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家族統治下的台灣：被遺忘的黃金時代

    說到鄭成功去世后，台灣由「明鄭政權」至「大清一統」的過程，首先要說起的，就是在鄭成功過世后，繼承他的爵位與事業，以大明朝延平王身份統治台灣的鄭經。


    比起他那位成了民族英雄的爹，鄭經的名聲算是小得多。甚至拜《鹿鼎記》等武俠小說所賜，他還沒有他那位草包小兒鄭克爽知名度高。而在真實的歷史上，他卻是一位對台灣命運有深遠影響的人。


    鄭經，字賢之，號武天，出生於明朝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他是鄭成功的長子，母親就是鄭成功的正房夫人董酉姑。可謂是鄭成功「根正苗紅」的接班人。鄭成功過世后，他承襲了延平王的爵位，接管了台灣地區。表面看起來，他的接班是很順理成章的，基本屬於生得比較幸運，有正房長子的身份。但其實卻不是這樣，因為他的延平王爵位，不是鄭成功給他的，而是他自己搶來的。


    鄭成功一輩子忙了很多事，幾乎什麼都忙到了，臨終之前，也基本把自己忙過的事情都感慨了一遍，甚至憂懷了一番時局。但他卻偏偏忘了一件大事：誰接他的班？


    按照「程序」上說的話，能接鄭成功班的，自然首選鄭經。無論是身份還是資歷，鄭經都十分符合條件。常年跟隨在父親身邊征戰，雖然沒有鄭成功那般本事，卻也算不錯了。也有一些將領忠實於他，尤其是在廈門跟隨他的將領。而且母親董酉姑對他也非常疼愛。但偏偏他關鍵時刻不爭氣，竟然搞出勾搭弟弟乳母的醜事來。差點就被鄭成功砍了。接班奪權，自然是沒指望的。


    結果在鄭成功部將黃朝等人的擁戴下，最後接班的變成了鄭襲，這個鄭襲是鄭成功的五兒子，雖然當時的年齡還有爭議，但此時長子鄭經才二十一歲，鄭襲自然小的多，對於這幫軍將來說，年齡越小越容易控制，自然他合適。至於根正苗紅的鄭經，眾人也有話說：干出這等醜事來，沒宰了你就算燒高香了，還想接班？做夢。


    但鄭經顯然是個愛做夢的人，眼見得鄭襲已經接班，自己反而加緊了動作，他一方面在廈門設立靈堂，以長子的身份隆重祭奠鄭成功，其實是作秀給人家看的:：我才是鄭成功的長子，偌大的家業怎麼能給別人？隨後利用身邊的親信部將陳永華，馮錫范，周全斌等人，加緊打造戰船，但對島上的鄭襲，他卻逆來順受，忍著氣聽了他半天吆五喝六。在他準備東進台灣時，偏偏清王朝的靖南王耿繼茂也來添亂，威逼鄭經投降。對於這種趁火打劫的行為，鄭經很憤怒，但是他卻非常友好的接納了耿繼茂的使者，並請使者替他向耿繼茂表達誠摯的慰問。但是對耿繼茂提的條件，卻是堅決拒絕，尤其是「剃髮」一項，更是百般反對。一番表演下，總算安住了耿繼茂。安住了後方后，鄭經於是年十月進兵，一舉擊敗黃昭等人，把他的親弟弟鄭襲也打的投降了清朝。而後因惱火叔叔鄭泰幫過弟弟，二話不說又對鄭泰發動進攻，竟將鄭泰殺死。至此，這個當年把他父親鄭成功氣得吐血的逆子，才算正式接了他父親的班。


