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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摘 ]龐卓恆：歷史上先進變落後和落後變先進的根本原因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2-13 06:3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歷史|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

歷史上先進變落後和落後變先進的根本原因

來源：《新華文摘》2009-24 作者：龐卓恆

摘自《世界歷史》2009年第4期

唯物史觀啟示我們，唯有從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規律中才能找到決定文明興衰或先進變落後、落後變先進的根本原因或終極原因。由此可以看到，那原因可能有千條萬條，但首要和根本的一條。還是看生產力的發展受到激勵還是受到壓抑，特別是要看作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直接推動者的勞動大眾改善生產條件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了激勵，還是受到了壓抑。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如果作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直接推動者的勞動大眾改善生產條件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了壓抑，甚至幾近窒息，那就絕不可能有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檢視中華文明的興衰歷程，看它是否符合由先進變落後和由落後變先進的規律。

我們還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為中心線索。我曾論證，生產力乃是人們運用一定的勞動資料和生產技術從事物質生產的實踐能力，不能以使用什麼工具來衡量，只能用勞動者的「效率」衡量。那麼，「效率」又怎樣估量呢？須以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如以l年或l天為單位)內生產出來的有形產品或無形產品(即「服務」)的平均量衡量。這個量可以按照實物計算。但要有一個衡量生產不同產品的勞動者的效率的共同標準，就需要用人均GDP(應該是排除泡沫和水分的GDP)來衡量。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導致中國封建時代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從先進變落後的終極原因。

我們曾指出，自戰國秦漢以來，在整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程中，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曾經歷過從上升到停滯再到下降的過程。尤其是清朝中後期出現了大幅度下降。清末的陶煦，談到當時江南吳中地區農民經濟狀況時說：「吳中之田十九與富紳共有之也。上農不過任十畝，畝入不過二石余。取租而平，則八口無飢也。乃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車牛有費，修耒有費，一資給於租余之數分，疾病喪祭婚嫁之端尚未之及，奈何而民不窮且斃也。」據此可以推算，那裡的「上農」一般租種10清畝地，合9.22市畝，畝產2.5清石，合2.82市石，約合畝產稻穀190市斤，9.22市畝共計可產稻穀l750公斤。也就是說，比戰國時期有一個主勞力的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年產糧2025公斤)明顯下降了。經濟史家吳慧對封建時代中國糧食產量和農民勞動生產率做過系統的測算，根據他的測算結果，可列表如下：

吳慧的數據鮮明地顯示出，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戰國時期到唐代呈上升趨勢，此後就逐漸呈停滯以至下降趨勢，而且還通過每人佔有原糧和成品糧的數量，間接反映出農戶收入也可能有這樣一個上升-停滯-下降的曲線。固然，吳慧的數據也可能像任何歷史計量估測數據一樣，難免有這樣那樣的欠缺或失誤之處，但它們顯示的總體趨勢，恐怕與實際情況相差不會太遠。

世界知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對公元400年至l998年中國與西歐人均GDP做了以下比較：

