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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摘 ]吳稼祥：兩次大呼吸 - 頗長且無趣，慎入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2-10 15:1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文|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5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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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大呼吸
——東方文明的大成與我們國家的使命
作者：吳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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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載《戰略與管理》2009年（內部版）3/4期合刊。《戰略與管理》像一個重病號，發了多次病危通知書，有過休克，甚至宣布過死亡，還等待過火葬。現在又復活了，雖然還是在「內部」。秦朝英還是那個秦朝英，研究會會長已經是新的了，大名鼎鼎的鄭必堅；雜誌執行主編呢，郭瓊虎，稍微熟悉點10年來中國網路思想界的人對他都不陌生。

雖然想盡量寫得平易，但本文還是不太好讀，不想受罪的人，不讀也罷，還不如記著去看看煙火。

一，我們不是害蟲

不論心懷何胎，世界輿論一般都同意，中國在崛起。所謂崛起，就是國家總體實力相對於其他國家更快地增長，首先表現在經濟規模上趕上或超過世界主要經濟大國，而位於世界前列；在趨勢上，甚至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世界歷史提供了國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對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對內的民主崛起，或集權崛起。崛起，要求國家有一定規模，規模越大，一旦出現經濟增長，崛起得越迅速，越勢不可擋。

一般來講，國家規模擴張與經濟增長同步的國家容易選擇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時期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和法蘭西，工業化初期的沙皇俄國，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還有19世紀上半葉的義大利、日本和德國，選擇的就是這條道路。這條道路的特點是通過軍事擴張，把別的主權國家併入自己的版圖，或變成自己的附屬國、原料供應地或海外市場，以尋求外延的經濟快速增長。

規模聚合在先，經濟增長滯后，或者武功被廢的大國，通常會選擇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今天的中國、印度和巴西。美國的情況有點複雜，導論里沒有篇幅討論。

武力崛起的大國在國內走的肯定是集權道路，殖民時代的西歐列強在國內實行君主專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意日諸國在國內搞的是法西斯極權統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國家對內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對外武力擴張道路的國家，會逼著國民對內選擇顛覆民主的集權化道路，比如當年的魏瑪德國。

堅持對外和平崛起的國家，對內如果不是已經走上民主道路，應該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戰後的日本和德國，後者如改革后的中國。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世界公認的全權體制，其特點是「五個代替」：國家代替個人，政黨代替國家，中央代替地方，領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經濟。經過改革，「三個代表」代替了「五個代替」，這是權力下放和黨政分開的結果，政治權力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逐步分開，有史以來集權程度最高的全權政體，已經變革為「混合政體」，既有形式選舉和實質任期的現代憲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選接班和非票決制的傳統仁政禪讓成分。所以，我把當前中國的崛起稱之為「民主進程中的和平崛起」。

對中國的這種崛起方式，國內外都有人不高興。讓國外「中國威脅論」者們不高興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們眼裡，中國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沒有趕上經濟增長和軍力增強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識形態的臀部上還留有前蘇聯集團遺傳的胎記。一旦中國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個克里斯瑪式的獨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實力，強大起來的「他者」就會變成可怕的「復仇者」、擴張者，甚至對整個世界的發號施令者。

在他們的政治理論框架里，有一種理論叫「民主和平論」。這個理論認為，在世界歷史上，戰爭大多在兩個專制國家，或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發生，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沒有，也微乎其微，中國在未成為民主國家和屁股上的前蘇聯胎記消失之前，對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諾，並不比狼對「素食食譜」的承諾更可信。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國國內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們從來就不對素食有任何承諾。讓他們不高興的，恰恰是「和平」。在他們看來，和平論調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藝腔。中國的目標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麼妨礙，要麼推遲這個目標的實現。《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宋曉軍說得更露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戰爭，二是讓中國這樣的大國繼續用血汗錢支付西方主導的現行發展模式。」這意思是，不在戰場上，就在豬圈裡，在西方人圈我們的豬圈裡。和平，他們不高興；戰爭，他們高興。人家說，中國是威脅。他們說，我們不只是威脅，我們就是戰爭。這不是愛國，是害國：對外中斷和平崛起，對內夭折民主進程。中央電視台曾經播放過一則殺蟲劑廣告，畫面上蹦跳著一撥蟲子，一邊熱舞一邊歡唱道：「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看上去很高興，幸好高興的時間不長。

事實上，國內國外的不高興者們，都誤判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當前的崛起，不僅是國家行為，更是文明行為。國家行為指向的是權力，在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家看來，即便是民主國家，一旦崛起為潛在的世界首要大國，也會與前任世界霸權發生衝突甚至戰爭，更何況正在崛起的中國還是非民主國家。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代表人物之一米爾斯海默就是這麼認為的：國家註定相互衝突和戰爭，因為每個競爭對手都想取得相對於他人的競爭優勢。「這是一個悲劇」，他說。

