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摘：九一八事變後知識分子民主言說的特色 - 王毅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鑒於對國民黨當局的失望，對民族前途與國家命運的擔憂，知識分子不再延續白色恐怖下的緘默，而是採取各種方式對國家的出路發表意見，希冀能影響當局。報刊議政是當時知識界的一個主要動向。其中，《獨立評論》《大公報》等是非黨派知識分子論說的園地，《再生》《時代公論》則代表了黨派知識分子的心聲;前者是於1932年5月作為在野黨面目出現的國社黨的議政窗口，後者作者主要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教授，可以視作國民黨黨內知識分子的言說陣地。幾種報刊完整呈現了當時各派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文化訴求與經濟設計，反映了知識界的思想動向與思潮變遷。目前學界對《獨立評論》《大公報》等非黨派報刊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但對具有黨派背景的報刊卻鮮有研究。以民主主義為鵠的的《再生》在堅持民主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卓有見地地提出了著名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張。本文以1932—1937年的《再生》雜誌為研究對象，通過對九一八事變后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時代背景下該雜誌民主言說的文本性研究，嘗試總結出其中的特點{1}。筆者發現這些特點既是再生派民主認知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還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民主言說的傾向;在歷史的縱坐標中，能表徵近代知識分子民主論述的演進過程;從中還能窺見近代中國特殊語境下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互動糾結的複雜關係。

　　一

　　九一八事變是促成《再生》雜誌的最重要動機。雜誌創刊號的啟事上就明確表明了努力的方向：「我中華民族國家經內憂外患已瀕絕地，惟在此繼續之際未嘗不潛伏有復生之潮流與運動。本雜誌志願代表此精神，以具體方案，謀真正建設，指出新途徑，與國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茲擬一方面根據歷史之教訓，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為惟循此途可致中華民族於復生。」②在此職志引導下，再生派提出了關於民族復興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綱領。政治方面，他們高揚民主旗幟，偏重民主制度的言說，構成了民主言說制度至上的特色。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視政治、經濟、文化改造是一個系統工程，並堅持政治優先、制度重要的思路，認為民主政制的建立應先於經濟、文化的變革，是改革的最高推動力③。再生派之所以重視民主制度，是因為他們認為自辛亥革命以來，從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張勳復辟、軍閥割據，再到1927年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訓政體制的建立，軍閥割據、黨爭不斷的原因在於未真正建立民主制度。因此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批判是再生派民主言說的重點，這主要集中在對國民黨訓政體制、五五憲草及其他的批判上。

　　批判是與建構相對待出現的。再生派對民主政制建構的言說也是不遺餘力的：提出了當時頗富特色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張，從國家機構、權力制約等結構性、操作性的層面探討了中國民主制度的構建④;對選舉制度和代表制度所遭遇的困境做出了辯白，並提出了充實和完善這些民主制度構件的意見⑤;對既有的憲草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並提出了修改思路⑥。

　　制度至上的另一個表現是重視制度型民主而忽視觀念型民主。自由、平等等民主的核心理念、民主對國民人格完善的意義，這些都是《再生》著墨較多的地方。但是，與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等人強調「主權在民」「民權平等」以及自由等理念並過渡到鼓吹倫理革命、文學革命等啟蒙運動的進路不同，再生派強調民主的價值和理念是為了給自己制度構建尋求支持，這主要表現在：(1)批判國民黨現行制度的需要。張君勱就曾引用德國思想家洪堡和英國思想家密爾的言說，從人性的角度指出，自由的追求是人類發展的目的。但綜觀他的論述，可以發現其立論在於指出專制的危害，認為專制鉗制了自由，使人民道德上不能養成獨立自尊之人格，欲求國性民俗之進步，不可得焉，並批判國民黨「但許一黨獨尊，其他之反對者並言論結社之自由爾無之，則下一代之活力與生機，從何培植與滋長乎?」⑦故主張取消國民黨專政及一黨獨裁的局面，實現他所主張的國家民主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筆者注)。(2)建構新政制的參考標準之一：再生派認為自由不會妨礙政府的行政效率，如若一個國家是真正的民治政府，他必定是建立在「大多數公民的同情上，其政治的設施又適合大多數人民生活實際的需要。所以言論愈自由政府愈能得到輿論的贊助」，所以增加行政效率要以不侵犯社會中人民的自由為限，民主政制的構建要照顧人民的自由⑧。可見，在社會中保持一定的自由是他們政制設計應遵循的一標準，但他們止足於此，對國民民主、自由理念的培育表現淡漠。一個重要的例證便是再生派在創刊號上發表的相當於創刊辭的《我們要說的話》。文章明確他們教育主張的精神是以民族為矢的，認為教育是造成民族團結之唯一方法與再造國民經濟之最好途徑，努力把全國人都變成軍事動員與生產動員之一，因此教育措施應提高國民生產技能、普及軍事訓練及培養民族意識，然而對培育國民的民主意識與習慣卻隻字未提。

