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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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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難的孩子
如果這本書是我的一個孩子，到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2006年9月)，他已經滿10歲了。他出生時的名字叫《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
他的父親雖然是我，母親卻是苦難。我和苦難的婚姻持續了40年，我不記得我們舉辦過婚禮，如果一定要找這麼個可紀念的日子，那就應該是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那日，我母親因貧病交加辭世於縣醫院，當時我不滿5歲。看來，我和苦難之間的婚姻是包辦童婚。作為童養媳的苦難雖然窮，但並非沒有嫁妝，她的嫁妝是飢餓。對我們這代人而言，不被餓死，不僅是個奇迹，而且是一生中所能獲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隨著我慢慢長大，苦難也長大了，而她與我的關係也慢慢從肉體發展到精神。這種精神上的苦難被王若水先生稱為「智慧的痛苦」，我智慧不多，但痛苦不少，世界上還有什麼精神痛苦能與看著那些自己心中的偶像一個個被擊碎的痛苦相比嗎？經濟改革已經長大成人，但它的奶媽與保姆們呢？「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1992年底，我剛剛從精神分裂症的邊緣溜達回來，我的一位從政的師兄來看我。他給了我「三句教」：別輕易放棄政治感覺；從今而後好好種菜；閑暇時讀點歷史。菜我是種了，但幾乎沒有收成，結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原因是我做好人做壞人都不徹底，且缺乏技藝。莫非我這一生與踉蹌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6年可能是我平生中最潦倒的一年，我把自己拋到京城的一個角落裡，沒有電話，沒有手機，也沒有伴侶，只與痛苦同眠。閱讀與寫作成了我唯一的內心緩釋劑。就在彼時彼地，這本書開始受孕並妊娠。我與苦難結婚36年才第一次真正生育，可見，我既不是一個好公民——「早婚」；也不是一個壞公民——「晚育」。
痛感於80年代的改革，是我當時寫這本書的深層原因，10年前出版它時，我在序言和第一章中有意迴避了這一點。在我看來，改革絕不缺乏道義和良心，缺乏的是神通。假如《西遊記》中的西天取經班子只有唐三藏，沒有孫悟空，真經是取不來的。要取真經，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沒有唐僧的菩薩心腸，孫悟空永遠是妖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為虎作倀；沒有悟空的霹靂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裡的美味，不能取回真經，只會為他人延壽；沒有如來智慧，頂多是行為悖亂的宋襄公，雖然他既有霹靂手段，也有菩薩心腸，遺憾的是，他用霹靂手段對待會場里的盟友，用菩薩心腸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卒為千古笑。
菩薩心腸是道，霹靂手段是謀，如來智慧是神。道用來興善，謀用來除惡，神用來判斷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以及用來決定何時該興善何時該除惡，興除到何種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謀是做減法的能力，神是如何綜合運用這兩種方法的能力。神道謀，就是本書要向讀者推薦的人世心法，運用它，不僅可以打開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黑匣子，也可以編織出現實中通往冠軍領獎台的紅地毯。人間萬法，無非一加一減。做好加減法，小可以養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業，經世安邦。
二、良知開花
這「孩子」長到10歲，我才說破「他」的身世，是因為當時我希望「他」面目不清，今天，卻不想再讓「他」像醜小鴨一樣，煎熬於身份危機。
