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美國左派右派都說對方「反智」？

　　朱冰聰：美國的左派與右派兩個陣營，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對方都是「反智」。

　　

　　朱冰聰

　　美國大選，有選票的吵吵鬧鬧，沒選票的看熱鬧。坐標深藍的紐約州紐約市，往年我幾乎聽不到來自紅色陣營的聲音。大學四年，同齡人里僅有一個美國女生私下和我說過她支持共和黨。她上的是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巴納德女子學院（Barnard College）。哪怕是在自由派盤踞的哥大，這兒都算最激進的陣地，因此她一直處於「深櫃」狀態。現在想來她是明智的——11月8日晚特朗普當選之後，在哥大學生的一片錯愕聲中，是巴納德的學生率先發起請願，要求周三停課一天，讓大家「平復情緒」。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大選，我的華人朋友里出現了些許支持共和黨的聲音——與其說是支持共和黨，不如說是支持特朗普。原因至少有三。一來民主黨常年不把華人選票放在心上，覺得華人投票熱情不高，要投就必投親近少數族裔的民主黨。2014年加州民主黨推動的一項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更是提出限制亞裔在加州公立大學入學比例，如同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華人移民群體里扔了一顆炸彈。二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承諾讓大批非法移民入籍，而合法華人移民大多兢兢業業半輩子，從留學、拿綠卡再到入籍，或是掏出半生積蓄投資移民，難免感到不公，何況非法移民里的魚龍混雜也使華人為人身安全擔心。三來「梁彼得案」之後，華人更加認為民主黨偏心其它少數族裔（非裔、拉美裔）甚於亞裔。綜上所述，一些美國華人團結起來支持特朗普，向民主黨證明華人選票並非他們的囊中之物。當然，有些華人的確是欣賞特朗普的威權形象和啥都敢說的直率作風，這裡先按下不表。

　　除了這些少數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外，微信朋友圈裡的情緒和臉書上的美國同學群體是同步的：大選之前，他們普遍相信希拉里會獲勝，但擔心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崛起已經讓美國走向分裂；大選之後，更是哀鴻遍野——這個排外、歧視少數族裔、不尊重女性的大嘴巴真當上總統了，那我們國際學生怎麼辦？我們亞裔怎麼辦？我們女生怎麼辦……

　　更有意思的是，支持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這兩個陣營，都喜歡用一個詞形容對方：反智（anti-intellectual）。支持民主黨的朋友，將特朗普的勝選與歷史上的納粹登台相比較，因為那也是一個「反智反精英」的年代，其後果眾所周知。而支持共和黨的朋友認為民主黨的「政治正確」向來是打著種族平等的旗號來反智，以逃避真正解決種族之間的衝突，如今特朗普當選，也許能帶來新的轉機。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在美國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左派與以共和黨為代表的右派的語彙里，分別是什麼內涵？

　　什麼是「反智」？

　　如同很多人文學科里的概念一樣，「反智」一詞是很難定義的。既然大家都說對方「反智」而不承認自己「反智」，說明「智」肯定是個好東西，而「反智」就是你扣在對方腦袋上的那頂帽子——你覺得對方的問題在哪裡，就把「反智」描繪成什麼樣，「反智」的內涵也變得模稜兩可。

　　通常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是：反智主義是對智力和知識追求的敵意，是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反智主義通常的表現，就是嘲笑教育、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學科，將它們貶斥為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

　　不僅在西方，這個定義對中國讀者也不陌生。「文革」時期的一部宣傳電影《決裂》里，葛優他爸葛存壯飾演的教授一本正經地向農村招來的大學生們講解「馬尾巴的功能」。這時候一個農民來請教授為牛治病，卻被轟走了。在這個特殊時代的語境中，知識分子對於「馬尾巴的功能」錙銖必較，是教育脫離實際的黑色典型。影片由此號召人們掀起「教育革命」，甚至以手上的老繭決定上大學的資格。這是一場中國式「反智主義」的勝利。幸而隨著「文革」的結束，這場勝利暫告一段落，如今的中國不論城市還是鄉村，大學生普遍受到尊重，「知識越多越反動」也成為歷史，被「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共識取而代之。

　　而在美國，「反智主義」就更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個詞在上世紀60年代走紅，得歸功於當時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他在書中追溯了「反智主義」在美國的宗教起源，讓這個詞進入了學界的視野。

