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摘：梅貽琦：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1943年）

【我認為人才問題，有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技術的，一是關於組織的。這兩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決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對我們說：以前中國的民族文化因為看不起技術，把一切從事技術的人當做「工」，把一切機巧之事當做「小道」，看作「壞人心術」，所以技術的能力，在民族的稟賦之中，已經遭受過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復過來，至少恢復到秦漢以前固有的狀態，怕是絕不容易。組織的能力也是民族稟賦的一部分，有則可容訓練，無則一時也訓練不來；而此種能力，也因為多的淘汰的關係，特別是家族主義一類文化的勢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稟賦里也見得異常疲弱；一種天然的疲弱，短期內也是沒有方法教他轉變為健旺的。這一類的觀察也許是錯誤的，或不準確的。但無論錯誤與否，準確與否，我以為他們有一種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們，讓我們從根本做起，一洗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所謂從根本做起，就是從改正制度轉移風氣著手。此種轉移與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將剩餘的技術與組織能力，無論多少，充分的選擇、訓練，而發揮出來；大之可以因文化價值的重新確定，使凡屬有技術能力與組織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抬頭，得到社會的擁護和推崇，從而在數量上有不斷的增加擴展。】

【一是關於基本科學的，二是關於工業技術的，三是關於工業組織的；三者雖同與工業化的政策有密切關係，卻應分作三種不同而互相聯繫的訓練，以造成三種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戰前後10餘年來，國家對於工業的提倡與工業人才的培植，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為還不夠，還不夠合理；這三種訓練與人才之中，我們似乎僅僅注意到了第二種，即技術的訓練，與專家的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