但文明行為指向的不是權力，而是魅力。因為國家是政治實體，而文明則是文化實體。歷史上，國家權力擴張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隨衝突與戰爭；而文明魅力，特別是東方文明魅力擴展的主要方式是傳播，伴隨的是取經和留學，比如大唐的取經僧，日本的遣唐使。權力是單一性的，國家有邊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樣性的，文明沒有邊界，可以並存，衝突不是必然的。

雖然已故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仍然運用權力分析工具和衝突模式來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斷層線戰爭」的見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擴張性視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贊成。德國政治學家哈拉爾德﹒米勒就將亨氏「文明衝突論」稱為「政治學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們」反對「他們」。東方文明，無論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都不長獠牙，與西方文明的最大區別，就是非武力擴張。有十字軍東征，炮艦護教，絕沒有儒冠或「卍」字軍西征。確實，蒙古鐵蹄蹂躪過歐亞大片疆土，但那是類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蠻族入侵，不是文明擴張，遭殃的不僅有西方文明，也有東方文明。

從文明行為，而不只是從國家行為的角度看，中國崛起絕不是米爾斯海默所說的「悲劇」，中國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蟲」。我們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強國力，也是在成就先祖們開創的東方文明。按照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看法，存活下來的人類文明形成於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間）的所謂「軸心時代」，主要發生於四個地區，古希臘，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國。「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等等。軸心時代完成的是從神話到理性，從超驗到經驗的過渡，所以是一個世俗化和「精神化」時期。

顯然，雅斯貝爾斯所說的「文明」，限於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質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質一體化文明，那麼，需要對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進行兩個方面的修正：第一，軸心時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數量減少，剩下兩個，東方與西方文明，由於未能獨立完成精神向物質的獨立軸心化，以色列文明併入西方文明；由於古印度軸心時代的最偉大精神領袖釋迦牟尼移民到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地區，印度和華夏文明並軸為東方文明。有趣的是，中華文明吸納了印度文明最有價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卻沒有吸附華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中國當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東方文明進入第三期軸心時代。第一期是春秋時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邁出新的步伐，物質上創造農業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廣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價值與制度文明，物質上成就工商業文明。

傳說魯哀公與眾大夫狩於野，射殺一頭異獸，似鹿似馬似牛似龍，眾不識，請孔子。孔子見而慟之，說，此為麒麟也，蓋出於盛世，今無聖王在位，所以見殺，哀哉呼也。這是一個寓言，麒麟之死，象徵中國文明第一個軸心時代的結束。從那時到現在，2500年過去了，雖然再也沒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發現麒麟一樣，發現孔子和他同時代大師們精神化的華夏文明的消息。

二，「G2」構想與世界文明的「雙黃蛋」

上文提到，對中國的崛起方式，國內外都有人不高興。不過，也有人很高興。國外不高興的人提出了「中國威脅論」，高興的人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新詞和「G2(中美兩國集團)」新概念。

視角決定思維。從國家性質和軍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國崛起，看到威脅並不奇怪。從自由主義國際政治視角看，中國還沒有達到國際民主國傢俱樂部的最低驗收標準，因此，中國的實力增長不能讓他們放心；從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視角看，無論中國實行何種政治體制，也改變不了國家的權力擴張本性，中國的軍事力量，宇宙空間開發力量，以及全球影響力增強，意味著對前霸權國家勢力範圍的壓縮，自然會觸發其「悲劇」意識。

從經濟角度看怎麼樣呢？幾人歡笑幾人愁。美國勞工組織肯定發愁。白岩松訪問過的美國汽車城底特律幾成空城，中國的汽車銷售量今年初以來卻攀升世界第一。中國加入WTO，大大推動了全球工資水平平均化，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產業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很可能丟掉飯碗。但從消費，國際分工和資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肯定是個好消息，不僅會降低發達國家居民生活費用支出，提高國際資本盈利率，還會增強世界經濟的互補性，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後這一點，因而感到高興。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兒訪問的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國際經濟政策學術刊物《國際金融》上刊載了題為《中美國(Chimerica)和全球資產市場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國的英語單詞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個合成詞：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國」。他們用兩個國名的聯結來象徵兩個國家經濟的共生關係，這個共生關係就是作為世界最大消費國美國和世界最大儲蓄國中國之間的相互需求，從而構成了「中美經濟共生體」。該共生體佔全球陸地面積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將在21世紀初期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繁榮。不過，當這個共生體時代結束后，中國會在20年內超越美國。他還表示，日後在中國的統治下，世界將維持和平，並出現中國經濟霸權（Pax Sinica）。