這本書出版后，一些書店把它放在小學算術教學參考書的書架上，大概是因為它的名字里有「算術」和「加減」的字樣。還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勸告我以後不要再寫這類書，也許是副題中「謀略」那個詞像只蠍子一樣蜇疼了他們。的確，在中國主流傳統文化里，「謀略」如同青樓里的春宮畫冊，正經人是不屑於碰它的，怕壞了名聲。這就難怪當代某位偉大的政治家就曾憤怒地拒絕看《資治通鑒》，在他看來，皇宮和春宮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於是，中國傳統文化就造就出兩種典型人格：正人君子和勢利小人。正人君子是什麼人？是傳統儒家理想的人，董仲舒對他的描述是：「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勢利小人是什麼人呢？說含蓄一點，就是鬼谷子推崇的「聖人」：「闔而捭之，以求其利」；說露骨一點，就是馮道自嘲的那種小人「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前一種人成事不足，因為他不計功利；后一種人殃民有餘，因為他漠視德性。
這從一個方面揭示出中國社會數千年來不能臻於完善的一個思想根源：道義不必與功利關聯，有德不必與有福匹配，好心不必與好報對稱。其結果自然是德性得不到幸福的鼓勵，幸福得不到德性的支撐。沒有幸福鼓勵的德性，有如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必然凋敗；沒有德性支撐的幸福，有如斷了根的大樹，豈能繁茂？
一個至善的社會是德性與幸福都同比例增長的社會，實現這個目標，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哲學家們的神聖使命。誰都知道，德性並不必然帶來幸福，要鼓勵德性，就要創造一種條件，給德大於福的人補償幸福，給福大於德的人追加懲罰。即民間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善惡都報」。
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承擔的就是這項任務，它創造了兩項條件，一是「靈魂的不朽」，二是「神的存在」。有了這兩個條件，最終的幸福就會按德性分配：你在今生努力修德，神(上帝)將在天國給你分配與你的德性成比例的「天福」。中國古典儒家學派也試圖創造類似條件，它用生命的延續代替靈魂的不朽，用歷史的審判代替上帝的審判：有德無福的人，將由你的子孫們來按比例領取幸福；有福缺德的人，將由你的子孫們來承受遲到的譴責。於是，有人冒充岳飛的子孫，想冒領幸福；無人自稱是秦檜的後裔，不願挨罵。
但是，歷史並不是上帝。人是上帝創造的，歷史卻是人寫的，而且通常是勝利者寫的。歷史可以被寫它的人偽造：「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勝者為王敗者寇」；人也可以在寫他的歷史面前偽裝：「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因此，讓歷史來扮演上帝，有福的必定是暴君和偽君子，他們想得齷齪，說得、做得好看；或者做得齷齪，在史書上寫得好看。結果是有德之人得不到幸福，便鄙視幸福；有福之人蔑視真正的德性，道德淪喪。
宋明之際的儒家學派深切感受到了無處不在的社會道德危機，試圖重新擰緊早已鬆弛的儒家道德發條，在新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基礎上重建儒家道德規範，並要求學者把道德知識與道德踐履結合起來，以實現聖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至善，也就是終極追求。為此，朱熹發展出「格物致知」之理學，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心學。
但是，他們依然繼承了古典儒家「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傳統，因此，他們似乎並沒有超越西方古典倫理學派——斯多葛學派的道德理論水平：該學派把德行法則本身作為至善的唯一條件，而忽略了人類至善的第二個元素，即幸福。在他們看來，幸福似乎只在於躬行道德，或對自我人格價值的孤芳自賞。這種道德理論很容易讓實踐者陷入康德所說的「完全無自知之明的通神家的熱狂幻夢中」。