　　重視制度層面的民主而疏於觀念層面的民主一定程度上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民主認知的共識。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步步入侵，國民黨政府堅持「安內攘外」的政策，知識分子也基本認可該國策，但同時還強調從兩方面進行備戰，即改革政制，實行民主政治，喚起民眾;開放黨禁，改組政府，這一呼聲隨著上海抗戰的失利更加強硬，並化作民主憲政運動的實踐。憲政運動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要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二是批判國民黨的訓政理論及其實踐⑨。但是，國民黨對此的回應並不積極，仍陷於黨內各派、中央與地方政爭的泥沼中。1933年福建事變后不久，蔣廷黼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提出了以「個人專制」作為民族國家過渡的方法，並接連發表文章進行宣傳，掀起了著名的「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羅隆基等民主論者駁斥了獨裁派關於民主制度不合於中國國情的論斷，並為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行尋求理由。綜觀30年代，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前期的民主憲政言說還是後期論爭中對民主的提倡，其關注焦點是民主的操作性層面，憲政體制是對國民黨窳敗政制的一種糾偏，民主制相較於專制獨裁製有著很大的優越性。雖然胡適等《獨立評論》派人也有對自由與人權的倡導，但其目的在於為批判國民黨的訓政政制提供依據，不同於五四時期觀念突進型的民主⑩。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語境是當時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近代中國一個顯著現象是：民族危機抬頭時，知識分子更加註重製度的言說，因為危機的出現說明了現行制度不能實現有效的政治動員，發揮抵禦外侮的功效，所以秉持實用理性的知識者總願從制度這一最直接的層面進行建議，以期能提升制度能力，整合力量，實現對外任務。九一八事變使救亡日亟，加之國民黨訓政體制的失敗，知識分子將注意力集中於制度批判與構建，民主論者認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拯救積重難返的中國，而觀念民主的推進則擺在了後頭。救亡壓倒了啟蒙，李澤厚的洞見不可不謂深刻。

　　弔詭的是，再生派雖然大張旗鼓地推崇民主制度，高揚「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政制主張，但他們又擺出「民主不限於制度」的論調：「須知我們的意思只是主張民主政治僅僅是一個原則」;民主政治「本不限於那一種制度」{11}，「民主政治本來是一種『精神』(Spirit)」{12}。是他們對自己論述重點的認識不清嗎?其實不然。這種關照一方面表明了再生派對民主認知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更有力地揭露聲稱服膺民主政治的國民黨的真實面目，指責國民黨一黨專政與民主的精神相距甚遠。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再生派就能不受固定化民主制度的限制，利用民主政制一些有利構件的同時，還可以在堅持民主原則的前提下對民主制度的缺陷做出彌補，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提出埋下伏筆。「修正的民主政治」就是在堅持民主精神和原則的前提下對傳統的民主政製作出一定修正的結果。強調精神原則層面的民主意蘊，實則為自己的制度設計開方便之門，這背後隱藏的仍是深刻的制度至上意識。

　　二

　　既然在國難前建立民主制度日益急迫與重要，那麼由誰來設計這一制度並推動它的實行?這是再生派在力揚民主制度后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不難看出，奉「修正的民主政治」為圭臬的再生派將自己視作是民主制度的締造者。張朋園分析梁任公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指出，他們自認為是時代的先驅者，學以致用，有引導社會之責{13}。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代表的是精英主義思想傾向，即認為學識修養、政治能力較高的精英應該掌握社會前行的舵盤。國社黨大部分成員是梁任公的「追隨者」，他們在《再生》中民主言說就呈現出精英主義的傾向。

