等多維兼具的綜合性議題。獲多方關注的同時，內里亦充滿博弈，以致於半個月的會期常常不得不加時方可完成談判。往屆經驗顯示，東道國的角色很重要。

　　因為開會的緣故，圖比亞娜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一些。之後近一個小時的採訪里，就法國對2015年氣候變化大會的準備、面臨的挑戰和應對之道，她侃侃而談。問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問題——長期以來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談判的主要糾結之一，她說還不到細談之時。不過，她也透露，正在爭取中國等「金磚國家」銀行的支持。

　　綠色使命

　　自2013年11月確定辦COP21以來，享譽全球的時尚和浪漫之都巴黎就多了一層綠色的使命。尤其哥本哈根后，歷屆氣候大會均未能拿出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后2020年全球減排協議，相反，其間個別國家，如澳大利亞、日本等被批出現減排倒退的現象，2015年的巴黎像最後一線生機般被期待。

　　作為東道國，圖比亞娜介紹，法國本身對COP21的期待有四點：第一，通過大會制定出一份新的法律框架，有效期長達30年，取代2020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約束各國執行減排目標到2050年；第二，讓各國做出新的減排承諾和貢獻，包括為實現減排承諾所需調整（涉及融資和技術等）；第三，希望各國攜手打造無排放的世界，到2050年全球減排50%，到本世紀末，排放達到零水平；第四，動員包括私營部門在內的更多力量參與零排放的目標。

　　動員正是圖比亞娜的官方使命。2014年5月，63歲的圖比亞娜被任命為法國外長特別代表，負責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相關國際談判。外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在一份聲明中明確稱，圖比亞娜的使命是動員各方力量，提出一項「積極議程」，證明遏制「氣候失常」不僅必須，還能為經濟增長、就業和提高生活質量帶來重大利好。

　　身為歐美兩大名校的教授，圖比亞娜撰寫過百餘篇關於氣候和發展的文章、報告和書籍，被視為氣候變化領域公認的專家。面對這一使命，她深諳其中艱難：「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如何在實現環境目標——溫度升高控制在2℃以內的同時保證每個國家的發展。」

　　她說，未來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

　　一是，各國的減排承諾匯總後可能不及將升溫控制在2℃內的目標，可能會上升3℃甚至4℃；

　　二是，儘管各個國家有些貢獻，可能仍很難實現到2050年減排50%的目標。根據2013年華沙氣候大會達成的協議，各國將在2015年一季度、最晚到2015年夏天宣布自主減排目標（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簡稱INDC）。氣候大會共有約200個參與國，利馬大會前，除了歐盟、中國和美國，其他國家仍未宣布各自目標。

　　為避免重蹈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的覆轍，法國正利用其全球第三大的外交網路籌備2015年的氣候大會，重點是加強溝通。據悉，法國發動駐各國的大使定期與所在國協調氣候變化的官員、機構和專家會晤，了解各國的進展和立場。

　　圖比亞娜之下設有一個跨外交部、環境部、財政部等多部門的委員會，每三周開一次全體會議，此外，各部門的部長每兩三個月召開會議。和圖比亞娜一樣，法國總統保護地球特使余洛（Nicolas Hulot）也身負動員之任，這位法國知名媒體人希望動員政界、商界和民眾一起應對氣候變化。

　　余洛表示，作為東道國，法國可以發揮協調作用，他正和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外長法比尤斯、圖比亞娜等一道與參會國溝通。不過，他也坦言，儘管理想狀態是與所有參會國做雙邊的溝通，但面對近200個國家，必須做出一些選擇。

　　余洛將法國正在溝通的國家分為四類：已經做出承諾且比較積極的；比較反對或抵禦承諾，認為氣候變暖由富裕國家造成，也應由其解決的；已經做出承諾但現在已不在乎的；比較脆弱的國家。

　　對於這四類國家，法國的做法是：團結並進一步支持第一類國家；與第二類國家進行對話；說服第三類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波蘭等重新參與；當第四類國家的代言人，避免其被邊緣化。

　　中美歐之外

　　按照余洛的分類，法國所在的歐盟28國、中國和美國應屬第一類，是需要團結的對象。

　　長期以來，儘管面臨內部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分歧，歐盟被視為氣候變化談判的領導者。2014年10月底，歐盟率先宣布后2020年減排目標。歐盟理事會宣布，到2030年，歐盟將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減排40%，可再生能源比例至少增加至27%，能效至少提高27%。

　　一個月不到，讓人意外的是，常被視為氣候談判中對手的中美首度聯合發布宣言，成為歐盟之後，第二批公布后2020減排目標的國家。2014年11月，借著北京APEC契機，《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達成。中國宣布，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並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國稱，計劃到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至28%的全經濟範圍減排目標，並將努力減排28%。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又是全球排名一二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美聯合宣言被認為意義重大，得到空前一致的高度評價。

　　「中美聯合聲明的確是一個好消息，完全有利我們的會議結果，」與兩國氣候談判代表團均有深入交流的圖比亞娜亦如是表示，這不僅是一個雙邊聲明，更是對全球的承諾。聲明也被認為給利馬氣候大會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隨著2015年的迫近，在圖比亞娜的一大擔憂——各國宣布的減排目標匯總後可能總體仍不夠到來前，還有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性：中美歐以外的國家何時宣布各自后2020目標？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圖比亞娜分析，印度可能2015年上半年公布，日本可能在2015年一季度公布，但澳大利亞得打個問號，「不知道」。

　　2014年9月的紐約舉聯合國氣候峰會被視為向利馬氣候大會注入了動力，就在大會結束后不久，印度環境部長雅瓦德卡爾（Prakash Javadekar）表示，印度——全球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預計未來排放將超過中美——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增加，所謂減排是發達國家的任務，它們需承擔歷史責任。對於利馬大會最終達成的協議，印度媒體的理解是，各國自主提交減排目標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10月，非6月。