理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在感性相對主義的道德文化傳統中首次提出了理性絕對主義的道德法則；心學的傑出貢獻之一，是把道德知識與道德實踐、善心與善行內在地統一起來。在心學看來，判斷一種行為是否道德行為，不是看它在表面上是否合「理」，而是體會它背後的「存心」。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存心道德論」
但是，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患有一種名叫「道德無能」的頑症。它們只能告訴我們，無德者不應有福，壞心者不得好報；但它們不能告訴我們，有德者怎樣才能有福，好心者如何才能好報，好人怎樣才能辦成好事。拿心學術語來說，它只要求「存心」與「用心」的統一，王陽明稱為「知行合一」；但它不要求「存心」、「用心」與「報心」(好一心好報，壞心壞報)的平衡，或者說，不要求善心、善行和善報的平衡，我稱之為「心報平衡」，也就是道德與幸福的匹配。沒有幸福匹配的道德，就如同沒有配偶的關鳩，雖然叫得好聽，但不能繁衍。宋明儒家的道德也就是這樣一匹沒有生育能力的道德騾子。
三、生「書」的快樂
不過，「生」一本書，和生一個孩子還是有區別的。孩子生下來，創作才剛剛開始，而一本心血之作一「生」下來，就可以享受勞作完成後的快樂；孩子要你撫養，書卻能贍養你。《智慧算術》一面世，就上了當年北京、廣州和上海的暢銷書排行榜，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的疼愛；在三年時間裡先後被深圳、廣州和珠海三地的幾個中外合作的MBA培訓班選為教材，我因此也被聘為這幾個培訓班的授課教授；2005年底，我因這本書被中國首屆管理大會授予傑出管理學者獎……有個叫「牛頭」的網友甚至在網上寫了一段讓我臉紅的話：
如果有一天，出現了不可預測的情況，我必須登上飛機，隻身到另一個國家從零開始，我會帶上兩本書：
1.《周易》(指《易經》與孔子註解的《十翼》，合稱《周易》)——我從來沒有讀通過，但我一直相信它包含天地萬物的大智慧。
2 吳稼祥的(《智慧算術》——我曾以為自己讀懂了，可是我明白，我須窮一生來學習與實踐這本絕世奇書。(http://tieba.baidu.com/f?kz=22340338.)
我絕不會愚蠢到認為我寫的書可以望《周易))的項背，也知道對於網路評論不可太當真，但讀友的偏愛對於我仍然是一種心靈的撫慰與激勵，一激動，今年初為《智慧算術》產下一個「弟弟」，名叫((加減——博弈與作局的中國功夫》。原以為會好評如潮，結果卻是反應平平，我的一位老友心懷憐憫地對我說：「你這本書可能寫得急了點……」我再次明白，傷口裡流出來的東西果然與唾液腺里流出來的東西不同，吐出前者的是傷痛，分泌後者的是慾望；茅台也與秦池兩樣，前者是釀造出來的，後者是勾兌出來的……苦難之作沒有續集，它可能並不完美，但是唯一。
於是，我決定再版《智慧算術》這本書。雖說是「再版」，除了書名、序言和裝幀，正文沒有一字的改動(除了錯別字)。一字不改，並不是因為它已經精當到無可改動，而是因為十年來我的思想在此領域裡沒有實質性進展，心態更不如十年前恬靜，如果這本書的邊界是兩邊的河岸，我也沒有感到它已經被現實生活的河流淹沒。對這本書僅僅做文字上的潤飾，無異於為一位從工地上歸來的苦工的乾裂嘴唇塗點口紅，讀者得到的不一定是美感，更可能是噁心。
被改動的雖然不是這本書的文字，但我希望這篇序言改變了照在它身上的光，從一抹智巧暗色，到一束天慧福光。
是為序。
2006-10-4於北京
++++++++++++++++++++++++++++++++++++++++++++++++
附錄：牛頭談《智慧算術》
《智慧算術》是吳稼祥寫的謀略學專著。
他將謀略分成二類，加法謀略與減法謀略。
儒家的思想是：自加。
道家的思想是：自減。
孫子的兵法是：加減兼備。
《戰爭論》說的是：減法
三十六計也是說：減法
謀略有：六大加法：予借化合信神
十大減法
還有反加、反減、反反加、反反減、自加、自減、加減聯用、加減兼用（乘除法）。
從加減二字，層層解析，把大千世界無奇有有的謀略都納入加減二字。
我簡單介紹一下六大加法中的予法：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謀略不同在於：毛澤東是雪中送炭；蔣介石是錦上添花。
有一個挺特別的例是武則天，她前半生有一個有名的謀略是：炭中送雪。把自己送出去，把江山要回來。生意做得這麼大的，在歷史上並不多，我知道還有一個呂不韋，把兒子「送」出去，把江山賺回來。可謂大生意經。
極可貴的是，作者在此書中，從運用謀略的角度談了為人處世的大策略，不說道德而道德具備。極其高明。