    能屈能伸，能打，但又有原則，這大體就是鄭經的處事風格了。


    但和他的父親經營台灣的宏偉志向不同，最早的鄭經還沒這個覺悟，即使他在繼承了延平王爵位后，大部分時間還是呆在廈門，在他眼裡，台灣不過是一個大後方而已。但是現實立刻就給了他當頭一棒。這時候的清王朝也學乖了，不但海軍力量增強，也學會借荷蘭人的力量為己所用了。而荷蘭人在被趕出台灣后，也無時不想著恢復台灣。雙方自然一拍即合。當時負責福建地區軍務的，是定南王耿繼茂，按照荷蘭人的說法是，他與荷蘭人簽訂了一份協議，規定只要擊敗鄭經，荷蘭人可以重新得到他們在台灣的城堡，也就是變相佔有台灣。這個協議並未見於相關的中國文獻中，如果確有其事的話，耿繼茂算是賣了一次國：出賣了中國自己的領土台灣。


    1663年十月，清定南王耿繼茂以100艘戰船的規模，連同荷蘭的十四艘精銳戰艦，悍然向鄭經的金門，廈門一帶發起進攻，由於這一代先前明鄭政權剛剛內訌過，勢力受損嚴重，以至於鄭經很快不支，只好敗退到銅山，事後又不得不進入台灣島。此戰也證明，他比起他父親的作戰水準來，確實差了太多。但他也確實算條漢子，在銅山的時候，清軍曾多次前來勸降，皆被鄭經拒絕，一路上眾叛親離，卻還是逃了出來。至此，鄭成功當年辛苦打下的金門，廈門等據點，已經全部淪陷入清軍手中。占明鄭政權四分之一的金廈駐軍，也在這場浩劫中或敗或降，幾乎全軍覆沒。原本對台灣島沒有興趣的鄭經，此時也只好去了這個他唯一能去的地方。所以之前沒有的經營台灣的覺悟，現在也不得不有了。這之前的鄭經，是一個氣死父親的「逆子」，然而這以後的鄭經，卻做成了父親鄭成功一輩子沒有做完的事情：締造一個繁榮富庶的台灣島。


    從敗退台灣島開始，鄭經就著手對台灣進行經營。事實證明他也許不是一個合格的開拓者，卻著實是一個優秀的建設者。一同隨他來到台灣的，除了五千廈門，金門當地難民外，更有大批明朝宗室，儒生文士，而這些人也成了之後台灣發展的生力軍。雖然如此，初到台灣的鄭經，面臨的卻是一個內外交困的局面。首先是金門，廈門的丟失，使以貿易立國的明鄭政權，失去了連接大陸的落腳點，之前他們通商世界，其貨物主要通過以金門廈門為基地，同內地之間的走私，如此一來，等於血管被卡斷，經濟一下陷入了困頓中。與此同時，不甘心失去台灣的荷蘭人，也開始頻頻趁火打劫，就在明鄭政權與清王朝相互攻殺之時，永曆十八年（1664年），趁明鄭政權風雨飄搖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動了旨在收復台灣的「遠征」，以波特為艦隊司令，率領兩千六百士兵，十六艘戰艦，大舉攻打台灣基隆港，結果腹背受敵的明鄭軍不支退去，光復台灣僅兩年，基隆港就淪陷了。與此同時，荷蘭人在海洋上也發動了對明鄭政權的絞殺戰，尤其是明鄭外貿的重要基地東南亞地區，荷蘭人四面撒網，見到明鄭的商船就打，原本是明鄭政權主要貿易來源的東南亞貿易，一度基本癱瘓了。


    內外交困的局面下，鄭經冷靜應對，以性格論，比較其父鄭成功，鄭經少了一份剛勇血性，更兼優柔寡斷，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人，但比起鄭成功性格偏狹，極愛衝動的缺陷，鄭經卻更加沉穩睿智，不利局面下，他靈活應對。荷蘭人在佔領基隆港后，滿以為勝券在握，竟獅子大開口，提出只要鄭經允許他們割佔東平等地，他們就和鄭經和平相處，同時鄭經必須賠償之前鄭成功收台灣時給他們造成的「經濟損失」，如此無理要求，激得明鄭軍上下大怒，但鄭經卻深知，此時不是同荷蘭人翻臉的時候，他大度的表示願和荷蘭人談判，並主動釋放數百先前俘虜的荷蘭官兵，只求對方先別鬧。種種和平信號，也讓驕橫的荷蘭人飄飄然了：這個叫鄭經的公子哥是個熊包，兵不血刃，他們就可以得到台灣的一切。