　　精英主義傾向最突出的表現是對專家政治的呼籲上。專家政治是20年代後期逐漸抬頭的一種思潮，也是再生派致力構建的民主的重要內容。誠如鄧麗蘭所說，當時中國專家政治出現是受到了「域外觀念」及國內政治變化的影響{14}，但筆者認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對再生派的言說有著更大的導向作用。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國難時期，是應全國一心一德的時期，應以全國專門家的腦力分配各種行政中的時期。」{15}國難時期需要摒棄黨派之爭所帶來的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使專門家佔有地位，這個地位是不為黨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衝動」，就能減少黨派操縱與捭闔之作用;同時專門家設計政務還能保障行政的專門化、穩定化、敏活化與統一，以應付國事{16}。救國始終是處於他們思考的重點。

　　精英主義傾向還表現於再生派對民主的學理性探究中。鄒文海關於選舉與代表制度的論述與西方精英民主論者的理路尤為相似。鄒文海根據世界範圍內民主政治的事實，指出即便是「在民主國家中，治者依舊是出令的階級，人民依舊是受命的階級，並沒有因人民主權論而有所改變」，這宣告了以直接民權為鵠的的古典民主理論的失效，並認為：「我們要認清民治的困難，不在人民的沒有治，而在人民的不能治。」歷來的政治實踐表明，由於人民能力的制約，治權會逐漸從人民手中轉移到幾個少數的政客手中，精英主導民主運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必須承認，「治者和被治者，永遠是社會中兩個不同的部分。我們最多只能使每個人都有進身為治者的機會，但決不能使全體人民都變成治者。無論何人，只要他有政治知識政治才幹，他就可以做治者，這是民主政治給我們每個人的機會」。這不正是精英循環理論的雛形嗎?鄒文海並未對精英的話語優勢表示樂觀，他冷靜地察覺到現代國家中人民利益被漠視的現實，對治者腐化的可能不無憂慮，認為要使治者能為民牟利，就必須強調人民對他們的監督，完善監督的機制，這也是民主政治與其他政治的不同點;獨夫專制的政體雖也可以聲稱自己為民牟利，但是不能發揮人民的監督權力，民主政治下的人民可以通過選舉和代表制對治者實行監督，支持合格的治者，罷黜不合格的治者{17}。精英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波普就警惕精英統治的危險，強調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在於制度，人民可以通過完善的制度去實現對治者的監督。鄒文海的洞見又一次與精英民主論者發生重合。

　　然而，我們不能將鄒文海的上述論說簡約為精英民主理論，至多可以說他的言說帶有精英主義的傾向。精英民主論強調的是一種程序的、制度的民主，對政黨競爭、治者許可權、人民的民主控制都做出了嚴格的規定，鄒文海的述說在此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雜誌登載鄒文海文章的目的主要是發出要求國民黨政權開放黨禁、實行選舉的呼聲。精英民主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重視制度勝於重視人，強調製度來實現對統治者的制約。波普曾指出：「我們需要與其說是好的人，還不如說是好的制度……我們渴望得到好的統治者，但歷史的經驗向我們表明，我們不可能找到這樣的人，正因為這樣，設計使甚至壞的統治者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18}鄒文海為選舉和代表制度張本是再生的個案，總體觀之，再生派對精英的倚重大於對制度的強調，認為：「今後之出路問題，自有政治家負其責。國中而有此人乎，不愁政治上之無出路。國中而無此人乎，雖有至好之方案，猶非能之輩所能運用焉。」{19}方案即制度，更加強調人對制度的運用。同樣是重視精英，西方學者的看法就顯得悲觀，這是因為他們具有比中國學者對人性墮落更深的擔憂，張灝命之為「幽暗意識」，即：「發自對人性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醜惡，種種的遺憾。」{20}中國曆來缺乏這種幽暗意識，傳統文化認為人可以通過修養達到自身完滿，對人性敗壞警惕不夠。再生派認為：「所貴乎領袖者，在能默識民心之所向，而為之先驅。必有如炬之目光，如海之襟度，有堅定之意志而不挾私心，有真切之見解而博採眾議。人民以其所行即為己所欲行，自然為之擁戴。」{21}西方人不會企盼這種領袖出現，但再生派對此充滿信心，並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視為這般「秀異」分子{22}。