絕大多數中國輿論都認為這是美國代言人在忽悠中國，給中國灌迷魂湯，目的是哄中國繼續增持美國國債，好讓中國人幹活，美國人快活。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人把危機歸罪於美國的過度消費，有人把危機歸罪於中國的過度儲蓄，把美國的消費與中國的儲蓄嫁接起來，看到雙方經濟的共生性，確實是個獨特視角。還有人從這個視角出發，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即G2的設想。中國輿論和中國政府也都不認同這個設想。

僅僅從經濟體的角度看，不認同是有道理的。一個儲蓄，一個消費，這不是什麼「共生」集團，而是「寄生」關係，這是第一。其次，和美國綁在一起，既招風，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這樣捧過，自己也這樣吹過。先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了本書，《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接著自己出了本書，《日本可以說不》，結果許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頭一暈，到美國大肆購買資產，最後載了跟頭，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國呢，來了個IT和個人電腦革命，日本就遺失掉了十年。

不過，從文明體的角度看，把中國與美國相提並論則並非無稽之談。美國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國家，中國則是承擔東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國家。日本曾經想承擔這個任務，但它的「脫亞入歐」使其曾經偏離東方文明的正常軌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長不出參天大樹一樣，它偏狹的國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東方文明核心國家的角色。日本曾試圖通過征服中國大陸來擴張自己的規模，從而構築以自己為核心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就是日本版的東方文明，但沒有成功。

從文明的軸心時代以來，西方文明在愛琴海岸邊古希臘城邦完成結晶化過程后，開始步入精神-物質一體化時代。要完成文明一體化，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一個大規模的政治體作為承擔該文明的核心國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認同；第三，維持增長的經濟體系。

首先承擔起這個歷史使命的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用鐵蹄踏出了西方主導的第一個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國——馬其頓帝國和分裂后的希臘化諸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但無論是馬其頓帝國或羅馬帝國，都既沒有實現超民族的文化認同，也沒有建立起持續增長的經濟體系。希臘城邦時代的工商業經濟被帝國時代萎靡不振的農業經濟所淹沒。直到基督教的傳播把希伯來—以色列文明納入西方文明之後，超民族的文化認同的百衲衣才藉助宗教的絲線開始縫綴。亨廷頓用宗教信仰來劃分當代文明，並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幾乎划等號，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認同構建上的作用。

西羅馬帝國坍塌后，西方文明喪失了世俗核心國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認同，於是從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時間裡，基督教世界發動了9次針對伊斯蘭勢力的「十字軍東征」。羅馬教廷發動東征，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實際上「安內」，它不僅想做教庭，還想做朝庭，建立統一的基督教帝國，扮演核心國家角色，肩負起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未完成的使命——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和一體化。

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新教革命，讓羅馬教廷泄了氣，但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樣，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質一體化所需要的三個條件，已經具備兩個：文化認同和經濟增長，但還沒有核心國家。於是基督教世界各國為爭奪核心國家地位進行了無數次內戰，並誘發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的實質是，在東方，日本與中國爭奪東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陸國家，與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國家爭奪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地位。當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寫作《西方的沒落》時，他並不真的認為西方文明沒落了，而是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主導的西方文明沒落了，要想讓西方文明統治世界，就應該讓德意志民族主導西方世界。在他看來，英美的金錢霸權和民主政治已經腐朽，現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麼是「浮士德精神」，說白了，也就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推銷的「尚武精神」和擴張精神，他對此的描述是：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徵是純粹的和無限的空間」，它的地理眼界異常廣大，「祖國的廣袤是一個個人很少看到它的邊界，可是要保衛它並為它而死的地區，它的象徵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個文化的人類所永遠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賓格勒在寫這段話時，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動得在椅子背後來回走動，熱血在他的胸腔里沸騰。

在斯賓格勒看來，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沒有核心國家的「戰國時期」，繼戰國時期之後，會出現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時期」，帝國推行「血統權力」的「凱撒主義」，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擔西方歷史這最後一個階段偉大使命的最後一個民族。他說的正好是後來的「第三帝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與德國和日本政治家預想的不同，與中國當局預想的相去更遠。德國和日本失敗了，沒有分別當成西方和東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從西方准核心國家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手裡接替這個職位的是美利堅合眾國。中國勝利了，但其大陸部分非但沒有承擔起東方文明核心國家的歷史使命，反而併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陣營，成了那個陣營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從來不是中華民族的性格，毛澤東重新劃分世界，中國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國家，雖然他反對這樣自封。