    因這錯誤判斷，荷蘭人並未乘勝追擊，反而和鄭經達成停戰協議，佔有基隆港發展貿易，他們的如意算盤，其實和當年一樣，先佔住台灣的一塊地，然後步步為營，順勢擴張，直到把鄭經擠出台灣，但世易時移，台灣已經不再是宋克當年到來時的荒島了，鄭經也絕不是熊包。雖然沒有鄭成功的剛烈，卻比鄭成功更「陰壞」，荷蘭人很快發現，鄭大公子使壞了，單就補給來說，基隆周邊，荷蘭人居然一顆糧食都買不到，因為所有的村鎮，都被鄭經下了禁令，無論荷蘭人出多高價格，都不許賣給荷蘭人糧食，這種事，擱在鄭成功身上也會這麼干，但鄭成功一般是強制性的，鄭經卻不讓群眾吃虧：荷蘭人找你買糧食出多高的價格，政府就出更高的價格補貼你。只要能餓死這幫人。結果，荷蘭人被餓慘了。兩千多人的補充給養，全要靠船隊從巴達維亞來接濟，餓的前心貼后心，那是常有的事情。


    但對荷蘭人「陰壞」，對鄭經來說只是權宜之計，實在是因為兩面受敵，力不從心。要生存，「權宜」是不行的，還得自己腰桿硬才行。在暫且安住荷蘭人的同時，鄭經開始了對台灣的全面建設，金門廈門丟了，與大陸的貿易血管斷了，那就自己造血，貫徹當年父親制定的「三大法」，在具體條令上更加細化，比如政府出台資金，給願意從事工商業的商戶扶持，在全島上下大搞「減稅」，尤其是削減對外貿易的稅賦，以減輕百姓負擔，發展生產。鄭成功時代開始的屯田政策，在此時也大為推廣，且做出更細緻的劃分，從荷蘭人手中奪來的莊園田地，稱為「官田」，是由國家掌握的土地，文武百官開墾的田地，稱為「文武官田」，軍隊開墾的田地叫「營盤田」，台灣的土地制度正式確立了下來，而跟隨鄭經到台灣的沿海官民，也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的明朝宗室，由政府劃撥土地供養起來，各地官民也廣划產業，鼓勵生產。特別是為了「發展外向型經濟」，明鄭政府出台政策，鼓勵百姓發展絲綢，制瓷等工商業，給予經濟扶持和稅賦優惠，在農作物種植上，也鼓勵多種經濟作物，以給對外貿易「造血」。沒過幾年，大陸能生產的東西，台灣全都能生產了。物產豐富的台灣，漸成經濟強省。



    而相比鄭成功逮誰揍誰的做法，鄭經的外交手腕卻更靈活，荷蘭人封鎖東南亞航線，卡斷明鄭政權的航路，既然暫時不能與之爭鋒，那就另闢戰場，先是主動通好日本，大力拓展對日貿易，他當政時期與日本的貿易額，比起鄭成功時期更是激增，日本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長崎港，每年進出的台灣船隻，多達近百艘，遠超明末規模，對荷蘭人的挑釁，也大搞「連橫合縱」，東南亞海面上又不止你荷蘭一家，結果明鄭不但和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發展了友好關係，拓展了盟友，更拉來了一個新幫手：英國人。此時正與荷蘭人打的天昏地暗的英國殖民者，與明鄭政權一拍即合，雙方簽署貿易協定，英國人更向明鄭提供火器戰船技術，一道打擊荷蘭人。此舉在中國海商的貿易拓展史上意義重大：自鄭和下西洋后二百年，中國船隊再次進入了印度洋流域。在廣交朋友的同時，鄭經也沒忘了原則：通商可以談，貿易協定可以簽，但主權問題卻絲毫不能馬虎，比如西班牙人就曾打算渾水摸魚，以「傳教」為名，請求在台灣設立據點，結果被鄭經嚴詞拒絕。鄭經更知道，多次在東南亞發動排華屠華運動的西班牙人並不老實。因此在與西班牙人的交往中，鄭經多次遣使節警告西班牙人，如果東南亞當地的華人遭到了不公正對待，他將採取一切嚴懲措施，甚至兵戎相見，在那個時代里，他不止是台灣的守護者，更是東南亞的保護者。