　　其實這種倚重精英推進民主進程的心態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共有，難逃傳統士大夫內聖外王情結的他們將自己定位為提攜下層、扶助上層的力量，抓住機會向權勢中心建言，並積極向權位靠攏。20年代胡適等人就認為當時政治敗壞的原因在於好人未出面，呼籲品行高尚學識優異的「好人」出面，並進行了「好人政府」的政治實踐。雖然五四運動將民主推向了平民階層，平民主義日漸抬頭，但這種影響更多地及於中國共產黨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秀異」意識仍未消減，甚至對平民主義可能導致的暴民政治嚴加防備，他們堅持的路徑仍是向權勢中心靠攏，忽略了底層民眾的動員。《再生》也透露出這種訊息。再生派指陳中國內治上不能上去之罪不在阿斗，而在於諸葛亮{23}，言下之意是拯救內治的希望應寄托在諸葛亮而不是阿斗的身上，所以便有了「一個制度的創立必須先有些偉大人格者在那裡努力」的結論{24};還認為中國不必像梁漱溟主張的先行人性改造再圖政治改造，而應由少數有良心有本領的人出來領導，不必等到人民都有組織力了才來從事民主建設{25}。論說彰顯了他們進軍權勢急功近利的心態，其致命弱點在於：民主政治是一個全民參與和推進的過程，民眾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而這恰恰被忽略。

　　三

　　思想家的認知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形成的，並帶有那個時代主流思潮的色彩。九一八事變促進了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知識界圍繞著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復興及怎樣實現復興展開了討論，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表彰」歷史文化以增強民族自信力構成了學術界的一個熱潮{26}。再生派在時代思潮面前，對傳統思想合於民主的因素進行了細緻的挖掘。向傳統回歸，這是思想家與時代思潮互動的結果。

　　再生派民主訴求向傳統的回歸首先表現在用道德倫理的合理性來支持民主的論述上。朱亦松認為社會必須建立在鞏固的倫理基礎和經濟基礎之上，並且倫理基礎比經濟基礎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回溯歷史，他認為，在近代海通前，中國社會之所以穩定就是因為其建基於儒家的倫理基礎上，中國辛亥革命后，一切都處於無序的狀態，「中國立國的倫理基礎和經濟基礎，都已崩壞無餘了!我們的一切生活——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無所著落。漂浮在虛空上面」。民主政治因其能促進個人人格之發展、發揮人民的儲能及「合乎中國歷史的精神及其目前事實的需要」，所以當前中國選擇民主政治既合理又合事實{27}。不同於西方社會建構在契約與事實基礎之上，傳統中國社會建立在道德合理性上，歷代的統治者總從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中去找尋建國根據。朱亦松為政治制度尋求道德倫理基礎的做法是向傳統政治思維模式的回歸，彰顯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理智上面向西方、感情上難捨傳統的矛盾心態{28}。

　　尋找傳統政治思想與民主的契合處是再生派民主言說回歸傳統的另一個表現。諸青來在答余環澄先生一書中提議道：「我國忠恕之道與大同之說，既有助於近世學理，應專章開發，以資啟導。」{29}雜誌後來真的做到了開發「專章」來論述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與民主政治的契合之處。《我對民治的意見》一文指出了儒家傳統思想與民主政治的契合點：首先，民主政治以「國家公器」與「天下為公」的宗旨與儒家傳統的政治理想的吻合;其次，民主政治平等博愛的思想與儒家傳統的契合;第三，現代民治國家元首之進退官吏必不可違反輿論，又與我儒家主張若合符節。第四，民主政治中個人主義的主張與儒家重視個性之發展相符合。第五，儒家敬天、敬生、樂生、善群、愛群等觀念是民主政制下之國民所應接受的信仰{30}。同期發表的《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圍繞著對儒家政治思想中民主因子的探尋展開，從君臣關係、君主與天的關係、君民關係、官民關係、士人之風度氣節、儒家之理想的政治及社會秩序挖掘出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因素{31}。