我們可以把吳慧對「每一勞動力的成品糧生產率」的估算結果和麥迪森對「人均GDP」的估算結果視為從不同角度粗略地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在一千多年間變化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出，兩者存在著某些差異。最明顯的一個差異是，從吳慧的估算結果來看，中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從戰國到唐代是上升的，唐代達到高峰，此後，從宋代到明代回落到與西漢相當或略高的水平，清中葉以後已大幅度下降：從麥迪森的估算來看，中國人均 GDP水平在戰國到唐似乎沒有明顯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三百年間有較明顯的上升，大約從元初以後一直到l9世紀初五百多年間處於停滯狀態，此後就大幅度下降。出現這些差異的原因，除了歷史上的數量估算本身誤差可能性本來就很大以外，顯然還因為兩者的估算對象畢竟不同：吳慧估算的是「每一勞動力的成品糧生產率」，而麥迪森估算的是「人均GDP」。一個經濟體若要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就需使兩者保持一致的、同步的增長態勢。但在歷史上和當代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往往出現相反的態勢，就是前一時期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促進了繼后一段時期工商業的增長，但後者增長起來以後逐漸脫離農業的基礎而過度膨脹，由此造成人均 GDP帶著「泡沫」增長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則趨於下降。可能正是這種反差最終導致人均GDP由泡沫性增長轉向停滯，最後陷入大幅度下降。吳慧估算的「每一勞動力的成品糧生產率」和麥迪森估算的「人均 GDP」都在1800年前後出現大幅度下降。這絕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長期停滯特別是滯後於工商業發展的積弊的結果。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麥迪森把中國的人均GDP同西歐比較時，顯示中國人均GDP落後於西歐的轉折點發生在13世紀末和l4世紀初。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的人均 GDP明顯地從有所上升轉向了長達五個多世紀的停滯，最後陷入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大幅度下降，陷入落後的深淵，以至淪為西方列強爭相控制的半殖民地，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開始扭轉乾坤，走上復興的歷程。現在回過頭來看，麥迪森的估算顯示出來的l3世紀末和l4世紀初那個轉折點，確實可以看做是中國由先進變落後的起點的一個根本性標誌，因為它標誌著生產力水平開始落後於西方，而生產力作為決定歷史進程的「最後動力」或原動力。它的落後必然引起其他方面的落後。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人均 GDP的落後以及同人均GDP落後密切相關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停滯和下降，特別是吳慧估算的「每一勞動力的成品糧生產率」的停滯和下降，直接導致了城市化進程的停滯和落後。關於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停滯和落後的情況，麥迪森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得很清楚：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直到1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還領先於日本和西歐，可是此後900年間都陷於停滯或僅有微弱增長；而13本和西歐卻突飛猛進地趕超過去，把中國遠遠地甩到了後面。城市化進程的滯后，不但導致了商品經濟發展和自然經濟解體過程的滯后，還阻滯了市民階層的成長。

市民階層成長的滯后，導致了反映市民階層價值追求的反封建新文化成長的滯后。這突出表現在14世紀西歐爆發反封建的文藝復興運動的時候，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文藝復興運動棋手高擎人文主義大旗，大聲疾呼，倡言人道以反對神道：倡導人權以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解放以反對封建制度對個性的束縛。他們的聲音，猶如巨人登高一呼，很快就在阿爾卑斯山南北各大城市中心激起雷鳴般的反響和迴音，震撼了歐洲大地。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幾乎聽不到任何一點類似的聲息。但丁謝世二百多年以後，中國出了個李贄(1527--1602)，敢於反對以孔孟之道為「萬世之至論」，倡言「趨利避害，人人同心」，「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似乎與西歐的人文主義呼聲有些相似，卻如荒野的孤鴻哀鳴。未能激起任何群眾性的迴響，就被官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緝捕入獄，悲憤自盡，他的著作則長期被禁毀，鮮為世人所知。李贄之後，有顧炎武(1613—l682)和王夫之(1619—1692)等人，也都闡發過頗有時代新意的哲學和社會思想。但他們也和李贄一樣，只是在很小的知識圈內有一定影響，未能像西歐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們那樣在各大城市中心激起一個群眾性的、波瀾壯闊的、反封建的文化運動。根本原因在哪裡呢？顯然就在於生產力的停滯、落後導致城市化進程和市民階層成長的滯后。

總之，無論是中國由先進變落後，還是西歐由落後變先進，其最終的根本原因都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陷入停滯、落後，還是不斷地向前推進。那麼。生產力的發展怎樣就會陷入停滯、落後，怎樣就會向前推進呢？應該看到，那是多種因素起作用的結果。其中，可能有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歷史地形成的經濟、社會或政治的體制、制度的制約因素，還可能有文化觀念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制約因素。我們應該肯定多種因素的制約作用。但又不能陷入多元折中論或多種因素隨機促成論。因為那樣就會導致陷入否認因果必然性規律。這就涉及了我們論述過的一個終極原因和多種因素作用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怎樣理解「一元多因多果」的規律觀問題。

怎樣才能既肯定多種因素的制約作用，又不放棄探索因果必然性的規律呢？關鍵就是要正確地把握「一元」和「多因」的關係。「一元」就是一個根本原因或原動力，「多因」就是制約和影響那個根本原因或原動力的外部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種因素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

