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美日建「四方聯盟」應對中國 或再流產

　　參考消息網6月30日報道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6月25日刊登了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沃爾特·洛曼題為《應對中國的崛起：「四方聯盟」有用嗎？》的文章。文章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必須共同商議，協調它們對於應對政策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為避免刺激中國所能採取的最大努力就是儘可能保持透明並涵蓋地區問題，將全球經濟視為一個共同的領域，而不是不同的海空。文章摘要如下：

　　2007年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的助理國務卿級別外交官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後來，僅僅召開了一次會議，這一行動就宣告停止，主要是因為北京提出了抗議。

　　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長期和平與安全，這是應該恢復的一種機制。

　　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基爾大學教授馬克·布勞利博士做過一些有意思的工作，研究了英國、法國和蘇聯在二戰前的政策分歧。他證明，主要出於對國內因素的考慮，這三個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制定的應對德國力量的策略迥然不同，以至於到了20世紀30年代，它們幾乎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協同對策。

　　1938年的綏靖政策並非無中生有。這一政策選擇是由各方對德國力量的錯誤且不一致的判斷以及數十年前達成的國內政治交易所決定的。

　　如今，對於中國的力量，美國與其盟友以及印度等安全夥伴也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

　　這並不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於戰前的德國。兩種情況之間存在多種差異。然而，戰前歐洲的教訓確實就如何應對崛起的大國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制定應對中國的正確方針，將為一個繁榮與和平的太平洋世紀鋪平道路。不這樣做的話，災難可能在亞洲重演，給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影響。

　　2015年早些時候，美國傳統基金會、印度維韋卡南達國際基金會、日本東京財團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這四家重要智庫的國家安全分析員在印尼巴厘島舉行會議，就一系列安全問題交換了意見。中國的軍事能力、態勢和戰略意圖是其中的主要問題。

　　在2015年以及2013年底的會議中，來自「四方聯盟」國家以外的學者也參加了對話。

　　定期召集這批人舉行會議——但是要在官方層面上——將為四國的政治安全部門提供一個逼迫它們行動起來的機會，分享對於中國力量的看法並協調對策。

　　8年前，中國方面的擔憂令四方對話流產。在新的對話之前，這一情況很可能會再次出現。沒有任何執政集團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成為正式國際協調會議的話題。為了應對中國合理的擔憂並打消不合理的擔憂，政府官員和私人機構分析人士應該與中國人分享他們通過討論得出的看法。這可以通過各國已經與北京建立的各種對話機制來完成，也可以四方對話擴大會議的形式來完成。這將給北京機會來闡明它的意圖，在信任和建設性的環境下增進各國對其軍事態勢和能力的了解。

　　布勞利博士的分析還提到了20世紀20年代歐洲在協同行動中的另一個重大分歧。他寫道：「法國所希望的——阻礙德國經濟復甦——恰恰違背了英國的長期經濟利益。」英國需要運轉良好的德國經濟，以便它從一戰中復原，與美國展開競爭。淡化德國力量的威脅也使它得以（通過所謂「十年規定」）削減軍費。

　　相比之下，現在在中國的問題上並不存在類似的爭論。「四方聯盟」政府沒有一個在談論「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以應對中國力量。中國的經濟成功符合相關各方的最大利益——這是為了它們自己的經濟，因為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失敗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預知的，很可能會對穩定造成巨大破壞。

　　「四方聯盟」的構想中存在一種「安全困境」。北京常說的對於「遏制」的擔憂可能會因此加劇，而它採取的應對行動可能會增加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但同樣，該地區其他國家如果不能正確評估中國力量的影響，可能現在就會危及它們日後的共同利益，也會在它們採取行動捍衛這些利益時導致衝突。

　　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必須共同商議，協調它們對於應對政策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為避免刺激中國所能採取的最大努力就是儘可能保持透明並涵蓋地區問題，將全球經濟視為一個共同的領域，而不是不同的海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