　　再生派向傳統回歸的做法與他們的文化態度密切相關。再生派極其反對那種極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做法，認為：「一個民族若是把他的歷史上的偶像毀得乾乾淨淨，則這個民族便可算失去了魂魄。」同時，他們指出東西文化交鋒后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凡主張民族應有自尊心的，其結果必流於虛驕，流於守舊。凡主張把中國投入世界文化中的，其結果必致沒卻獨立，而減除自尊。」還批評了以胡適為代表的整理國故「先生們」，認為「以前整理國故的先生們之所為不是整理乃是毀壞」，「國故已經被毀壞得差不多了，則無須他們進行整理，現在該做的不是就現在與外國比較上說好壞，而是從歷史上估價」{32}。所以，應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尋得一個平衡。再生派的批評可謂精準。批判性是五四時期《新青年》民主訴求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傳統政治秩序與思想體無完膚的批評、相信破壞即是進步{33}。這種做法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卻留下了極大的危險，使人唯西方是從，而對傳統的價值理解不夠，使民族信心大打折扣甚至消解，這種危險在國難時表現得更為顯著。為糾正整理國故先生們的偏激，再加之對民族危機的關照，再生派身體力行，在肯定西方政治文明的同時，還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思想中普適性因子，通過張揚傳統來樹立人們在政治認知層面的信心。

　　聯繫近代中國民主思想演變的歷程，我們會發現再生派民主訴說向傳統的回歸與近代民主先驅們的民主訴說發生了吻合。從馮桂芬、鄭觀應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近代民主先驅們都習慣將西方的民主與中國的傳統制度相比附，秉持「西學中源」的觀念，或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再生派民主言說似乎表示他們向第一輩民主論者言路的回歸。其實，這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回歸。托古改制是將西方民主與中國傳統思想相比附，用馮友蘭先生的話說是用傳統去「格義」西學，其坐標是中國的傳統文明，認為民主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這是一種礙於強大的保守勢力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更說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尚未擺脫中國中心觀的束縛，背後是對中國傳統深刻的留念與驕虛的心態，你有的我也有，並且古已有之，不能真正放下歷史包袱虛心學習，從歷史中尋求滿足實質是對中國文化敗下陣來的無奈與心虛;而30年代「格義」的主客體發生了調轉，是以西學為坐標去傳統中找出與民主相契合的因素，說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真正看到了民主政治的魅力與價值，他們不再面向三代遺意古聖亡靈，而是直面西方先進的政治文明。向傳統的回歸還表現了知識分子對待傳統文化愈加理性與成熟的態度：他們開始擺脫歷史虛無主義態度，開始客觀地評估傳統思想，既看到儒家思想的優點，對其遺毒也給予了相當的注意{34}。

　　再生派民主言說向傳統的回歸使我們可以窺見九一八事變后民主思想的進路，也可以展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文化心態的變遷，其意義不言而喻。但是，再生派民主認知仍有較大的缺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本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要珍視傳統政治資源，但在實現傳統思想的創造性轉換上並沒有提出建樹性的建議。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苛責他們，因為這些問題或多或少地仍然困擾著現在的我們。

　　四

　　再生派關於民主制度的設計有自己獨到的認識，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建構既要以民主制度發達的西方為榜樣;同時還要注意到本國的特殊性，要考慮歷史、地理等民族性的因素{35}。於是再生派在充分參考世界民主發展趨勢與中國現時語境后，建構起了自己的民主政制，即著名的「修正的民主政治」。

　　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英國。經歷了光榮革命及其後的一系列變遷后，君主立憲制在英國確立。由此興起的民主運動在西方範圍內開始蔓延，並於1910年代達到了第一個民主化的高潮，歐洲的主要國家差不多完成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但是，一戰後，民主運動逐漸式微，尤其是在1929年經濟危機中，民主政制無法應對危機，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都發生了轉向。德國、義大利相繼建立了法西斯獨裁專制，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便是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也不得不加強了政府的權力，修正以前的民主主張。據統計，1922年，全世界有32個民主國家。經歷了20與30年代的權威主義與法西斯主義，20年後，只有12個民主國家保存下來了{36}。質疑民主的聲音逐漸強大。在此國際形勢與嚴重的民族危機影響下，實現國家統一、加強政府能力以實現民族復興，成為當時知識界的共識。但就如何達成這一目標出現了分歧，一些原本民主論者以國際形勢的變遷為根據轉向提倡獨裁專制，胡適等則堅信民主在國難前並未失其價值。再生派對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們認為，民主政治確有「效率低下」「力量分散」的弊端，國難時期只有「舉國一致」「權力集中」「注意力行」才能應付國難;但他們又承認民主之於救國有極大的意義，是結束政爭、激發人民愛國意識、實現民族團結的有效手段，專政制度因為缺乏人民信任而不具合法性，故難以實現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的目標，英美等國加強政府權力的做法與民主原則並不相悖，世界潮流並未趨向專制。他們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夠應於國家平時和非常時期的民主制度」{37}，去民主政治之偏枯，救民主政治之過甚，既堅持民主政治尊重人民自由、權利的原則，又引用專政對政府權力重視的理念，在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形成一種平衡。這便是「修正的民主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實現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平衡為鵠的，但其具體設計卻偏向了權力的一方{38}。《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十一點計劃{39}：政府統一，舉國一致;人民組成代表會議;不同黨派組成政府;憲法規定五年內行政大綱;國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在於監督預算、議定法律，不投不信任票;國民代表大會授政府行政便宜之權(政府的權力實際上是很大的，很難制約的);保證行政院部長的穩定性;文官超然於黨派外，與部長去留無關;國民代表大會成員的職業規定，保證專家的地位;國民會議擬定行政經濟大綱，專家細化。其主張特點在於保證行政的穩定性以達到舉國一致的目的，同時兼顧人民自由與權力，但這個以國家超然於黨派之上、行政駕於立法議會之上、行政以事權集中與辦理者之穩定為要旨的制度設計，其中大部分直接與抬高行政權力相關，而專家政治、保證文官的地位也是為制約立法機構權力以抬高行政穩定性而作，只有兩條規定與人民的權力與自由相關，權力偏向鮮明可見。