從中國方面來看，我們曾指出，在黃河和長江流域那樣的自然條件下，中華先民依靠「十千維耦」、「千耦其耘」那樣的協作性勞動生產方式，在主要使用木石工具時，就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開始進入定居農耕文明時代，這比古希臘人、羅馬人進入定居農耕文明的時間早兩千多年，比日耳曼人早三千多年。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隨著牛耕和鐵制工具的使用，個體家庭耕作逐漸代替了原來的氏族、宗族集體協作耕種，但由於抗禦水旱災害和游牧、游耕族群侵襲的共同需要，仍舊需要地方以至中央機構組織多方面、多層次的協作。正是在生產生活方式中組織協作的需求，促使中國早在夏、商、周、秦、漢時代就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和政治共同體。中華先民在千百年的協作性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逐漸在經濟生活、社會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領域，都形成了一整套崇尚協作而排斥競爭、崇尚整體利益而排斥個體和局部利益的制度、體制和價值體系，其核心就是把整個國家甚至「天下」都納入一個具有「超級家長制」特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家庭」秩序之中。在這個「大家庭」中，作為「總家長」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級「父母官」，必須同時具有「愛民如子」的「慈父」品格和無情地行使生殺予奪權柄的「嚴父」品格。這個「大家庭」秩序必須以「和為貴」的精神來維護，必須尚和而棄爭。但是尚和棄爭都只能由兼具「慈父」和「嚴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級父母官的慈愛和威嚴來保證，而不能由子民們自主自為。雖然主導精神是尚和棄爭，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沒有爭，不過那爭端不能由相爭者遵照某種大家認同的秉公機構按照大家認同的公平原則來解決，而是由兼具「慈父」和「嚴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級父母官來裁決。在中華先民個體生存能力十分微弱的時代，那一整套的制度、體制和價值體系把千百萬微弱的個體生產力彙集成為巨大的集體生產力，創造了長時期居於世界先進行列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它在世界上的先進地位大約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大約也正是在那時，中華先民的個體生產能力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但農民以大規模「逃亡」行動爭得了「兩稅法」規定的「戶無土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那樣較以前寬鬆的生存條件，而且還出現了一個雖然十分微小卻也開始發出微弱聲音的市民階層，他們通過「傳奇」、「說話」之類的文藝舞台開始微弱地表達某些似乎有點離經叛道的願望。但也正是在這些新動向初露端倪以後，正在趨於「特性化」的統治階級很快做出了嚴厲的反應，突出表現在宋代以後，從朝廷直到基層的鄉里街坊機構，高度集權的政治控制、社會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都空前加強，使得勞動階級的生存條件日益惡化：在經濟生活領域。租稅賦役負擔越來越加重，使勞動階級很難擁有用於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剩餘產品，從而也就很難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在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廣大城鄉居民受到鄉、里、坊、保甲、里甲等基層政權系統和家族、宗族等族權系統的嚴密控制。在精神生活領域受到越來越嚴苛的封建禮教和「理學」規範的束縛。也就是說，經濟生活、社會和政治生活以及經濟生活領域的反作用力都成為逆向的、起促退作用的力量，沉重地壓抑著拉動階級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產生的生產力的增長。其最終的後果，就是促使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一步步陷入停滯和落後的深淵。直觀地看，這就是塞爾維斯說的那種因長時期先進而形成高度特殊的適應性的力量阻擋任何變革的慣性般的性力發生作用的表現。

反觀西歐洲世界，卻是另一番景象。繼希臘、羅馬文明衰落之後，同樣是從習於游牧和征戰的印歐族群分離出來的日耳曼人，摧毀西羅馬帝國，在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蠻族王國，在那些王國里，日耳曼征服者同昔日羅馬帝國的被征服者的生產能力和生產生活方式互相影響下，逐漸形成了包括莊園一農奴制在內的各種形式的依附農製為基礎的生產關係，和以領主一附庸製為基本內核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那種生產關係和經濟、社會、政治體制具有森嚴的等級特性和人身依附特性，但同時也是具有尚爭特性的。農奴與農奴之間，農奴和莊園主之間，領主和附庸之間，附庸和附庸之間，王國和王國之間，教會和世俗國家之間，都充滿了紛爭。同樣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特性，使他們既無必要也沒有可能形成像中華先民實行的那種協作性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也就沒有形成作為協作性生產生活方式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維護者的天子和各級父母官那樣的權威，以壓制和裁決紛爭。而只能從野蠻時代流行的「軍事民主制」和「馬爾克制度」之類的古老制度遺存下來的種種慣例和習俗中，擇其適用於新的生活條件的內容，形成極為粗疏的習慣法，作為裁決各種爭端的主要依據，其中包括合法地使用戰爭等暴力手段解決紛爭的遊戲規則。總之，同古希臘、羅馬文明一樣，中世紀的西歐文明也是一種尚爭的文明。不過，由於時代的進步，主要還是歸結為生產能力的進步，這一輪的競爭沒有導致文明成果的大規模破壞和文明的中斷，而是經過恩格斯說的那種數百年的「靜悄悄的勞動」，逐漸在農村和城市產生出力圖創造一種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人群。他們靠著不斷提高的生產能力和不斷增多的剩餘產品，通過市場交換以謀求生存。正是他們有力地推動了作為促進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的生產力的發展，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發揮促進作用的「直接動力」(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以及精神生活領域的各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發展，最終促成了西歐社會從馬克思所說的「第一大形態」轉化為「第二大形態」的社會變遷。