    鄭經的恩威並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內政方面，台灣經濟高速發展，屯田大興，農業產量激增，政府經濟儲備豐厚，對外方面，佔領金門，廈門的清王朝，因水師力量限制，對台灣島是鞭長莫及的，而多年的苦心經營，也讓鄭經重建了一支強大艦隊，這時期的明鄭海軍，比起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時候，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那時候的鄭成功，主力戰船大青船只有兩門火炮，比起西洋戰艦來實在「袖珍」的可以。而這時候的鄭經，卻擁有了一支三萬人規模的新式海軍。尤其是和英國人的通好，使他們買到了此時英國新開發的後膛火炮。但明鄭政權不但能買，更能自己造，鄭成功時代起苦心建立的軍工生產體系，設在台灣各地的兵工廠，此時也開花結果，當年收復台灣時繳獲的荷蘭軍火，後來與英國，西班牙通商得到的新式武器，在台灣全能自主生產。戰船方面，比起當年鄭家馳騁東亞的三桅炮船，此時明鄭海軍的主力戰艦，被稱為「鳥船」。這個稱呼，來自於老對手清王朝，顧名思義，就是在海洋上航行，如鳥兒飛翔一般迅捷。而在後來收復台灣的水師名將施琅的筆下，這種戰船不但能飛，更能打，其船體已大於當年鄭成功的主力艦「三桅炮船」，每艘船船頭上裝備有重型巨炮一門，這種巨炮重達三千斤，殺傷力驚人，此外還有大型火炮二十門，中小型火炮一百門，如此規模，已堪稱是當時海洋上的巨無霸戰列艦。在明鄭海軍的鼎盛時期，這種巨型炮船的總數在五十艘以上，如此規模，即使對比當時的海洋帝國荷蘭，英國，也毫不遜色。


    這支海軍的成軍，也是有個過程的，是在永曆十八年（1664年）鄭經敗退台灣后，以韜光養晦的方式，經幾年苦心經營后終於完成的。到了永曆二十二年（1668年），腰桿硬了的鄭經，終於再次向荷蘭人叫板了，他向基隆的荷蘭人發出強硬照會，勒令他們限期離開台灣，否則就開打沒商量。此時的荷蘭人，雖在鄭經的「陰壞」下處境艱難，卻還是死賴著不走。鄭經說話算話，不走就打。是年10月，以劉國軒統軍，發動了對基隆荷蘭軍的攻擊，荷蘭軍本來還想頑抗，但眼見得鄭家水師的浩大陣仗后，荷蘭艦隊司令波特很識趣，連忙表示願意撤走。10月8日，明鄭水師兵不血刃收復基隆，隨後立刻拆除荷蘭人在當地的城堡堡壘。搞笑的是，撤回巴達維亞的波特，遭到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怒斥，他們說什麼也不相信明鄭水師竟有了如此規模，次年一月，一支20艘炮船的荷蘭艦隊再次出征，然而這次更丟人，荷蘭人來到澎湖外海，親眼看到不遜於荷蘭艦隊體積的明鄭「鳥船」后，居然一炮不放，立刻撒丫子逃命。荷蘭人重霸台灣的企圖，就這樣成了泡影。基隆的收復，是明鄭政權鞏固統治的一件大事，之後他們不但把基隆變成了重要的貿易港口，更以此為基地西擴，在澎湖列島設立工事，屯駐海軍，成為抵抗清軍東進的要地。

    而能做到這一切，自然因台灣本島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但同樣也因鄭經本人的才略手腕，因他父親名聲太響，外加他名聲太臭，這位明鄭政權歷史上在位十八年的王爺，有許多才能都是被歷史忽略的。他與西方人打交道的靈活手腕了，頗有其父風範，而在另一條能耐上，卻比他父親更強：用人。