　　按照他的說法，最早在美洲大陸上定居的清教徒其實是很重視教育的。哈佛、耶魯等高等學府，都是清教徒創立的。儘管「薩勒姆的女巫」這種荒唐的迷信事件在新英格蘭也偶有發生，但教育和理性始終是時代潮流。然而到了18世紀中葉，隨著「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的發生，越來越多的福音派牧師開始效仿中世紀的聖徒，鼓吹宗教熱情的重要性，聲稱「不買一本書才是通往永生之路」。甚至哈佛、耶魯也受到批評，因為它們沒能培養出學生的虔誠之情，而是讓學生在人文知識上花了太多功夫。

　　左派眼裡的右派「反智主義」

　　這種將「反智主義」歸咎於宗教熱情的看法，基本被美國今天的主流左派媒體繼承了下來。說來可能難以置信，今天的美國仍有大量保守人士寧信宗教、不信科學，在美國中部的「偏遠地區」尤甚。一件反覆被左派拿來嘲笑的事是，印第安納、俄亥俄、亞利桑那等中部的幾個州，至今允許公立學校講課時不講進化論，以上帝創世之說取而代之。

　　保守派出於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墮胎，也導致了許多被左派詬病為「反智」的言論。2015年美國的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被拍下暗訪視頻，疑似捲入胎兒器官買賣風波，共和黨人趁機大肆攻擊支持墮胎選擇權的左派陣營。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惠普CEO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番流出的視頻：「你們看啊，一個發育完整的胎兒躺在桌子上，心臟在跳，小腿在動，而旁邊有人在說『要趁它活著的時候取出它的腦子』。」事實上，暗訪視頻里根本沒有這麼個場景，但這番罔顧事實的言論為她贏得了不少教徒的支持。

　　另一樁讓左派匪夷所思的所謂「反智」之舉，就是右派打死不承認全球變暖。雖然全球的科學家都站出來為氣候變化背書，連美國軍方都承認氣候變化是對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共和黨人還是死不鬆口。2014年的一則報道說，當時美國278名共和黨議員中只有8人認為全球變暖是人為因素導致的。當然，剩下的270人有多少是出於真心，有多少是偏於保守派選民的壓力，就不得而知了。

　　說起美國的保守派，槍支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保守派為了保住手裡的那桿槍、捍衛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撒撒小謊的事也是常有的，也常被左派拿去做「反智主義」文章。例如2015年底，加州聖貝納迪諾市的槍擊案餘溫未消，國會投票是否要禁止禁飛名單上的人買槍，共和黨人就極力反對。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傑布·布希（Jeb Bush）還舉了個例子，說美國備受尊崇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也誤上過恐怖分子名單，要是限制所有上了禁飛名單的人都不能買槍，是不是苛刻了些？事實上，美國運輸安全局（TSA）早就澄清過，肯尼迪從沒被當成過恐怖分子。但這個坊間傳言已經一傳十十傳百，又被愛槍的右派人士無限渲染，以此展示國家機器的可怕。於是對槍的熱愛超過了理智的右派們，也就「反智」地以道聽途說作為持槍自由的依據。

　　右派眼裡的左派「反智主義」

　　美國近幾年有個挺出名的神學家叫拜倫·威廉姆斯（Byron Williams），他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任由【美國的】政治正確這麼發展下去，我們就會陷入一潭反智主義的泥沼。」這句話大致概括了右派眼裡左派的「反智」罪名：即一味強調政治正確，不敢說任何可能冒犯少數族裔、LGBT群體和其它少數群體的話，以至閉目塞聽、裝聾作啞的程度。尤其是近年來，本該是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美國大學校園，因為近年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敏感警告」（trigger warnings）等運動的興起，政治正確逐漸上升到了比言論自由更高的位置。凡是可能引起一部分學生不安的言論，即使是學術討論，都要三思而後行，甚至予以禁止，稱其為「反智」也不為過。

　　2015年，耶魯大學就出了這麼一檔子事：萬聖節前，耶魯的「跨文化事務委員會」特地發郵件提醒所有同學，萬聖節的打扮一定要注重其他同學的感受，不要穿模仿穆斯林的服裝，不要穿模仿印第安人的服裝，不能開其它宗教和種族的玩笑……對此，耶魯一所學院的院長Erika Christakis有所異議，給她的學生們也發了一封郵件，勸說大家不要過分敏感，即使自己被冒犯到了，也不該對冒犯者群起而攻之，應該站出來理性地說出你為何感覺被冒犯，因為「自由言論和容忍攻擊的能力是自由社會的標誌」。這位院長的郵件在網上流傳甚廣，我也反覆讀過，感覺她措辭謹小慎微、有理有據，沒啥毛病可挑。可這封郵件卻在耶魯學生中激起了大規模抗議。當時網上熱傳一個視頻，是一個耶魯的女學生大聲斥責院長，情態幾乎有中國「文革」遺風。僅僅一個月後，院長迫於壓力辭職。

