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泛民人士真的需要「回內地走走」

允許香港泛民主派成員申請回鄉證，可謂中央政府近期對泛民釋放的一大善意。而不少知名泛民人士的回應，卻顯示出抵觸情緒，個別人士更直言拒絕申領。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裡固然有北京善意遲到的原因，尤其是中央涉港系統過去多年以鬥爭思維對待泛民造成的宿怨，但同時不乏泛民自身認識上的一些誤區。

包括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內的多名泛民主派知名人士此次均有望拿到回鄉證

作為當下香港政治中堅力量的泛民，與北京之間有著歷史造成的誤會。上世紀八十年代，原本積極推動「民主回歸中國」的泛民人士，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開始和中共分道揚鑣，被北京記入另冊。香港回歸后，又因為一些中央涉港機構和官員的僵化認識，看不透有不同政治觀點存在恰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體現，遂將泛民排除在統戰範圍之外，致使部分泛民人士的主張溢出「溫和」的閾值，趨向激進，還為港獨思潮的冒現提供了空間。

這樣的局面讓人抱憾。辯證看待，雖然北京在處理異議以及治港問題上的鬥爭思維亟需自審，但泛民在這個過程中的一些有色眼鏡亦要摘掉。

長期以來，一些泛民對中共的批評，屬過度站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立場之上，甚至簡單地將「一國兩制」理解為香港先進自由制度抗衡內地專制影響的屏障。尤其是經過「六四」事件后，一些泛民更是堅定這種認知，陷入「逢共必反，逢中必反」的意識形態泥潭中，在看待中共時，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有色眼鏡。某種程度上講，這其實是與他們所批評的一些僵化的中共官僚那樣，也沉湎於固化的思維誤區無法自拔。

到今天「六四」已過去近30年，卻依然成為一些泛民人士看待中共的主要依據。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共必須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以磊落的態度面對曾經的歷史。但是，一些泛民人士同樣需要重新認識中共。

要認識到，經歷「六四」事件那樣的慘劇，中國內地在一度向「左」徘徊三年後，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為起點，進入了快速改革和發展的階段。迄今為止，中國內地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徹底改變了文革后一窮二白的局面。「六四」事件無法代表中共的全部，更不能成為外界看待中共的全部形象，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發生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一系列積極舉措，再簡單以有色眼鏡一窺全豹，認知必定偏頗。

反觀中國域外的世界環境，蘇聯解體后東歐西歐的社會動蕩，以及本意追求西方自由主義的阿拉伯之春卻在客觀上給中東帶來阿拉伯之秋的負面後果，倒是從側面印證了一些泛民人士過度推崇的西方價值觀與治理模式未必「放諸四海而皆準」。而當前內地在諸多領域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沒有選擇全盤接受西方模式的正確性。

以司徒華為代表的老一代泛民成員，其政治底色並非如今朝般激進「變味」

可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一些泛民人士用以評論中共執政功過及內地治理問題的論據，卻始終停滯在「六四」，甚至文革等歷史問題的印象上，以舊論新，以偏概全。越不了解中國的變化，一些泛民人士對中共積累的偏見與誤解也就越深，身陷焦慮的同時，卻忽視了關鍵，就是今天的中共已不是他們眼中泛泛而單一的形象了。

而今北京通過在泛民回鄉證問題上釋放善意，期待泛民「回內地走走」，相互增進了解和溝通，泛民卻仍舊主動屏蔽以處之，其中得失利害不言而喻。正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所言，「你要拒絕人家的好意是沒有問題，不接受可以不去申請，但要考慮損失，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如果中央對香港好，香港應有回報，不能一面倒只批評中央」。

當然，北京確實應以更坦誠的態度面對歷史，以更大的魄力祛除內地的專制和腐敗印記，以更堅決的信念轉變鬥爭思維，以更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將「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落到實處。但泛民也同樣需要摒棄對中共的固有認識，以更靈活更理性的態度，看待中共的變化和香港的前途，積極在「一國兩制」下為港人服務。

不勝枚舉的先例印證，良性互動是作用於政治進步的重要因素。現在，北京已在回鄉證問題上釋放善意，表達出願意溝通和進一步互動的傾向。既然如此，泛民人士何不「心裡陽光一點兒」，藉此機會打開自己和北京之間的心結，積極回應，多「回內地走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