    鄭成功一輩子，也算是個英雄。但這位英雄缺點很多，其中一條，就是不會處理人際關係，他性格偏狹，常因小事動怒，縱觀他的一生，也經常發生部下叛變，內部反水的事情。雖有各種原因，他性格的缺陷，卻應該是重要一條。


    而相比於鄭成功，鄭經在這一點上顯然就強多了，許多史料上都說他「性寬和」，是個平易近人，禮賢下士的厚道王爺。也正因如此，當年鄭成功要殺他時，駐在廈門金門地區的鄭家部將，不惜抱團反對，甚至要和鄭成功兵戎相見。在選人的眼光上，尤其是在選擇治理台灣的建設者上，鄭經更比他的父親強，鄭成功收復台灣后，他委任的第一批駐台官吏，後來相繼發生過貪污，虐民之事，遭到他的嚴懲，雖然後來許多史料都以此說鄭成功治軍嚴明，卻也恰證實了他在看人上的缺陷。


    鄭經在這一點上就好多了。在他敗退台灣后，重新整頓了明鄭政權的政府機構，尤其是明鄭政權的「六部」，更做到人盡其才。其中楊英管戶部，柯平管刑部，謝賢管工部，這幾個人，都是鄭成功時代的文人幕僚，雖早就參政，可那時候的鄭成功，委任官吏還是信任那些征戰沙場的驕兵悍將，文人幕僚大多是靠邊站的，而鄭經更懂「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這幾個人里，楊英是早期台灣屯墾時期的重要人物，早在鄭成功收復台灣，在當地屯田的時候，他就曾多次獻計獻策，尤其是他建議設立互市，消弭民族界限，發展高山族經濟的主張，對台灣本土的民族融合影響深遠，台灣地區屯墾的細節性條令政策，大部分也出自他手，到了鄭經時代，他終於獲得重任，成為明鄭政權的財政部長。而管刑部的柯平，是明鄭政權的「烈士遺孤」，他的父親就是當年鄭成功麾下的大將柯晨樞，在攻打泉州時力戰身亡，他的犧牲曾讓鄭成功痛惜不已，對柯平也著力培養，但於其父不同的是，柯平更熱衷於司法工作，早年在鄭成功軍中，做的就是執行軍法等工作，到達台灣后，鄭成功頒布法令中有關嚴肅紀律，整頓吏治等條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堪稱是此時明鄭政權最傑出的司法專家。而管工部的謝賢，也早就是鄭成功時期就名聲在外的「工程專家」，當年金門，廈門地區的軍事堡壘，要塞防務，都是出自他的設計，他也是中國較早的主動學習西方建築經驗的人。到台灣后，他的主要工作也一直是干工程，尤其是他曾向鄭成功提出，為了台灣的長期繁榮，不能盲目過度開採山林礦產，可稱是最早具備「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人。在就任工部后，他在之後的多年裡，主持了明鄭政權的多項工程，除了遍布全台的各類農業水利工程外，更有硫磺，煤礦等帶有近代化色彩的工程。這幾個人，也是明鄭政權時代建設台灣的中堅。


    但如果比起對台灣的歷史作用，乃至歷史影響，他們卻皆不如一個人。在鄭經統治台灣的十八年中，他任用過許多人才，也只對這個人，始終保持著推心置腹的信任，毫無保留的支持——陳永華。


    陳永華，即金庸小說《鹿鼎記》中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的原型。他是否做過天地會總舵主，這個在後世有爭議，他是否有高深莫測的武功，這個在後世也有爭議，惟獨沒爭議的，是他在當時明鄭政權內部獨一無二的地位，和對台灣歷史獨一無二的作用。


