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摘：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

　　原載《當代文壇》2009年第2期

　　摘要：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化轉型中，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位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而這種位移很大程度上起因於知識分子的學院化與傳媒化。本文主要在知識分子傳媒化的層面展開，梳理了作家與學者從傳統知識分子（1980年代）到電視知識分子（1990年代）再到知道分子（世紀之交以來）的演變過程。而由於媒體霸權的存在，知道分子既喪失了自主性，也只能傳播一些平面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變成媒體娛樂化的對象。因此，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變過程是一個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過程，也是知識分子文化傳統行將終結和「知識分子之死」的一個重要信號。

　　關鍵詞：傳統知識分子；電視知識分子；知道分子；文化轉型

　　1980年代至今，中國當代社會正在經歷著一場轉型。這種轉型是全方位的，而從文化層面看，應該存在著一種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轉型模式。因此，在下文中，筆者將首先把「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之概念還原到相關的歷史語境中，考察其演變軌跡和文化癥候；其次，在此基礎上分析大眾媒介在這種文化轉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一

　　儘管知識分子一詞進入中國后就發生了變異[1]，而從1942年開始，知識分子也成為被改造、受打壓的對象，甚至一度與「臭老九」劃上等號，致使這一概念與其指涉的對象也被貶義化、醜化和妖魔化了，但是在19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許多作家、學者卻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恢復了知識分子的本來涵義，也在很大程度鍍亮了知識分子的底色。比如，這一時期的朦朧詩、小說（像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等）和報告文學往往成為作家介入當下生活、批判極左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商榷的武器。而眾學者或者大量譯介西方的文化經典以啟迪民智，或者在一些專業性的討論中隱含著某種政治訴求（如哲學界、美學界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文學創作界關於「創作自由」的爭論，文學理論界關於「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等）。這樣，整個80年代便由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新啟蒙運動。

　　實際上，這場運動既是「五四」時期啟蒙精神的延續，也是對「五四」時期業已成型的知識分子文化傳統的繼承。而當時的一些學者也正是在這一層面對新啟蒙之意義和知識分子之使命進行定位的。高爾泰指出：「當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五四』運動的一個繼續，仍然以反封建為其主要內容。原因很簡單，因為反封建的任務不僅遠未完成，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比那時更加複雜和困難了。」[2]「『啟蒙』在今天，有它特定的含義，是針對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讓人們通過文學作品認清自己身上醜陋的東西，改造國民的精神素質。跟『五四』時期相比，甚至跟譚嗣同、梁啟超、秋瑾那時比，『啟蒙』的課題有很多仍是一貫延續的，比如反封建的啟蒙、民主的啟蒙，以至於知識分子自身人格的確立，這些問題都沒解決。」[3]劉再復也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需要知識分子去對農民進行現代意識的思想啟蒙和現代知識普及。離開這種啟蒙和普及，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離開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啟蒙與普及的積極性，現代化將是一種烏托邦。而知識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和現代化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在普及現代知識和啟蒙現代意識的事業中，在現代化的建設中，才能肯定自我的價值和證明現代文化的價值。」[4]

　　今天看來，這種定位雖帶著屬於中國的問題意識和80年代宏大敘事的特徵，但如此直白、坦率地闡釋知識分子的人格確立和啟蒙重任等問題，卻既體現著中國士人傳統的憂患意識，也吻合了西方學者所描繪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比如，薩特（Jean-Paul Sartre）曾論述過「介入」的重要性，並親自踐行著知識分子的責任。薩義德（EdwardW.Said ）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薩特的主張，並認為「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5].而科塞（Lewis Coser ）則把批判態度的培養、在曠野中傳道、譴責權勢看做知識分子的主要特徵。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在其活動中表現出對社會核心價值的強烈關切，他們是希望提供道德標準和維護有意義的通用符號的人」[6].這些說法林林總總，但歸結起來不外乎這麼幾條：知識分子具有懷疑意識、介入意識和批判意識，而追求正義、守護理念、批判社會和譴責權勢則是他們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識分子的話語和行動還必須具有公共性，這是區分知識分子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作家的重要標誌。簡言之，當左拉（Emile Zola┲皇鍬褳酚謐約旱男∷盪醋骰蛉?刂皇侵鋁τ謐約旱惱薴а芯渴保??侵荒芩闋齙ゴ康淖骷一蛘薴Ъ遙??壞┳罄?闖雋恕段銥夭稹凡⒔槿氳降呂贅Ｋ故錄?校??匾壞┰諦磯嘀卮蟮納緇嵛侍饃戲⒀浴⑶┟?⑶朐福ū熱綣??С職⒍?襖?塹摯乖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