　　日本是全球第五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2013年波蘭氣候大會，即COP19期間，日本宣布了倒退的減排目標：從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5%調整為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3.8%，招致一片批評。

　　由於國內核電發展受限，時任日本氣候大會首席談判代表南弘（Hiroshi Minami）表示，日本此舉實乃不得已而為之。此番利馬氣候大會上，包括歐盟在內的多方催促日本儘早宣布自主減排目標。

　　由於化石燃料使用增加，2013財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近14億噸，為1990年有記錄以來最糟糕。

　　儘管澳大利亞的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低於中印等排名前幾的國家，但其人均排放量遠高於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印。氣候變化談判期間，全球多個非政府組織構成的氣候行動網路（CAN）忙著評選「化石獎」，得獎者均為對談判起負面作用者。利馬大會首日，澳大利亞即獲該獎，之後多次得獎。儘管澳大利亞宣布向綠色氣候基金（GCF）注資約1.7億美元，以幫助貧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最終它還是被授予「年度化石獎」。

　　目前，澳大利亞尚未宣布后2020目標，其2020年前的目標是在2005水平上減排5%。

　　「歐盟和中美的聲明會加快整個過程，這些國家可能會比我們預測的早宣布」，圖比亞娜表示，法國將會對這些國家施加壓力，讓他們儘早宣布目標。對於已經承諾的中國，她表示希望更多具體細節。

　　除了自主減排目標，《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宣言》開篇即非常明確提出，希望在2015年巴黎會議如期達成新協議，且一定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這一原則近年來備受爭議。

　　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的任務，圖比亞娜的理解是：短期而言，減排責任更多在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需要考慮發展模式問題。

　　作為歐盟一員，余洛表示，法國希望歐盟做出最遠大的承諾，發揮典範作用，如果巴黎氣候大會圓滿召開，歐盟願意提高減排40%的目標。

　　談判不易

　　氣候變化屆心照不宣的一個事實是鮮有不拖延的氣候大會。2015年的利馬也不例外。利馬氣候大會的一項任務主要是，明確各國自主減排所包含因素，為明年巴黎氣候大會做準備。儘管會前有多項利好營造良好的氣氛，但利馬大會還是拖延了32小時，最終達成一份40多頁的草案「利馬氣候行動呼籲」（Lima Call for Climate Action），作為寄望於巴黎氣候大會誕生的全球氣候協議的基礎。

　　草案中涉及的總體目標、全球減排、適應和損失損害、融資、技術研發和轉移、能力建設、透明度、期限等，均沒有明確說法，而是有很多選項，可見各國分歧。

　　如總體目標上，有要求未來幾年大幅減排，到2050年在2010年基礎上減排40%到70%，到本世紀末接近零排放；有要求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最遲2020年封頂，到2050年至少減排50%；有要求發達國家顯示領導力，與歷史責任保持一致；有要求擁有最大能力且負有最大責任的國家顯示領導力；分歧多處，如定期溝通或更新減排目標上，不同意見可達十條。

　　對於這種結果，中國似早已預料到。利馬大會前，中國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接受財新專訪時透露，2014年文本會有很多括弧，反映各國立場、要求，「今年是大家往裡邊裝東西，先定下來一個框架，明年再一個一個地往外清東西，清到最後，達成共識，」巴黎大會前，各國需要通過談判消除分歧。

　　對於巴黎大會前要解決的技術轉讓和融資問題，余洛指出其中難處，「有些技術屬於私營機構，國家無法強迫企業免費轉讓，企業也知道一些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購買這些技術。」不過，他也表示，國家可以發揮的作用是提供低息的長期貸款，讓需求方有能力購買技術，長期而言，這會促進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對於資金問題，圖比亞娜稱，還不到細談之時。不過，她也透露，正在爭取中國等「金磚國家」銀行的支持。

　　對利馬達成的2015年氣候協議草案文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當天表示歡迎之外，亦敦促締約國2015年2月對草案展開實質性討論。

　　利馬談判中，兩大談判陣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可謂各有所得或所失：發展中國家堅持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問題被寫入草案，發達國家首次將發展中國家拉上強制減排的軌道，而《京都議定書》之下只有發達國家才有此項任務。

　　「2015年的工作中，最關鍵的就是如何與時俱進地定義『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李碩表示。

　　此外，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兌現已有承諾的呼聲一直在。

　　參加利馬大會前，解振華對媒體表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之前減排25%到40%，但發達國家並沒有做到，他們關於資金和技術的承諾也沒有做到。儘管利馬大會期間綠色氣候基金籌集到了100億美元的首筆資金，但距離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2020年前每年貢獻1000億美元的目標還遠，2020年後的資金安排仍不明確。發達國家履行承諾被視為2015年氣候變化談判的政治互信基礎。

　　利馬會議結束后，法國很快發表聲明，外長法比尤斯稱，法國將同所有國家，尤其秘魯，一起籌備好2015巴黎氣候大會，但「這份協議還需要做很多細緻的工作」。

　　后2020全球減排協議經久未決，而極端氣候並不等人，已在各大洲頻頻現身。面對2015年氣候談判的重任，李碩表示，需要法國這樣的大國來承擔。

　　「利馬及之前氣候大會中非常明顯的一個經驗是，主席國在關鍵時刻彌合分歧的外交能力與技巧將決定談判的成敗。毋庸置疑，法國是國際關係中的大國，作為歐洲國家，它與中國、美國及非洲國家擁有良好的關係。同時，法國已經與秘魯建立了緊密的工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