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最偉大成就，從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主要是兩條：第一，中國從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歸東方文明，並且開始重建文化認同；第二，為完成一個世界性文明一體化的三個條件（大規模的政治體，超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維持增長的經濟體系）基本具備，尚待改善的，是這些條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如果把當代世界文明比作一枚雞蛋，它有兩個核心，也就是兩個「蛋黃」：西方文明和美國，東方文明和中國。伊斯蘭文明在宗教親緣關係上，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表親文明，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以及基督教，同屬一個教系，即亞伯拉罕（阿拉伯語發音為「伊卜拉欣」）教系。亞伯拉罕或伊卜拉欣是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雖然基督教不承認穆罕默德為先知，伊斯蘭教卻承認耶穌基督為先知，但他既不與上帝一體，也不是最後的先知，最後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過，在伊斯蘭教擁有自己的核心國家之前，它很難成為一個獨立的文明。

事實上，獨立宗教是獨立文明的充分條件之一，不是必要條件。宗教對於文明的意義，是信仰層面上的，可以加固文化認同，但不是認知和反思層面的。文明和野蠻的區別，並不在於有沒有信仰，而在於有沒有認知，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明可以被淺顯地定義為人類社會的「開化狀態」。

認知和反思，在雅斯貝爾斯看來，是文明軸心期最主要的特徵，也就是說，沒有認知和反思，就沒有文明的軸心化。認知和反思的結果，產生理智和個性，它們相當於文明生命中的核糖核酸。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活下來，並磅礴於世，就是因為它們各自都有屬於自己的核糖核酸和遺傳密碼，解讀這些密碼，不僅有趣，而且有用，用處就是看清我們民族和我們國家已經走的和將要走的路。

三，金融危機顯露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美國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要解密西方文明的遺傳密碼，美國是個很好的標本。切入的最佳部位，當然是金融危機。

秦暉對比這次金融危機和美國1929年危機之後認為：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和1929年危機的性質截然不同。1929年危機，是過度投資、消費不足導致產能過剩，最後致再生產過程中斷，於是倒牛奶、燒小麥、毀汽車、炸高爐。過剩危機主要是消費不足造成。
「此次源於華爾街的金融危機，人們指責的卻是美國人過度、超前消費，通過貿易逆差和全球發行國債，向全世界透支，結果透支窟窿太大，導致信用崩潰。美國現在的消費率全世界最高，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秦暉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他的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並不認為兩次危機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過度」：1929年是「過度」生產，2008年是「過度」消費。

秦暉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機歸咎於福利制度，有人（陳平）認為此次危機是美國「福利國家」制度危機：「次貸」「過度」支持窮人買房，工會「過度」強橫，欺負資本。秦暉反駁說，舉世公認歐洲尤其是北歐才是福利國家與強工會的典型，為什麼危機在美國爆發？

他也反對認定「資本主義」是此次危機的幕後黑手。他論證說：「從馬克思到凱恩斯講的『資本主義』特徵，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比如日本、韓國，通常又被認為是高儲蓄國家，歐洲儘管也有高消費勢頭，但不會像美國人這樣透支，道理很簡單，歐元沒有世界鑄幣權地位。因此，這個『惡習』和經濟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無關。」

那麼，病根在美國文化嗎？秦暉也不贊成，他堅持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可是勤儉、禁慾和以積累為天職。這與今天的美國消費狂不是相反嗎？多數美國人當年與今天都是新教徒，這是「文化」能解釋的嗎？

在秦暉看來，危機的「最直接，最表層的原因」，是美國濫用了「美元的世界貨幣特權」，搞「透支消費」。更深層的病因在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國民自由、福利雙『過分』」的「反向尺蠖效應」。這需要解釋一下。在秦暉那裡，「尺蠖效應」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縮都有利於強勢集團的效果，「反向尺蠖效應」當然是指前後左右伸縮都偏向弱勢群體的政策效應。關於美國民主制度下的這種「反向尺蠖效應」，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為擴展自由而選出右派，但卻不允許減少福利；人民為增加福利而選出左派，但不允許減少自由。這就可能造成國民的自由、福利雙『過分』。」正是這種雙「過分」，釀造了這次危機：平民都要當業主，擠出「次貸」，這是福利過分；金融過分創新，搞信用膨脹，這是自由過分。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同樣實行資本主義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韓國，甚至歐洲各國沒有出現他所謂的「反向尺蠖效應」？如果他回頭再拿美元霸權來說事，他就落入了循環論證。他必須鑽探，穿過政治制度岩層，深入文化核心。事實上，他已經觸摸到它，但又放棄了。這個核心只有兩個字，那就是「過度」。1929年危機，是資本「過度」壓制勞動，生產「過度」；2008年危機，是工會「過度」壓制資本，或者按照秦暉的說法，「人民」「過度」逼迫政府，自由與福利雙「過度」，導致消費「過度」。信用「過度」衍生，美元霸權「過度」使用，都是這些「過度」衍生出來的「過度」。

美國奉行的不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文化嗎，不是以勤儉、禁慾和積累為美德嗎，怎麼會有過度消費？美國文明不是起源於歐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嗎，為什麼比歐洲還「過度」？