牛頭個人覺得此人的思想境界要高出我很多個層次，所以我一直把他的書帶在身邊不斷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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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難的孩子
如果這本書是我的一個孩子，到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2006年9月)，他已經滿10歲了。他出生時的名字叫《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
他的父親雖然是我，母親卻是苦難。我和苦難的婚姻持續了40年，我不記得我們舉辦過婚禮，如果一定要找這麼個可紀念的日子，那就應該是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那日，我母親因貧病交加辭世於縣醫院，當時我不滿5歲。看來，我和苦難之間的婚姻是包辦童婚。作為童養媳的苦難雖然窮，但並非沒有嫁妝，她的嫁妝是飢餓。對我們這代人而言，不被餓死，不僅是個奇迹，而且是一生中所能獲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隨著我慢慢長大，苦難也長大了，而她與我的關係也慢慢從肉體發展到精神。這種精神上的苦難被王若水先生稱為「智慧的痛苦」，我智慧不多，但痛苦不少，世界上還有什麼精神痛苦能與看著那些自己心中的偶像一個個被擊碎的痛苦相比嗎？經濟改革已經長大成人，但它的奶媽與保姆們呢？「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1992年底，我剛剛從精神分裂症的邊緣溜達回來，我的一位從政的師兄來看我。他給了我「三句教」：別輕易放棄政治感覺；從今而後好好種菜；閑暇時讀點歷史。菜我是種了，但幾乎沒有收成，結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原因是我做好人做壞人都不徹底，且缺乏技藝。莫非我這一生與踉蹌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6年可能是我平生中最潦倒的一年，我把自己拋到京城的一個角落裡，沒有電話，沒有手機，也沒有伴侶，只與痛苦同眠。閱讀與寫作成了我唯一的內心緩釋劑。就在彼時彼地，這本書開始受孕並妊娠。我與苦難結婚36年才第一次真正生育，可見，我既不是一個好公民——「早婚」；也不是一個壞公民——「晚育」。
痛感於80年代的改革，是我當時寫這本書的深層原因，10年前出版它時，我在序言和第一章中有意迴避了這一點。在我看來，改革絕不缺乏道義和良心，缺乏的是神通。假如《西遊記》中的西天取經班子只有唐三藏，沒有孫悟空，真經是取不來的。要取真經，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沒有唐僧的菩薩心腸，孫悟空永遠是妖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為虎作倀；沒有悟空的霹靂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裡的美味，不能取回真經，只會為他人延壽；沒有如來智慧，頂多是行為悖亂的宋襄公，雖然他既有霹靂手段，也有菩薩心腸，遺憾的是，他用霹靂手段對待會場里的盟友，用菩薩心腸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卒為千古笑。
菩薩心腸是道，霹靂手段是謀，如來智慧是神。道用來興善，謀用來除惡，神用來判斷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以及用來決定何時該興善何時該除惡，興除到何種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謀是做減法的能力，神是如何綜合運用這兩種方法的能力。神道謀，就是本書要向讀者推薦的人世心法，運用它，不僅可以打開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黑匣子，也可以編織出現實中通往冠軍領獎台的紅地毯。人間萬法，無非一加一減。做好加減法，小可以養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業，經世安邦。
二、良知開花
這「孩子」長到10歲，我才說破「他」的身世，是因為當時我希望「他」面目不清，今天，卻不想再讓「他」像醜小鴨一樣，煎熬於身份危機。