　　民主政制設計偏向權力是再生派既自覺又不自覺為之的結果。說它是自覺的，因為他們曾明確指出在民族危機發生時要堅持國家至上的立場，認為：「國家和個人為原始的因素同焉，然其所司之職掌大異，自心能之發展言之，不能不讓個人居於第一位，自民族之保護言之，不能不讓國家居於第一位，故二者之或輕或重，當視時代的要求而定，吾民族之在今日，正為存亡絕續之交，其不應以個人駕國家而上之，有斷然也。」{40}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他們的制度設計有意識地偏向了權力的一極，這種自覺後面藏著一種不自覺的潛意識。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考量自由時，習慣將之置於國群中，這是內憂外患的環境使然。再生派指陳：「國家命脈，寄託於個人之心思才力，個人本其所經歷而思索之，而發表之，以形成一國之輿論，或思想界之論戰，乃一國文化所以進步之大因也。」{41}國家的進步必賴於個人的發展，所以提倡民主、自由，個人自由權利成了發展國家的工具和手段。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緊張一直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處理的一個問題。在民族危機緩和時，寬鬆的環境會使感受西方民主魅力的他們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利;但民族危機深重時，救國成了第一要務，對國家的強調會勝過甚至隱匿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關注。顯然，這與西方先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利再進到建立國家的路徑是相悖的。再生派意識到了自己偏向權力的趨向，也深知抬高政府權力的危險，因此對之做出了限制和規約，但是潛在的國家主義意識會勝過自覺的設計，使這些規約的力度不夠，對權力抬高的危險消解作用不大，結果仍偏向了權力一極。

　　「修正的民主政治」取消了立法對行政的彈劾權力，認為監督行政的權力「宜由司法任之」，司法機關應該對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等權實行保障併發揮對政府的監督權力{42}。以司法權來制約行政權的設想有著理論和事實的困難：首先是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能表達民意{43};其次，在缺乏法治傳統、司法體系不完善的中國，在專政橫行的30年代，這種想法並不具備時空條件，只能歸於流產。

　　另外，再生派對政府權力的倚重還有滑向擁護國民黨現存政權的可能。再生派構想的政府是黨派聯合的政府，但能否達成此願，他們對此也不自信。他們一方面強調要組成不同政黨的聯合政府來行「修正的民主政治」，一方面又指出，在緊急時期運用不改民主政治原則而運用專政長處的政府可以採取的黨派形式包括：「一個大黨，以其絕對多數來握政權。」「在朝的黨雖非絕對多數，而在野的各種反對派自願採取靜觀態度，而予在朝者以全權。」「各黨派或大多數的黨派在一個共同點上合作。」{44}既然有了聯合政府的設想，緣何又多此一舉地搬出其他兩種方式呢?背後是對聯合政府可行性的擔憂。他們明白國民黨不會自動讓渡權力，因為「凡是拿到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願意放手」{45}，在訓政問題上如此，在政府組成問題上更是如此。因此再生派舉出另外兩種方式;再進一步，如果國民黨接受了「修正的民主政治」，肯定只會採取獨握政府權力的方式來履踐，頂多在不危及它的權位前提下承認其他黨派的合法性或吸收極少數其他黨派人士或專家進入政治中樞。對於大權在握的國民黨政府，在缺乏人民監督而司法機構的監督又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情況下，即使它實行「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只會是一黨專政的繼續，並且在「便宜行事」的便利條件下，專政會勝過從前，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還是無法保障，再生派的良善願望註定無法實現。