第一個問題與當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關。我前面已經說過，信仰不是一個文明的真正核心，一個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認知」。當信仰的積雪完全覆蓋住「認知」的原野時，信仰文化對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確實能起到支配作用，當信仰影響力下降時，曾經被信仰之水淹沒的認知之石就顯露出來，併發揮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當代美國的時代特點，新教倫理有如暮春飄拂在空中的楊花柳絮，雖然還在漫天飛舞，但已經是無關痛癢了。

另外，美國作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將西方文明的各種特性發揮到極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這個文明的基因優勢，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過度」，這個缺陷不僅也在歐洲發作過，而且還瘋狂地發作過：殖民主義的瘋狂擴張，種族主義的瘋狂屠殺，空想共產主義對暴力的極端崇尚和對財產的過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種種病態。不過，「過度」也與力量有關，在歐洲諸國還是世界大國時，它們能做出些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過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擴張，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等等，如今，在歐盟還沒有作為一個有內聚力的政治體發揮作用之前，做「過度」事情並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國了。

那麼，什麼是一個文明的認知基因呢？你像剝筍子一樣，一層一層地去剝一個文明的知識體系，最後會留下一個原點，那個原點可以被稱為文明的元概念，沒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認知基因了。西方文明裡的「邏各斯」（希臘語λoyos，英語logos），華夏文明的「道」，就是這樣的認知基因。西方的「邏各斯」和中國的「道」一樣，都是這兩個文明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思想的第一起點，存在、本質、本源、真理、絕對等等，都是它們的別稱。它們都是關於宇宙起源的發生學概括，每件事物是什麼的本真說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語言系統的基礎所在。它們都形成於古希臘和中國春秋時代文明軸心時期，分別是兩個文明軸心中的軸心。

《希臘哲學史》的作者，哲學史家格思里在該書第一卷中，詳盡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紀及之前「邏各斯」這個詞在哲學、文學、歷史等文獻中的用法，總結出十種含義：(1)任何講出的或寫出的東西；(2)所提到的和與價值有關的東西，如評價、聲望；(3)靈魂內在的考慮，如思想、推理；(4)從所講或所寫發展為原因、理性或論證；(5)與「空話」、「借口」相反，「真正的邏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對應關係，比例；(8)一般原則或規律，這是比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有邏各斯；(10)定義或公式，表達事物的本質。

很顯然，作為一種精神的基因存在，「邏各斯」與我們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兩個根本區別，第一，「邏各斯」尋求自我確定，「道」則處在動態過程中，具有確定性中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第二，作為一種精神實體，「邏各斯」只有一種衝動，那就是「外化」和「客觀化」，「道」則始終具有兩種衝動，既有「外化」衝動，也有「內化」衝動，「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說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時，就開始內外，內化到一定程度時，就開始外化。外化就是「無中生有」，內化就是「有中生無」。如果把外化看作是傳播與擴張，內外看作是吸收與生養，那麼，西方文明則是一個直線擴張的文明，把擴張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敗，而不是文明的生養。因此，外化或擴張「過度」，就是這種文明的常態。

有個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寫了本《文明論》的書，說「西方文明是自然對立型、自然掠奪型、自然破壞型的父性型物質文明，東方文明則是自然順從型、自然循環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單純的擴張性是對的，但看不到東方文明也有擴張性就不對了，東方文明的擴張性不過度而已；看到東方文明有內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錯，但說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東方文明缺失物質文明，那就錯了。無論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軸心化之後，尋求精神-物質文明的一體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更早地創造了工商業文明。

改革開放，釋放了潛藏於中國歷史意識中東方文明的外化衝動。這種衝動一旦釋放，在一定時期內會比西方文明的外化衝動更為強勁，這是「道」的特性所決定的。道遇內更內，比如唐代，道內化了佛教之後，創造了比佛教更加內化和空無的「禪宗」；道遇外更外，比如體育，中國一旦從事，就在所有體育中最外化的競技體育中大顯身手，這與以純內化的「梵」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道還遇剛更剛，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剛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個文明體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對那些前來送禮的外邦，中國的答禮更為豐厚。毛澤東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剛的，從政治經濟革命到文化革命；鄧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獲得成功。中國的外向型經濟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外向的，幾乎整個發達地區都在為外國生產；但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內化需求，也是動作最快、投放資金最多的國家之一。

不過，道不是豬，並非全身是寶，也有不爭氣的東西。籠統地說，西方文明的長處，正是我們文明的短處，比如確定性。道的不確定性，使我們的民族缺乏原則性，我們的文明缺乏制度結構。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學習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這種內化和吸收功能。東西文明雖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兩種文明互動共生的機會。

