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的「走紅」以及 「文化趣味」新剛需

　　黑擇明 北青藝評

　　

　　董卿又火了，因為《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

　　幾年前，筆者曾設想，如果重拍《圍城》，應該找哪些演員來演？李梅亭當然依舊是由葛優出演，當年他太年輕，現在定能出神入化；百家講壇上的文化明星盡可以出演沈太太、高松年、劉東方等一眾人物；白百合比王絡丹更接近孫柔嘉；能扮演鮑小姐的女藝人可真不少；曹元朗可由東方衛視主持人曹可凡擔任，基本不用化妝；在想到蘇文紈時，面前竟然浮現出了董卿的形象。

　　喜歡將演員與角色混為一談的觀眾一定以為我是在黑董卿。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她作為主持人，技術幾乎無可挑剔。對於台下的她，我也認為她也並不像一些黑粉指認的「裝」，她只是與鄉村社會場域喜聞樂見的「自來熟」不是一個套路。之所以覺得她可以出演蘇小姐，主要是因為她有舊上海布爾喬亞女性的階層感和距離感。

　　距離感其實不是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因為它既可以解釋為一種分寸感、教養，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防禦的姿態，以及給人一種「我不想和任何人過於親近」的訊號。而這種訊號對於主持人來說並不討喜。包括春晚在內，董卿的面孔與偽鄉土氣息的晚會內容總是會讓人產生一種錯位感，有時候甚至是錯亂的。但這種錯亂其實正是對大眾意識形態的折射。比如前些年，東北方言在電視上之所以火爆，那是因為它用一種大紅大綠的、意淫中的「鄉土」去彌合、掩蓋現實中鄉土倫理的迅速流失與斷裂。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分裂。這種虛假的「接地氣」其實很容易就被真實的「接地氣」——消費主義趣味所擊潰。例如，以「娛樂」為標籤的某台就靠綜藝迅速攻佔了那個真實的鄉村以及城鎮。然而，一切都在流動，如今整個社會結構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這種低端消費娛樂也需要開發更高的版本了。而像《中國詩詞大會》這種以往會被視為曲高和寡的節目，今年到了第二季，竟然以黑馬的姿態橫空出世，這實際上正反映了所謂「高端」內容的極度匱乏，以及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大眾文化消費訴求的悄然變化。

　　「高端」二字，當然有著身份、階層、權力的屬性。而決定這種感受的關鍵，其實從來就不是由銀行存款定義的，而是另一些事物，例如文化、趣味等等。詩歌，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比如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其實是相當尷尬的一個事物，通常與「不實在」、「無用」、「矯情」、「神經病」這些負面評價聯繫在一起。也正因為如此，詩歌所代表的「高雅文化」變成了一種稀缺文化資本，並且，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彰顯這種稀缺性，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的火爆僅僅是個前奏曲。作為身份、權力標識物的「文化趣味」將成為一個龐大的、新興階層的剛性需求。這個階層的龐大或許超越我們的想象，好比《巨人傳》里的龐大固埃。

　　當代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指出，生成趣味判斷力的機制並非源自人類先驗的綜合判斷，相反，趣味判斷力是後天的，是社會等級的標誌；社會等級對趣味判斷力具有規範和等級塑形作用。「高雅」的文化趣味以都市文化為基礎，與伴隨組織資本主義終結的後現代城市文化相關。「高雅文化」的價值因其數量而異，並必然隨著數量的增多或普及而減少。資產階級通過在符號秩序與物質上長期壟斷稀缺性文化產品，而普羅大眾不具有對藝術作品的解碼能力，無法從日常經驗所理解意義初級層面，進入到「意義的第二層面」，而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於居間位置的「小資」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要麼利用合法文化的資源，把通俗的藝術賦予合法形式，要麼把「嚴肅藝術」通俗化。如果說，通俗化趣味是容易得到的，那麼當它們不甘心於被看作在本質上是平庸的、普通的，不甘心於沒有可以炫耀自身的權力、更沒有可以歧視他者的權力的時候，通俗化趣味因其本身的易得所產生的自我厭倦感會轉化成對稀缺感的渴望——就向著更為「高雅」的品位轉移。

　　布爾迪厄的判斷畢竟是在三十年前、基於法國的社會結構做出的。很難用傳統的小資、中產等概念定義中國這個新興的階層。然而社會結構與大眾文化產品之間總有著奇妙的和諧。作為一檔文化消費產品，《中國詩詞大會》正是通過對詩歌同時的的升格與降格，滿足了新型階層的需求。升格，是將古詩詞與「高雅文化」建立起對接，通過一種背誦多少決定勝負的賽制，將其作為經典語錄，作為高雅之物，卻忽略了這些古詩詞都是古人對自己生活鮮活貼切的解釋。然而這樣的複製粘貼，就好比錢鍾書在《圍城》中的那個比方，這些優美詩句彷彿牙縫裡的肉絲，主要是為了顯擺其日子過得好，佔有更多的資源。降格，則是在高雅、美好這些預設目標面前，節目製作採取了一種通俗化的套路。從內容上來看，大部分詩詞直接來自中小學語文教材，它所勾起的更多是你對少兒時期的懷舊，以及陪娃背詩的育兒記憶，所以它才能夠老少咸宜，而未必是由於什麼「民族的詩性記憶」。畫面同樣是一種對「高雅」的降格：才女們的妝容多少都有點辣眼睛，奇怪的漢服更似乎是從五棵松租來的，跟非誠勿擾女嘉賓或者時下流行的古裝婚紗攝影有得一拼，但或許只有這樣，才會足夠「流行、時尚」。然而，對於這些90后花季少女來說，這種花瓶式的「才女」包裝，難道不過時不老套么？同樣，這檔產品也絕非「另一個」階層的主場。農民工等群體的人設都是老套路，是主流電視文藝的慣伎，貌似的平等背後是一種對「他者」逆向的歧視，實際上無非是對自己權力的強化罷了。

　　然而，《中國詩詞大會》畢竟是眾妖艷中的一股清流。在筆者看來，這檔電視節目最重要的意義是，詩歌，又可以與我們的生活發生關係了。雖然目前的節目還停留在比賽記憶力的階段，但不妨預設可以有一檔升級版的《中國詩詞大會》：它會提醒我們，真正的詩意，從來不在遠方，而正是在當下生活中。詩歌是我們對自己私人生活的定義、解釋、理解、感悟，是我們遠離貪念嗔恨的可靠法門，是蘇東坡的「此心安駐是吾鄉」、「萬人如海一身藏」；這個升級版可以告訴我們，真正的詩歌是樸素的情感表達，它是華麗詞藻的天敵，就像愛一樣無須粉飾，它是《詩經》的「女曰雞鳴，男曰昧旦」，是《古詩十九首》的「棄捐無復道，努力加餐飯」，會讓偽民謠、流行歌曲的做作與堆砌無所遁形；這個升級版可以告訴我們，詩歌能夠抵禦消費主義的邏輯，使我們不會輕易就被房價、成功學這些當代社會的怪胎所俘虜；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升級版可以告訴我們，其實人人都是詩人，我們有權利用今天的語言、今天的思想去寫今天的是，而不是要「復古」，死在古人的格律與韻腳中。

　　當然，如果有這個升級版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