　　五

　　可見，在民族主義日漸強勢的30年代，再生派的民主言說帶有制度至上、精英主義傾向、回歸傳統及偏向權力等特徵，這些特徵出現緣於論述者本身的民主認知與民族危機的現實互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民族主義者，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所決定的。但是民族主義不是一種完整的意識形態，它「提出了人的社會歸屬或認同問題，卻沒有涉及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和具體內容;提出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形式，卻沒有解決這種形式的階級定位、具體結構和運作機制;提出了民族之間的關係原則，卻沒有涉及民族與其他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46}。所以民族主義必須借鑒其他的意識形態以完善自我。在再生派眼中，民主為民族主義提供了註腳：「九一八以後日本所演的暴行，驚醒了一般夢寐的國民。我們因為受外侮而知道了內爭的腐敗，我們因為要抗暴日而知道了治者的不能代表民意。我們覺悟此後再不能任人擺布。我們要重新提出清末民元的要求;我們要真自由，我們要真平等。民主政治，非是人民自己努力是不會成功的。軍閥政客，根本不是能建設國家的人物。建國的責任，要放到我們各個人的肩膀上來。」{47}民族主義刺激了民主呼聲的高漲。再生派又在民族主義引導下根據國情和世情對民主做出了修改，於是出現了上述特徵，表現了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融合的一面。但是，民族主義又不可避免地會破壞知識者意念形態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彰顯民族主義精神的再生派的民主言說多大程度上保留了民主原態呢?制度至上導致了對民主啟蒙的忽略，精英傾向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作為民主主體的民眾的話語權，偏向權力的設想背離了民主理論中「有限政府」的主張。再生派試圖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找到一個結合點，但最終創設只是一個帶有中庸色彩的幻想。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民主論者不得不強調民主之於救亡的涵義，並據此進行修改，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導致了民主一些基本構件的失卻，形成一種不東不西的形態，也註定了其在實際操作中的失效。

　　註釋：

　　①關於《再生》的研究，主要有鄧麗蘭：《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魏萬磊：「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知識體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紀30年代《再生》為個案」，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等。從民主言說特徵的角度對《再生》的研究，筆者尚未看到。

　　②記者：「啟事一」，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③鄧麗蘭：《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第182-185、244-25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參見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⑤參見鄒文海：「選舉與代表制度」，連載《再生》1934年1月(2卷4期)—1934年6月(2卷9期)。

　　⑥參見吳貫因：「民國成立二十二年尚在討論中之憲法」，載《再生》1933年10月(2卷1期)。

　　⑦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載《再生》1932年6月(1卷2期)。

　　⑧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⑨鄭大華：「『九一八』后的民主憲政運動」，載《求索》2006年第3期。

　　⑩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近代中國民主演進的一個理路：第一個階段包括馮桂芬、鄭觀應、孫中山等人對民主的倡導，遵循的是制度至上的民主理念：馮、鄭對西方民主的親近來源於自己在香港或海外等地對民主制度優越性的感受，所以他們要求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來拯救日益腐朽的清朝;康、梁及孫等人則更多偏重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並進行了君主立憲制與共和民主制的實踐。第二階段是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看到民國軍閥橫行、民主共和制度被踐踏的現實，認識到種種敗壞都是人們思想未轉變的結果，認為倫理的覺悟才是最後覺悟，於是他們開始崇尚「主權在民」等高調的民主，宣揚個人自由、個性解放以及「主權在民」等民主理念，并力倡新文學運動、倫理革命等啟蒙運動。(參見馮天瑜：「《新青年》民主訴求之特色」，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五四」后，知識分子認知又逐漸向制度型民主靠近，進行了「聯省自治」「好人政府」民主制度的實驗，開展了爭取人權與法治、批判國民黨政治制度的民主實踐。這是勢之使然：政治失序乃是民國初期的最大問題，停留於理念民主的吶喊而不能實現民主制度是不夠的，因此知識分子將目光移到民主制度的構建上。九一八事變促進了知識分子構建民主制度熱情的高漲，論述主要集中在民主的價值論證與制度設計上。制度——觀念——制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知識分子民主言說重點的演進過程。