四，第一次大呼吸：華夏文明成為東方文明

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描述東西方文明發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來，沒有比下面這句話更合適了：東方文明走的是從整體到個體聯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從個體到整合的道路。這裡所說的「個體」，指的是所有不同層次上整體的構成部分，從個人到單個民族。

雅斯貝爾斯從西方文明的發展路徑出發，把他視線內的人類歷史描述為「兩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進行的，「從普羅米修斯時代開始，經過古代文明，通往軸心期以及產生軸心期後果的時期」；「第二次呼吸與第一次呼吸的本質區別是：第二次呼吸是人類整體進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卻好像分裂為幾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就應該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種形式，美國的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種形式。不管是哪種形式，都符合雅斯貝爾斯想要的人類歷史的目標：一個「不朽的精神王國」。

這仍然是「邏各斯」基因決定的線性思維在作怪。「道」基因結胎之後的華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體的呼吸，對這次呼吸的整體性的最好表達是心學家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體系裡播種的結果。不過，王陽明在發這個議論時，中國的這次大呼吸已經在吐最後一口氣，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斷氣了。但這次呼吸的第一口氣，卻是秦始皇吸的。

華夏文明從西周開始，本來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從個體到整體的發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滅殷商，一中原；其次，實行的封建政體，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並存的聯邦制，這個體制，被荀子稱為天下「兼制」，而不是後來的「大一統」。

有兩個因素，決定華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緣政治適合家族統治，最多是氏族統治，但不適合「天下」統治（這裡的所謂「天下」，指的是包括當時所有諸侯國在內的政治疆域），按血緣遠近關係分配權力使得行政極端無能，導致整個政治體分崩離析，陷入列國爭霸和戰亂。二是華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環境又要求天下一體，這是因為有三個方面的「環境依賴」：1，安全依賴，聚居在一起的農耕華夏民族從虞、夏開始，就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擾，連為一體，才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證邊界安全；2，水利依賴，政治體必須覆蓋整個黃河和長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像大禹所做的）；3，氣候依賴，整個區域廣大，東邊雨，西邊旱，南邊澇，北邊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統，才能調節豐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區域性飢荒。

為此，華夏文明進入了第一次軸心時期，任務就是從精神上完成對世界的整體認知，但也為個性發展留下空間。「道」就是這樣一種精神，它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論小，比近代以來發現的電子、中子和粒子還小，因為它「無內」；論大，它可與宇宙萬物同體，因為它「無外」。但首先要發揮的是它其大無外的整合功能，它藉助的是法家和儒家兩個流派的思想家，一派（法家）從軍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圖，建立暴力權威的「大一統」帝國，秦始皇吸了這第一口氣；另一派（儒家）從精神上整合文化認同，創造了以天為本（以「龍」為圖騰，以「天」為權威來源，以「天子」為稱號）和以民為本的「雙本位」政治意識形態，漢高祖劉邦吸了這第二口氣。

第三口氣是唐太宗吸的，這口氣是什麼呢？是再一次擴大「道」的整合、吸納和外化功能。雖然儒家思想還是正統，但道家思想也被當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視，從魏晉時期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不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宮附近的白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經僧遠赴印度，日本遣唐使雲集長安。雖然作為一個帝國，唐王朝通過戰爭擴張了自己的權力，征服的是軍隊，但是短暫的；作為一個文明體，被唐朝推上頂峰的華夏文明，通過和平交往和留學傳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遠的。

從唐朝開始，通過吸納和傳播，華夏文明大大擴大了自己的軸心，成了東方文明。這不僅是因為日本、朝鮮等東亞民族開始認同當時世界上的儒學和佛教中心，也因為古印度軸心時期的偉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納，從而使中國也能被南亞佛教國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認同。由於佛教沒有基督教教皇那樣的首領，信仰佛教的核心國家——唐王朝在事實上也會成為佛教事務的中心。可以這樣說，唐朝以後，華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經過中國包括西藏傳播和發展的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文化，成了東亞文明和東南亞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庫。

從秦始皇的第一口氣，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氣，華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這次呼吸做成了兩件事情：第一，締造了一個世界性帝國，雖然經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復；第二，形成並擴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認同。但沒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維持增長的經濟體系。因此，華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軸心化任務，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邁出新的步伐，在物質上創造農業文明。

農業文明通常被描繪為停滯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貝爾斯就用「靜止乾癟的木乃伊」來形容中國儒教中的精神生活，並且認為，到18世紀，中國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經走得很遠了」。這毫不奇怪，以農業文明為物質載體的古代東方文明，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發展性文明。農業是零和產業，豐收導致人口增長，人口增長導致人均土地減少，從而引發人口的強制性下降（通過飢餓、瘟疫和土地戰爭），又恢復到以前的人均土地佔有水平，如此周而復始。