　　除此之外，在右派眼裡，美國各大學的校園裡都遍布著左派「玻璃心」的身影：幾年前，羅傑斯大學想邀請前國務卿萊斯來演講，因為學生抗議萊斯容許中情局虐囚，不得不作罷。當時連奧巴馬都覺得過分：「雖然我也不同意萊斯和上屆政府的諸多做法，但一個大學或一個國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國務卿面前閉目塞聽，我覺得這是錯誤的。」還有密蘇里大學，因為學校的黑人群體在白人為主的校園裡感到「不安全」，幾次偶發事件引起了大規模學生運動，以黑人為主的橄欖球隊絕食抗議，逼迫校長簽署他們定的「條約」，要求校長保證學校黑人教授比例，還逼校長承認自己有「白人特權」。最後這起風波也以校長辭職告終。

　　遠的不說，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裡，理智的思考也常常讓位於左派洶湧澎湃的政治熱情。特朗普當選的第二天，學校舉行「大選結果討論會」，歡迎全校同學參加。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場理性的討論，甚至應該邀請在哥大占極少數的共和黨派同學來闡述一下他們的看法。但我顯然是太傻太天真了——整個「討論會」儼然一派追悼會的氣場，主持會議的教授默認大家都為希拉里的敗選痛心疾首，鼓勵同學們「互相安慰、共渡難關」，就好像美國那些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的選民都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根本不值得討論似的。事實上，現在看來正是左派這種自我陶醉的傲慢態度，使右派保守人士對所謂「自由派精英」越來越反感，報復性地投向了特朗普這個半吊子共和黨人的懷抱。

　　左右陣營對「反智主義」有如此不同的定義，而且近年來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或可歸結於近年來網路媒體的發展。遙想幾十年前，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僅限於為數不多的報紙、雜誌、廣播頻道。這些媒體為達到最大的發行量，也寧肯發表折衷的觀點，不願開罪任何一方。傳統的媒體道德，也敦促媒體人為不同觀點的人群發聲。到了Facebook一代，精密的計算機演演算法，能算出你打開網頁的一剎那最想看到什麼，把與你瀏覽過的文章相似的內容源源不斷送到你眼前。左派與右派兩個陣營，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對方都是「反智」。今年大選導致美國前所未有地分裂，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

　　民間的「反智主義」

　　具體到美國民間，「反智主義」的內涵也不僅限於黨派或是意識形態之爭。很多華人家長到了美國的直觀感受就是：自己的孩子論成績是頂呱呱的三好學生，但僅僅因為體育不好，或是對流行文化打不起趨炎附勢的興緻，就受到同學排擠，被稱為「書獃子」（nerd），像《生活大爆炸》里的謝耳朵一樣，成為被同齡人嘲笑的對象。

　　的確，對體育的熱情遠遠超過學術，是一個挺有美國特色的「反智主義」現象。看看身邊，每年都有大量身懷體育特長、即使SAT分數不高也被學校錄取的「特招生」。進入大學以後，學校還專門出錢幫他們請輔導員補課。這是因為，一所大學若在橄欖球聯賽的成績榜上名落孫山，是件頂頂沒面子的事情（功夫不負有心人，向來一敗塗地的哥大橄欖球隊，今年終於在返校日比賽上取得了12年來第一次勝利）。

　　從數據上來看，2014年的調查顯示，從2004到2011年，在美國所有四年制公立大學中，學術開支基本持平或者減少，花在運動賽事上的開支則增加了24.8%。2015年，美國大學橄欖球聯賽打破了收視率紀錄，甚至比當紅美劇《行屍走肉》的收視率還要高。

　　也許有人要說了，重視運動怎麼啦？牛津、劍橋的賽艇比賽，不是也年年鬧個大新聞嗎？但畢竟人家那是世界知名學府的頂尖學子，並無不務正業之嫌。而與此同時，美國學校重點關照的運動員學生，其學術能力卻讓人擔憂。同一份調查顯示，有些人的閱讀能力只有小學三年級水平。饒是如此，學校仍對他們優渥相待，只因他們可以「為校爭光」。甚至如前文所述，密蘇里大學的校長惹不起學校的橄欖球隊，以至於引咎辭職。在美國的普羅大眾看來，體育上的成就比學術上的成就更加喜聞樂見，這方面的「反智主義」也就見怪不怪了。