本來，中世紀的西歐從羅馬帝國廢墟上開始起步前進的時候，各方面都遠比中國落後。如前引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統計數據顯示，直到公元1000年時，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而西歐的城市化率還是0。但此後它就以突飛猛進的態勢增長，把中國遠遠地甩到了後面。什麼力量把西歐從中世紀初的粗野落後狀態推到了近代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呢？塞爾維斯歸結為他的「進化潛勢定律」賦予後進者享有的「借用優惠」。這似乎有一定道理。中世紀西歐的確從東方各文明古國「借用」了大量先進文明成果，有力地促進了自身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四大發明」輾轉到西歐以後，對於促進西歐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發揮了重大作用。許多西方學者都確認這一事實。但是，如果沒有西歐自身生產力的發展和擁有新的生產力的新興社會階級的成長，東方文明古國那些優秀的文明成果顯然就不可能在西歐發揮那麼大的作用。

因此，問題的關鍵還是怎樣才能使生產力得到持續發展，而不致陷於停滯和衰退。我們肯定這裡有許多因素或許多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起作用。但是那眾多的因素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歷史的發展發揮促進還是促退的作用，最終取決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對廣大勞動者的生產能力的增長發揮促進還是促退的作用，歸根到底，取決於那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對廣大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意願發揮激勵作用還是壓抑作用。中國之所以由先進變落後，西歐之所以由落後變先進，共同的終極原因就在這裡。

但是，這裡似乎有一個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陷阱：一方面說生產力作為「最後動力」或原動力，它的發展決定著各項「直接動力」(包括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說生產力本身能否持續發展而不陷於停滯和衰退，取決於各項作用力激起的反作用力反過來對生產力的發展發揮的反作用力是促進性的還是促退性的。好像這兩者互相決定著對方的命運。這樣的論證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們的論證沒有包含這樣的二律背反。因為我們雖然肯定反作用力有可能反過來對原動力發揮促退作用，但是同時肯定那促退作用不僅最終是來源於「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產生的生產能力」的發展水平和與之相應的經濟生活、社會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領域的業已陳舊的制度和體制，而且肯定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最終必將被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代表新的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力量所排除。

中國的社會發展進程被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阻滯了幾個世紀之久，但勞動階級終歸還是頂著重重壓力使新的生產力和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力量逐漸成長起來，終於在1949年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使中華民族走上了從落後變先進的復興大道。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統計圖表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從長達六百多年的停滯、下降轉而回升，其轉折點也正好發生在那個年代。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正是從那時起，束縛中國億萬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枷鎖被打開，作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標誌的人均GDP，立刻由下降轉而大幅度回升，這鮮明地證明通過革命解放生產力的目標開始得到了實現。什麼是解放生產力？說到底，就是消除對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要求的壓制因素，使勞動者擁有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自由空間。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力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是促進性的還是促退性的，其衡量標準就是看它們對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要求是激勵還是壓制，最終是從效果上看它們是否促進了勞動者生產能力的提高。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回頭來重看生產力曲線在1949年出現的那個大回升拐點，使我更加相信唯物史觀揭示的革命解放生產力的真理。

由此可見，先進變後進或後進變先進的根本動因並不是塞爾維斯說的那個所謂的「進化潛勢定律」使先進者勢必要受到「領先的懲罰」，使後進者享有「借用的優惠」。也不能像湯因比那樣單純歸結為精英人物個人品格的好壞。根本的動因在於廣大勞動者——包括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要求是受到激勵還是受到壓抑。導致廣大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產能力的要求是否受到壓抑的因素多種多樣，但其中最經常起作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起支配作用的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支配地位「特性化」的趨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抵制以至消除。這應該是我們觀察當今世界各大文明今後走向的一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