簡單地說，中國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獲得了國家規模（整體一元性），但沒有獲得經濟增長（個體多樣性）。與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繼續進行的第一次呼吸，獲得了經濟增長（個體多樣性），但沒有獲得國家規模（整體一元性）。結果就出現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內部戰亂，外部擴張，旨在尋求規模，建立核心國家；東方文明內的人民，當王國奴，或者當亡國奴，因為整體一元性與個體多樣性發生矛盾，既不能容納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納技術革命和自由市場，個人和國家都沒有防衛能力。

東方文明的血是熱的，甚至可以說是血液文明，也就是倫理文明（血緣關係至上），但還不是肌肉和骨頭文明，還缺乏邏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現力（文學藝術）和結構力（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還需要繼續呼吸。

五，第二次大呼吸：東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有唐人街，但文化純潔性很高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在移民中國后，卻很容易溶入當地社區，若干年後，甚至難以把他們和當地居民區分開來。這兩種現象放在一起，有一個解釋，華夏文明包融一切，但卻最難被消融。中國以前的排他性、閉關鎖國，以及文化自戕，都是政治行為，不是文化行為。

這就是「道」基因所具有的特性。道不僅包含有無，還包含陰陽。當它包含陰陽時，就被稱為「太極」。宋儒周敦頤寫了篇《太極圖說》，把「道」基因納入儒家學術範疇，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樣，陰陽就變成了仁義。這大大縮小了太極的文化含義。

其實，道一旦成為太極，就變成可經驗的「存在」，就在外化和擴張的過程中，這個存在被稱之為「太極圈」。擴展中的太極圈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完善，它的發展是平衡、整體和完善的發展，因為太極圈沒有缺口；第二是非敵，太極圈包含兩端（陰陽），但不是其中任何一個極端，所以不以任何東西為敵，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維持自己的存在；第三是包容，太極圈不怕接觸，不怕異己，相反，太極圈越碰越大，它的發展是靠把碰撞的異己轉化為相容的成分而實現的。

華夏文明在第一次大呼吸時碰到佛教，變大為東方文明；100多年前碰到西方文明，因為太硬，消化有點困難，但還是變大了一些；然後又碰到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短時間內變得很大很硬，幹勁十足，對外，又是打美軍，又是列印度，還打了越南和蘇軍，對內，又是「大躍進」，又是「趕英超美」，又是「階級鬥爭」，還宣布過將提前進入「人間天堂」，雖然沒有堅持多久，早泄了，但還是有過快感，打別人總比挨打強，以至於今天某些在現實生活中過得不太爽而成為「民族主義者」的人，還把那個時代的某個領袖像橄欖一樣含在嘴裡時常咂吧，尋求自慰。

與西方反叛文明的相遇之所以不太成功，不是因為「太極圈」喪失了包容和消化功能，而是因為它碰到的東西正好是自己要排泄的東西，導致上吐下瀉在情理之中。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之後，東方文明要走的是從整體到個體聯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要走的是從個體到整合的道路（當代的歐洲聯盟適應的就是這個要求）。德國版的哲學和德國產的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想提供的正是比中國傳統「大同文化」還要大同的整體化和全權化模式，這個模式正是東方文明在第二次大呼吸時要排泄的。關於這一點，300多年前一個名叫德．格魯的荷蘭人就看到了，他在《天下大同》一書中寫道：

「大同是中國精神文化能發展達到的最高點。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徹底的科學。只要科學在中國認真培育的時代來臨，在中國的精神生活中無疑將發生徹底的革命，或者將使中國的骨架徹底脫節，或者使它再生，然後中國將不再是中國，中國人也不再是中國人。中國本身並沒有第二套體系可代替舊的，結果舊體系的崩潰不可避免地造成解體和混亂。總之，如果人類喪失道，在他們最徹底地實踐神聖經典時，根據經典，災難和衰亡也必然降臨……如果它在這世界秩序中在劫難逃，那麼可怕的破壞就將納入正常軌道，這樣，中國古代大同文化的壽日便屈指可數了。那麼，至少不會讓數百萬民眾隨著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歸於滅亡，這些人早已被外國勢力置於不幸之中了。」

這段引文里，除了說「大同文化」行將就木，抵擋不了西方的入侵之外，其它的話大多是一個傲慢傳教士的夢囈。其實，大同文化是中國文明第一次大呼吸和第二期軸心化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它不過是東方文明的道基因創造的一個歷史精神產品，它在把陷入數百年戰亂的華夏民族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但它並不是東方文明起文明建構作用的基因，我們的基因是「道」。

如果說，華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氣是秦始皇吸的話，那麼，東方文明核心國家第二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氣則是鄧小平吸的。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只有兩個詞：對內搞活，對外開放。這就是同時發揮道的內化和外化兩種功能。對內搞活，意味著在整體內部實現個體多樣性，或者說個體自由，官方用語叫權力下放和擴大自主權；對外開放，就是與包括西方主流文明在內的各種文明相遇，讓東方文明進一步擴容。