    陳永華字復甫，福建龍海人，他的父親陳鼎做過明朝進士，在鄭成功金門起兵抗清的時候就跟隨他，是早期的文士幕僚。1648年清軍血洗南安的那場浩劫，讓鄭成功失去了自己的母親，卻也讓陳永華失去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陳鼎寧死不屈，在當地學堂自殺明志。十五歲的陳永華趁亂逃出，投奔在廈門的鄭成功。對這位「烈士遺孤」，鄭成功也非常照顧，讓他做了「參軍」，但此時他畢竟還年輕，軍國大事自然攙和不上。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鄭成功六歲的兒子讀書，也就是鄭經。從那時候起，他與鄭經建立了意氣相通的感情。鄭經讀書的時候，他是鄭經的伴讀書童，也常輔導鄭經學業，後來鄭經長大，開始成為鄭成功的助手，跟隨他南征北戰，陳永華也就成了鄭經的幕僚，鄭經那時候，主要是給鄭成功做後勤工作，比如提供征戰的糧草，鎮守大本營，這事無巨細，都是陳永華來落實，條條有條不紊。在鄭成功的眼裡，陳永華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話不多，但是在重大的軍國大事上，他往往都能拿出重要的見解。漸漸的，他也得到了鄭成功的注意，曾有一次，鄭成功當眾稱讚陳永華為「當世卧龍」，雖然如此，在此時鄭成功的陣營里，他只是個青年參軍，尚不顯山漏水。


    陳永華開始嶄露頭角，是在鄭經「通姦」事發后，當時鄭成功怒不可遏，要求金廈守軍「斬子來報」，眼見得鄭經性命不保，陳永華隨即出面，以「疏不間親」的道理，成功遊說了金廈各守將，聯名上書為鄭經說情。當時驚慌失措的鄭經，甚至想著獨身一人去台灣向鄭成功請罪，深知鄭成功脾氣的陳永華拽住了他，勸他集結兵馬，在金廈靜觀其變。鄭成功去世后，在台諸將擁立鄭襲接班，眼看著鄭經地位岌岌可危，身邊也有部將向清朝投誠，關鍵時刻又是陳永華，力勸鄭經渡海東征，鄭經在廈門誓師時，陳永華已經成了他的咨議參軍，在他的謀劃下，鄭經一面以假談判迷惑清廷，一面火速進兵，在抵達澎湖時，陳永華卻拉住急於進攻的鄭經，認為應該靜觀其變，果然鄭襲部在大軍威逼下自出內亂，不攻自破。之後又設計殺掉了另一股反叛勢力鄭泰部。從而順利接班，從中出力謀划頗多的陳永華，可謂勞苦功高。


    但更勞苦功高的，卻是他建設台灣的功業，鄭經移師台灣后，陳永華先做監軍御史，不久升為總制使，成了明鄭政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管家。此後他全面主持了台灣島的建設大計，派專員至各處落實屯田，而且一反傳統儒家重學問輕視生產技術的觀念，招募具有專業生產能力的技術人員，委任官職並至各處傳授生產技巧。此外他還在台灣劃定保甲，加強政府統治，今天台灣島行政區域的劃分，就以他那時的保甲制度為雛形，在當時也使台灣「里甲互保，安居樂業。」


    為了解決鄭經即位初期台灣物資匱乏，經濟貧困的局面，陳永華建議，每年定期派船至大陸，與沿海各地開展走私貿易，在台灣大興製鹽，蔗糖，橡膠等產業，以擴大出口。同時嚴行律法，執法鐵面無私，這時期的台灣，在經過了早期迅猛發展后，也未避免封建經濟的固有規律—土地兼并。對此陳永華鐵腕對待，不但出台各種法律遏制兼并，更身體力行，嚴懲各種兼并行為，在執法上鐵面無私，連鄭家宗室功臣犯罪，也照樣不徇私情。當時常有鄭家的親眷找鄭經哭訴，每次鄭經都回答說，別犯到陳永華手裡，否則我也沒辦法。對陳永華的支持，可謂不遺餘力。


    但鐵面無私的同時，陳永華卻也有寬仁一面，早在鄭經平定鄭襲叛亂，確立統治的初期，為了殺一儆百，曾計劃嚴懲捲入叛亂的在台兵將，陳永華堅決反對，苦口婆心勸說，終於令鄭經收回成命，對相關人等從寬處理。對普通百姓，更是寬仁為上，他每年年底都要集中複查全台各類大小案件，事無巨細都要一一複核，執政十八年，僅經他親手平反的冤案就有二十七起。對當地的高山族同胞，更是以團結為重。每年都親自走訪各部落，拜會高山族酋長，對他們禮敬有加，遇有飢荒災年，更不遺餘力賑濟。金庸《鹿鼎記》里說到他的種種江湖事迹，多為小說筆法虛構，惟獨不虛構的，卻是他在台灣島的崇高威望，即使在清王朝統一台灣之後，台灣島上有關他的宗廟，祠堂依然遍布，至日佔台灣之前，幾百年來香火不絕。



