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中美網路安全問題？

　　魯傳穎：中美兩國政府應當更加重視和發揮網路安全專家的作用，以避免被利益集團綁架，或被政治等因素干擾。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魯傳穎

　　和去年的這個時候相比，網路安全似乎正在淡出中美關係的議程。自去年9月中美在網路安全領域達成「六項共識」以來，中美在網路安全領域總體上保持了平靜的態勢。今年9月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會晤達成成果清單，表示中美兩國在網路領域擁有共同利益和責任，重申去年9月的共識，同意繼續加強在這一領域的合作，攜手應對挑戰。

　　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來自微軟、思科、因特爾和IBM的四位美國企業代表加入了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簡稱TC260）委員行列，該委員會共有81名委員，負責制定中國的網路安全標準。這是TC260第一次向外國企業開放代表資格。這表明中國願意和美國在網路安全領域開展更多的交流與合作。不僅如此，在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頒布的《反恐法》和《網路安全法（草案）》中，美方企業反饋的一些意見也被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所納。這從另一方面也表明，無論是在網路安全的國際還是國內的規則制定中，網路安全專家的參與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從2012年開始，網路安全問題從一個技術性的議題逐步上升到影響兩國關係走向的國家安全議題和外交議題。兩國政府一開始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來處理這個非常專業化並有影響深遠的問題。雙方在網路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也充滿了困難與挑戰。被寄予厚望的中美網路安全工作組會議在2013年召開了一次正式會議和一次「會間會」后，就因為美國單方面起訴五名解放軍軍官而被終止。

　　從2012年到2015年，兩國的網路安全決策層普遍存在著「誇大威脅」和「決策焦慮」兩種現象。前者是指在美國在網路商業竊密方面沒有經過嚴肅評估，就不斷提出聳人聽聞的數字，使得雙方對威脅的認知嚴重不對等，缺乏對話的基礎。中方在「斯諾登事件」后的一系列政策，也存在著過度安全化的問題，特別是在強調網路設備的「自主可控」方面，引起了美方很大的不滿，以至於奧巴馬總統親自致電習近平主席，表達美方關切。

　　起訴軍人事件之後，中美雙方在網路安全問題上的對話渠道幾乎完全關閉，已有的合作也被迫中斷。媒體和政客開始主導網路安全議題，並不斷地向兩國政府施加各種壓力。當這種壓力無法通過任何官方層面的互動來釋放時，就最終導致雙方的網路安全決策層普遍陷入焦慮和沮喪的情緒中。這種情緒的蔓延導致雙方在制定政策時都有一些極端的表現，使得網路安全問題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兩國元首在去年9月的會談，使得雙方再次建立起在網路安全領域的溝通機制，議題的主導權再次回到政府手中。在這一轉折點的背後，很多網路安全問題的專家發揮了巨大作用。負責網路安全事務的技術官僚，來自智庫和網際網路企業的專家，在一軌、二軌對話中的互動和發布的政策研究報告，幫助兩國政府認清楚了網路安全問題的實質，明白了問題所在，並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這些專業的知識為兩國政府之間開展務實合作、建立起多層次的對話渠道創造了條件。

　　當前雖然網路安全問題在兩國關係中的緊迫性在下降，但其重要性還在不斷上升，兩國在如何建立互信、共同應對全球性網路安全威脅、推進全球層面的網路安全國際規則制定等議題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些重要任務涉及到的議題都有很強的專業性，需要有更多具有網路安全技術、法律、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領域的專家參與。

　　從目前情況來看，進展並不是特別順利，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兩國專家在上述領域的交流合作遠遠落後於現實的需要。特別在一些重要又敏感的領域，比如在軍事領域，雙方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還處於停滯狀態。軍事領域的交流合作不僅涉及到兩國在網路安全領域建立互信，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也有重要的意義。在這一領域中，無論是將相關話題納入已有的交流機制，還是創設新的對話機制，都是不可避免的任務。

　　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國際規則制定領域，兩國專家層面的對話也跟不上形勢的需求，比如打擊網路恐怖主義、保護全球網路關鍵基礎設施等問題，涉及到很強的專業知識，需要專家來指導跨部門的協作。

　　在管理中美網路安全問題時，中美兩國政府應當更加重視和發揮網路安全專家的作用，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研究機構學者，以及技術官僚和網際網路企業研究人員。專家的參與能夠讓雙方在處理網路安全問題時更加專業化，既可以避免網路安全議題被利益集團綁架，也可以防止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

　　註：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網路空間治理創新倡議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