這本書出版后，一些書店把它放在小學算術教學參考書的書架上，大概是因為它的名字里有「算術」和「加減」的字樣。還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勸告我以後不要再寫這類書，也許是副題中「謀略」那個詞像只蠍子一樣蜇疼了他們。的確，在中國主流傳統文化里，「謀略」如同青樓里的春宮畫冊，正經人是不屑於碰它的，怕壞了名聲。這就難怪當代某位偉大的政治家就曾憤怒地拒絕看《資治通鑒》，在他看來，皇宮和春宮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於是，中國傳統文化就造就出兩種典型人格：正人君子和勢利小人。正人君子是什麼人？是傳統儒家理想的人，董仲舒對他的描述是：「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勢利小人是什麼人呢？說含蓄一點，就是鬼谷子推崇的「聖人」：「闔而捭之，以求其利」；說露骨一點，就是馮道自嘲的那種小人「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前一種人成事不足，因為他不計功利；后一種人殃民有餘，因為他漠視德性。
這從一個方面揭示出中國社會數千年來不能臻於完善的一個思想根源：道義不必與功利關聯，有德不必與有福匹配，好心不必與好報對稱。其結果自然是德性得不到幸福的鼓勵，幸福得不到德性的支撐。沒有幸福鼓勵的德性，有如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必然凋敗；沒有德性支撐的幸福，有如斷了根的大樹，豈能繁茂？
一個至善的社會是德性與幸福都同比例增長的社會，實現這個目標，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哲學家們的神聖使命。誰都知道，德性並不必然帶來幸福，要鼓勵德性，就要創造一種條件，給德大於福的人補償幸福，給福大於德的人追加懲罰。即民間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善惡都報」。
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承擔的就是這項任務，它創造了兩項條件，一是「靈魂的不朽」，二是「神的存在」。有了這兩個條件，最終的幸福就會按德性分配：你在今生努力修德，神(上帝)將在天國給你分配與你的德性成比例的「天福」。中國古典儒家學派也試圖創造類似條件，它用生命的延續代替靈魂的不朽，用歷史的審判代替上帝的審判：有德無福的人，將由你的子孫們來按比例領取幸福；有福缺德的人，將由你的子孫們來承受遲到的譴責。於是，有人冒充岳飛的子孫，想冒領幸福；無人自稱是秦檜的後裔，不願挨罵。
但是，歷史並不是上帝。人是上帝創造的，歷史卻是人寫的，而且通常是勝利者寫的。歷史可以被寫它的人偽造：「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勝者為王敗者寇」；人也可以在寫他的歷史面前偽裝：「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因此，讓歷史來扮演上帝，有福的必定是暴君和偽君子，他們想得齷齪，說得、做得好看；或者做得齷齪，在史書上寫得好看。結果是有德之人得不到幸福，便鄙視幸福；有福之人蔑視真正的德性，道德淪喪。
宋明之際的儒家學派深切感受到了無處不在的社會道德危機，試圖重新擰緊早已鬆弛的儒家道德發條，在新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基礎上重建儒家道德規範，並要求學者把道德知識與道德踐履結合起來，以實現聖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至善，也就是終極追求。為此，朱熹發展出「格物致知」之理學，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心學。
但是，他們依然繼承了古典儒家「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傳統，因此，他們似乎並沒有超越西方古典倫理學派——斯多葛學派的道德理論水平：該學派把德行法則本身作為至善的唯一條件，而忽略了人類至善的第二個元素，即幸福。在他們看來，幸福似乎只在於躬行道德，或對自我人格價值的孤芳自賞。這種道德理論很容易讓實踐者陷入康德所說的「完全無自知之明的通神家的熱狂幻夢中」。
理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在感性相對主義的道德文化傳統中首次提出了理性絕對主義的道德法則；心學的傑出貢獻之一，是把道德知識與道德實踐、善心與善行內在地統一起來。在心學看來，判斷一種行為是否道德行為，不是看它在表面上是否合「理」，而是體會它背後的「存心」。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存心道德論」