　　{11}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12}張東蓀：「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么?」載《再生》1932年11月(1卷7期)。

　　{13}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59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

　　{14}鄧麗蘭：《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第244-25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記者：「本志第三年之運命與使命」，載《再生》1935年3月(3卷1期)。

　　{16}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17}鄒文海：「選舉與代表制度」，載《再生》1933年12月(2卷3期)。

　　{18}[英]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第491頁，周其忠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

　　{19}張君勱：「當代政治思想之混亂」，載《再生》1934年8月(2卷11-12期合刊)。

　　{20}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第18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1}記者：「關於外交政治經濟文化四項之主張」，載《再生》1934年8月(2卷11-12期)。

　　{22}江勇振指出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將自己視為秀異分子，其哲學思想是傳統儒家秀異統治主義，並滲入了濃厚的行動主義的唯心論的色彩。在這種舊名詞新詮釋的方式之下，他建構出那種有道德、有知識的秀異分子鞠躬盡瘁於上，而自由解放的國民如眾星拱月一般勤奮不懈於上，上下和諧的政治哲學。筆者認為，在民主政治的締造問題上，再生派表現出顯明的精英主義傾向，而在對外問題上，再生派在一定程度上更看重人民力量，培養人民的民族自覺與意識始終是他們言說的重點，體現了上述的政治哲學。參見鄭大華編：《兩棲奇才——名人筆下的張君勱張君勱筆下的名人》第186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23}東蓀：「教訓」，載《再生》1933年3月(1卷11期)。

　　{24}東蓀：「黨的問題」，載《再生》1932年7月(1卷3期)。

　　{25}東蓀：「教訓」，載《再生》1933年3月(1卷11期)。

　　{26}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第256-27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7}朱亦松：「中國國家的倫理基礎問題」，載《再生》，1932年10月(1卷6期)。

　　{28}[美]約瑟夫·阿·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諸青來：「社會改造問題——答俞寰澄先生」，載《再生》1932年6月(1卷2期)。

　　{30}鳴夏：「我對民治的意見」，載《再生》1935年9月(3卷7期)。

　　{31}朱亦松：「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載《再生》1935年9月(3卷7期)。

　　{32}平陵、記者：「偶像問題」，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33}馮天瑜：「《新青年》民主訴求之特色」，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

　　{34}試舉一例說明再生派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辯證認知：他們認識到了中國儒家政治思想不能開出近代民主政治的事實，因為西方與中國民治主義化的實現手段不同，前者是具體的政治機構、法律，更多強調人民權利，後者一味抬高民意，實行「家的政治」，只強調人民義務而忽略權利，故中國的君主專制始終不能成為政治的民治主義化，只是一種倫理的民治主義化的君主制度，民權在中國也無從養成。參見鳴夏：「我對民治的意見」，載《再生》，1935年9月(3卷7期)。

　　{35}記者：「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載《再生》1934年6月(2卷9期)。

　　{36}[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第2頁，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37}記者：「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載《再生》1934年6月(2卷9期)。

　　{38}學界對此已有相關的論述。如：鄭大華教授以《立國之道》與《再生》里的相關文章為依據，對張君勱的「修正的民主政治」進行了分析，並指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具有極權主義傾向，「是在傳統的議會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向德、意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方向修正」。筆者在此只依據《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一文的11條原則，對再生派保障自由的主張和加強權力的主張從數量上進行一個簡單的對比。參見鄭大華：《張君勱傳》第303-312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39}相關的民主政制設計還可參見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朱亦松：「新時代的民治主義」，載《再生》1933年1月(1卷9期)等文。三者的設計大同小異，在此不再贅述。

　　{40}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載《再生》1932年6月(1卷2期)。

　　{41}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載《再生》19326(1卷2期)

　　{42}記者：「我們要說的話」，載《再生》1932年5月(1卷1期)。

　　{43}鄧麗蘭：《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第19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4}張東蓀：「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么?」載《再生》1932年11月(1卷7期)。

　　{45}王造時：「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批評汪精衛于右任二氏的言論」，載《再生》1932年6月(1卷2期)。

　　{46}王希恩：「批判、藉助和吸納——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民族主義論述的再認識」，載《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47}鄒文海：「選舉與代表制度」，載《再生》1934年2月(2卷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