「道」具有這種能力。首先，它向內可以包容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基因「梵」傾向於向內把「無」推到極端，因此傳統的印度文明是一個高度出世和內視的文明，它指導人們運用自己身體多於運用工具，觀察自己內心波瀾多於觀察外部風雲，從戰勝自己中獲得的幸福多於戰勝別人，對寧靜的沉醉多於對熱鬧的迷狂，對於慾望，如其滿足，不如節制，等等，這就難怪雅斯貝爾斯看到的當代印度是這樣的：「它像一塊分散的大陸，在其各個民族代代相傳的獨特的精神遺產的基礎上，它顯示了一個發展中的強國的可能性，它儘管具有一切自由運動，事實上仍處於靜止狀態。」

分享了道文化遺傳基因的所有中國人都有讓自己內視和沉靜下來的稟賦。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某機場辦理乘機手續，忽聽身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不認識。他說他是我低年級的師弟，看登機牌上的名字知道是我。聊起來知道，他畢業後到加拿大留學，后在加拿大一家金融機構工作。不幸發生車禍，癱瘓在床多年，和他一起住院的西方人，有的終身癱瘓了，有的心情煩躁死去了。只有他，心反而突然靜了下來，認為這是上天賜給他的一個難得的機會，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什麼是人生中重要而不緊迫的，什麼是緊迫而不重要的，什麼是既重要又緊迫的。他認為與家人共享幸福是既重要且緊迫的，勝於一切工作。想通這一切后，他安心地在病榻上修鍊氣功，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來。后又到美國繼續深造，被美國一個大金融公司雇傭，現在薪酬比以前高，還不像以前那麼累，成績反而更出色。

其次，道基因向外可以包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因「邏各斯」傾向於向外把「有」推到極端，西方文明的德國代言人雅斯貝爾斯十分自戀地稱頌了這個特點：「西方具有不屈不撓的特徵，即決心把事物帶到極端，把它們連最後一個細節都詳盡說明，讓它們處於非此即彼的地位。」因此，西方文明是一個極具擴張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但它的長處是注重細節的精工精神，看重推理的理性精神，原則性強，制度化高，推崇個性與創新，珍視自由與民主，如此等等。

不過，道基因不僅不排斥這些外化的精神，它自身就具有實現這些精神的可能性。它的特性，就是內「梵」外「邏」。如果說魏晉新道家的主情派（嵇康、阮籍為代表）發揮的是道基因內在「梵」因素的話，那麼主理派（向秀、郭象為代表）想表達的正是它外化的「邏各斯」精神。與此對應的宋明新儒家裡，「梵」因素的表述來自王陽明的心學，「邏各斯」因素的表述出自朱熹的理學。假如朱熹的「格物」沒有帶來科學實驗，郭象的「應變」沒有導致制度革新，那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實踐問題。中國歷代王朝都無法克服貫穿整個中國史的一個基本矛盾：整體規模與個體自由難以兼得，為了維持前者，只好犧牲後者。當代中國改革克服這個矛盾的方法是「試點」。

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給我輔導英語的一個退休教師十分推崇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我對她說，那本書不好。她十分驚訝地看著我。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語向她解釋說，那本書有文化歧視主義傾向。假如資本主義是好的，世界各民族都可享有，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只有新教倫理才行。要經濟增長？先信新教吧。事實上，不信新教的日本，資本主義搞得一點都不差，甚至比作者的祖國更精工。對此可以做出的文化解釋，不是新教倫理，而是傳自中國唐代的禪宗倫理。任何人都不要小看東方文明的當代價值。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論是細微末節，還是宏觀戰略，都在道的視野里。

完成東方文明的第二次大呼吸，和第三期軸心化，精神上吸收自由意識與制度文明，物質上成就工商業文明，這就是當前和今後幾十年我們國家的使命。華夏文明裡並非沒有自由觀念，先秦道家的「無為」和「逍遙」，都是對自由的描述。但迫於整個族群生存的壓力，維護大一統的政治需要，道家的自由蛻變成「逃避的自由」，逃避的自由沒有制度構建能力，桃花源不是自由邦。但老子學說里的「萬物自化」思想，為當代積極和消極自由的發展提供了想象空間。

無論將來東方文明包容了多少其它文明，西方文明的「過度」基因缺陷，它不會有。道不走極端，因為它沒有端。它的擴張是圓的，收縮也是圓的。「生有」（外向擴張）時，有「生無」（內向還原）傾向牽制，反之亦然。所以，「適度」，是東方文明的精髓：它的擴張是適度的，收縮也是適度的。這次金融危機在東方體系的國家引起的波動相對小，歸因到文化上，就是「適度」。

2009年6月2日—1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