    而對於台灣的歷史來說，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卻是在台灣推廣文教。


    拜荷蘭政府幾十年「去中國化」教育所賜，明鄭政權建立初期的台灣，殖民統治痕迹依然很重，當時如新港社，麻豆社等地的高山族部落，幾乎都有會說荷蘭語的，甚至生活習慣也嚴重荷蘭化。陳永華深知，兵威只能喧囂一時，文化才能持久。從南明永曆十九年（1665年）起，陳永華建議在台灣「設宗廟，立學校」，將儒家文化在台灣島廣為傳播。這條重要的建議，起初遭到鄭氏上下的反對，當時明鄭政權的重臣們，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將，既認識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擔心文教大小，會危及武將地位。甚至鄭經本人也認為，此時台灣人口稀少，立足未穩，外加經濟困難，還不是發展教育的時候。但陳永華據理力爭，力陳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一番力爭，最終說服了鄭經。是年，東寧府立起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座孔廟，陳永華兼職為台灣「教諭」，即明鄭政權的「教育部長」，隨後一整套教育體系在台灣建立：中央設國子監，地方上設府學，州學，縣學，並在高山族聚居區設立「小學」，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儒家文化。同時建立一整套科舉制度，分州試，府試，院試，中國封建王朝的科舉制度和教育體系，被他全盤移植到了台灣。除了移植之外，陳永華還有創新，他出台了具有台灣特色的義務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讀書的家庭，一律減免賦稅，各州縣每年更要選拔家庭貧困且勤奮好學的子弟，由政府補貼讀書。同時在沿海各地廣泛招募文士，來台任教。中華的正統文化，從此在被視為「蠻荒之地」的台灣島正式確立，鄭經統治台灣的十八年裡，台灣島掀起了「自是始奮學」的熱潮，且並不因後來台灣政權的變化而中斷。今天台灣島的國學昌隆，文化繁盛，也同樣從此開始。


    對陳永華，鄭經自始至終，都是毫不保留的信任。不但委以重任，更極為禮敬，自始至終都稱他為「先生」，永曆二十年（1669年），在台灣北部推廣屯田的陳永華積勞成疾，患風寒病倒在工作崗位上，遠在東寧的鄭經聞訊后大驚，竟親自趕往探望，之後十幾天里，鄭經陪護在身邊，親自端水喂葯調理，可謂關切之至。在國家大事方面，十八年來鄭經對陳永華更是言聽計從，明鄭政權的經濟建設，外交政策，司法建設，大政方針多出自陳永華的奏議。在為官之道上，陳永華也更像是個「苦行僧」式的人物，他不好享樂，生活簡樸，身為台灣的「大總管」，每日卻多穿粗布衣服，行事卻低調堅韌，表面上與人無爭，待人謙和，但原則問題上卻寧死不退，不管是誰觸犯了法令，就是鄭經本人來說情也沒用。他本人更以身作則，不但清正廉潔，更嚴格約束屬下親眷，越是和他近的人犯法，處罰卻越重。如上種種，皆是中國傳統儒家名臣的典範。


    而這時期的台灣，也成為了一個典範，鄭經統治台灣的十八年裡，「撫土民，通商販，興學校，進人才，定製度，境內大治。」這個以純商業貿易為主要發展思路的政權，此時更通商世界，它每年對日本的貿易稅收，有141萬兩，對荷蘭，西班牙，英國等地區的貿易稅收，更高達三百多萬。是東亞的貿易中心。民生方面更是「夜不閉門，百姓樂業」。這個曾經蠻荒，掙扎在殖民統治下的島嶼，此時卻已是一個豐衣足食，生機勃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