但是，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患有一種名叫「道德無能」的頑症。它們只能告訴我們，無德者不應有福，壞心者不得好報；但它們不能告訴我們，有德者怎樣才能有福，好心者如何才能好報，好人怎樣才能辦成好事。拿心學術語來說，它只要求「存心」與「用心」的統一，王陽明稱為「知行合一」；但它不要求「存心」、「用心」與「報心」(好一心好報，壞心壞報)的平衡，或者說，不要求善心、善行和善報的平衡，我稱之為「心報平衡」，也就是道德與幸福的匹配。沒有幸福匹配的道德，就如同沒有配偶的關鳩，雖然叫得好聽，但不能繁衍。宋明儒家的道德也就是這樣一匹沒有生育能力的道德騾子。
三、生「書」的快樂
不過，「生」一本書，和生一個孩子還是有區別的。孩子生下來，創作才剛剛開始，而一本心血之作一「生」下來，就可以享受勞作完成後的快樂；孩子要你撫養，書卻能贍養你。《智慧算術》一面世，就上了當年北京、廣州和上海的暢銷書排行榜，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的疼愛；在三年時間裡先後被深圳、廣州和珠海三地的幾個中外合作的MBA培訓班選為教材，我因此也被聘為這幾個培訓班的授課教授；2005年底，我因這本書被中國首屆管理大會授予傑出管理學者獎……有個叫「牛頭」的網友甚至在網上寫了一段讓我臉紅的話：
如果有一天，出現了不可預測的情況，我必須登上飛機，隻身到另一個國家從零開始，我會帶上兩本書：
1.《周易》(指《易經》與孔子註解的《十翼》，合稱《周易》)——我從來沒有讀通過，但我一直相信它包含天地萬物的大智慧。
2 吳稼祥的(《智慧算術》——我曾以為自己讀懂了，可是我明白，我須窮一生來學習與實踐這本絕世奇書。(http://tieba.baidu.com/f?kz=22340338.)
我絕不會愚蠢到認為我寫的書可以望《周易))的項背，也知道對於網路評論不可太當真，但讀友的偏愛對於我仍然是一種心靈的撫慰與激勵，一激動，今年初為《智慧算術》產下一個「弟弟」，名叫((加減——博弈與作局的中國功夫》。原以為會好評如潮，結果卻是反應平平，我的一位老友心懷憐憫地對我說：「你這本書可能寫得急了點……」我再次明白，傷口裡流出來的東西果然與唾液腺里流出來的東西不同，吐出前者的是傷痛，分泌後者的是慾望；茅台也與秦池兩樣，前者是釀造出來的，後者是勾兌出來的……苦難之作沒有續集，它可能並不完美，但是唯一。
於是，我決定再版《智慧算術》這本書。雖說是「再版」，除了書名、序言和裝幀，正文沒有一字的改動(除了錯別字)。一字不改，並不是因為它已經精當到無可改動，而是因為十年來我的思想在此領域裡沒有實質性進展，心態更不如十年前恬靜，如果這本書的邊界是兩邊的河岸，我也沒有感到它已經被現實生活的河流淹沒。對這本書僅僅做文字上的潤飾，無異於為一位從工地上歸來的苦工的乾裂嘴唇塗點口紅，讀者得到的不一定是美感，更可能是噁心。
被改動的雖然不是這本書的文字，但我希望這篇序言改變了照在它身上的光，從一抹智巧暗色，到一束天慧福光。
是為序。
2006-10-4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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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算術》是吳稼祥寫的謀略學專著。
他將謀略分成二類，加法謀略與減法謀略。
儒家的思想是：自加。
道家的思想是：自減。
孫子的兵法是：加減兼備。
《戰爭論》說的是：減法
三十六計也是說：減法
謀略有：六大加法：予借化合信神
十大減法
還有反加、反減、反反加、反反減、自加、自減、加減聯用、加減兼用（乘除法）。
從加減二字，層層解析，把大千世界無奇有有的謀略都納入加減二字。
我簡單介紹一下六大加法中的予法：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謀略不同在於：毛澤東是雪中送炭；蔣介石是錦上添花。
有一個挺特別的例是武則天，她前半生有一個有名的謀略是：炭中送雪。把自己送出去，把江山要回來。生意做得這麼大的，在歷史上並不多，我知道還有一個呂不韋，把兒子「送」出去，把江山賺回來。可謂大生意經。
極可貴的是，作者在此書中，從運用謀略的角度談了為人處世的大策略，不說道德而道德具備。極其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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