　　作為政治策略的「反智主義」

　　當然，並不是說所有「反智主義者」都是「不智」——也許人家只是「大智若愚」呢？這不是開玩笑，美國歷史上的諸多政治家為了塑造一種親民的形象，明明是精英出身，卻不惜把自己往草根形象里捯飭，頗有點地主的兒子冒充貧下中農的意味。這在左右兩個陣營中都屢見不鮮。

　　美國精英第一次吃到「反智主義」的苦頭，可以說是在1828年那場總統大選之時。當時平民出身的安德魯·傑克遜，對決美國時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後者是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之子，是典型的「新英格蘭貴族」，十幾歲時就擔任美國出使俄國使團的翻譯，哈佛大學文學專業畢業，做過律師、外交官、參議員。而傑克遜則是苦出身，13歲就做軍隊的信差，後來成為將領，以征戰印第安人揚名。亞當斯遇到傑克遜，就像秀才遇到兵，亞當斯指責傑克遜粗俗無禮，傑克遜稱亞當斯為腐敗的貴族。因為傑克遜鼓吹任職機會平等，美國西部的農民和南方的莊園主都成為傑克遜的擁躉，相信他能打破銀行的壟斷、又不會觸及奴隸制度。最終傑克遜勝出，亞當斯連任失敗。

　　時至今日，還有人將特朗普與傑克遜相比較。儘管富二代特朗普和傑克遜在身份上有天壤之別，但他們都是一副反精英的姿態，讓選民感覺這是一個「能和我一起喝上一杯的總統候選人」，由此獲得選民的青睞。

　　也許是受了老前輩傑克遜的熏陶，美國近代以來多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總統，也愛通過「裝傻」達到親民的目的。1964年，當時還在幫助另一位共和黨人競選的里根發表了知名的「抉擇的時刻」演說，將自己擺在一個底層美國人的位置，鼓動民眾摒棄那些「遠在國會山上的精英小集團」。近半個世紀以後，小布希總統也在耶魯的畢業典禮演講中自比為差生，說：「在座各位拿C的學生別泄氣，你們有朝一日也能坐上我這個位子。」

　　當然，這一套「反智」的政治策略，不光共和黨學會了，民主黨也有人使得得心應手。比爾·柯林頓雖然也是耶魯法學院畢業，但動不動就把他的阿肯薩斯州小鎮出身掛在嘴邊。那個小鎮雖然窮，名字倒挺吉利，叫「霍普」（Hope），諧音「希望」。柯林頓當時就拍了個競選視頻，叫做「來自霍普（希望）的人」，憶苦思甜，令人動容。

　　1992年柯林頓當選，我的一位哥大教授次年受邀參加他在白宮的第一場聖誕晚宴。一般來說，這種晚宴要放上與總統家世有關的紀念品。我教授一走進白宮東翼，就看到一座薑餅屋，象徵著柯林頓小時候在霍普鎮住的破房子。有趣的是，大屋子旁邊還有一個薑餅做的小「茅房」——原來當時柯林頓家窮得連廁所都沒有，寒冬臘月也得披上大衣、出門去用臨時廁所。薑餅屋惹來賓客們一陣鬨笑，而柯林頓成功用阿肯薩斯窮小子的形象洗刷了不受美國人待見的高材生身份。

　　同樣出身民主黨的奧巴馬，在這方面就略輸一籌：他的口才固然使他成為最親民的總統之一，何況他還有少數族裔這張護身符，但哥大本科畢業、哈佛法學院畢業、並在芝加哥法學院任教12年的經歷，還是讓他被競爭對手詬病為高高在上的精英。2012年連任選舉時，共和黨的米特·羅姆尼就嘲笑他「連檸檬水攤子都沒擺過」。

　　希拉里·柯林頓這次的敗選，也常被拿來與她丈夫當年的成功作比較。同是耶魯法學院畢業，她的職業政客形象使底層人民覺得她高不可攀，缺少「和我喝一杯」式的魅力。當然，如果真把這種魅力作為決定是否投票的標準，那美國某些選民的「反智」程度，的確是可見一斑了。

　　註：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