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jie_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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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換一種現代方式入侵

作者：sujie_alex 於 2009-4-29 02:5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憂天|通用分類:其它日誌|已有4評論

摘自：索颯著《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第二章第四節

社會在緩慢地進步著。在當代社會，美國統治集團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赤裸裸地掠奪了。像上個世紀那樣瘋狂侵佔墨西哥一半領土？像上個世紀那樣允許一個本國強盜去當尼加拉瓜的總統？像上個世紀之交那樣公然在巴拿馬建立一塊飛地？但是，只要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改變，一切改變就只能是方式的「現代化」。

經濟戰

60年代，軟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資金為名，准許美國空軍在蘊藏著豐富戰略性礦產的亞馬孫平原上空拍照。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已查明的礦藏有：金、銀、金剛石、石膏石、赤鐵礦、磁鐵礦、鉭、鈦、釷、鈾、石英、銅、錳、鉛、硫酸鹽、鐵礬土、鋅、鋯、鉻和汞。美國空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獲取了所有的重要情報。勘測服務工作是由美國政府的地質測繪部門提供的，而所獲資料都送到了美國私人企業家手中。此後不久，巴西2000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佔。這片土地的分佈很奇特，它呈條帶狀，把亞馬孫地區同巴西其他地區隔離開來。根據巴西國會的調查和陸軍部的證詞，美國政府鼓勵這種做法的企圖是在巴西境內開闢一條新邊境，向這一地區定向殖民，秘密開發釷、鈾、黃金、金剛石等重要礦產。20多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稀有礦產蘊藏豐富的地帶定點傳教，教授英語，並在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無人煙的地區大量發放避孕藥品。

看來，巴斯孔塞洛斯對「盎格魯城」的提醒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為了保持自己的壟斷地位，美國人逼迫巴西人為本國生產的速溶咖啡在巴西本國加稅，使這種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之一永無出頭之日。

為了掠奪拉美國家的礦產資源、減少本國的非再生資源消耗，美國可以在這些國家的大使館設置一個甚至兩個礦業參贊，專門從事有關的情報、陰謀活動。

50年代美國駐玻利維亞的大使曾在給白宮的報功信里大言不慚地寫道：「自從來到這個國家以後，我一直勤奮工作，以期達到下述目的：使玻利維亞石油工業向美國私人企業的滲透敞開大門，大力支持我們的國防計劃……玻利維亞現在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非國有化或曰反國有化的國家，我為能夠完成國家和政府交付的這一任務而感到自豪。」①

政變陰謀

從美國近代史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已經成了一個策劃陰謀、煽動政變的行家。而且，這些信仰實用主義哲學的人們並不以此為恥。中央情報局可以在秘密檔案失效之後例行公事地定期公開這些資料：陰謀的策劃者們在目的達到、無妨大局的時候，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撰寫有關實施陰謀的回憶錄。
為了使整個南部美洲長期成為自己的彈性隱形邊疆，美國政府不能容忍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拉美政府，更不能容忍拉丁美洲國家表現出哪怕一點社會主義傾向。拉丁美洲有過三場程度不一的社會主義嘗試：智利、古巴和尼加拉瓜。三者中沒有一個不受到美國的嚴重干涉，其中智利阿連德政府完全是在資產階級憲法範圍內進行的一場民主社會主義試驗，對它悲壯的結局，拉丁美洲人民刻骨銘心。

在南美大陸的地圖上，有一個一眼就能認出的國家。它西瀕浩瀚的太平洋，東傍巍峨的安第斯山，南北長4000多公里，東西最寬處有400公里，最窄處只有90公里，婉如一把修長的倒懸寶劍，插入拉丁美洲的南錐部。它就是智利。安第斯山脈的西坡佔了這個國家東西寬度的1/3。在這片乾旱至極的山脈中，銅的蘊藏量卻佔世界的l/3。
到1927年，美國的兩個大財團通過各種名目繁多的公司已經控制了智利銅礦開採量的90%。從1911年到1970年的60年間，美國公司從智利銅礦開採中攫取的利潤達108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他們在煉銅時同時提取的金銀等貴金屬。而它們在智利的投資卻只有350萬美元。智利採礦工人的工資在同樣的生產效率下只等於這些美國公司在本國煉銅廠工人工資的1/8，而且生活條件極其低下。美國公司卻為本國員工在智利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自訂法律，自設警察，並自己發行英文報紙。

本世紀70年代，在這塊當年阿勞坎人馳騁的土地上，智利人民又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首可歌可泣的《阿勞坎納》。

1970年，以智利社會黨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1908-1973）為首的「人民團結陣線」獲得了大選的勝利，一場在資產階級憲法範圍內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智利的歷史上實現了。「人民團結陣線」從1970年10月至1973年9月執政3年，這短短的3年在拉丁美洲歷史乃至20世紀人類史上都留下了重要足跡。一二十年過去了，許多國家的思想界、學術界仍在嚴肅地討論那場「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嘗試的意義和得失。

智利是一個有議會民主、工會鬥爭傳統的國家，當古巴通過武裝鬥爭的道路推翻獨裁政權后，當許多拉美國家在六七十年代爆發了城市、鄉村游擊戰時，智利的左翼力量和人民群眾堅持通過議會選舉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關於這條道路的可能性，關於阿連德政府的政策得失，關於導致右翼軍人政變的主、客觀原因，都是值得探討和反思的問題。但是，人民有權利探索自己的道路，阿連德執政期間恢復了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尊嚴，這是毋庸置疑的。人民與美國政府支持的右翼軍人之間的鬥爭是一場民主與獨裁、正義與非正義間的鬥爭，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1971年7月11日，智利政府將外資在智利最大的三家美國銅礦公司收歸國有，這一天被定為「全國尊嚴日」。這是阿連德政府頒布的一項最得人心、連右翼政黨都不敢反對的措施，「全國尊嚴日」被人民看成第二個國慶。根據智利的法律，外國公司每年的利潤如超過一成是違法的，但阿連德以前的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這項法律。阿連德政府依據法律將外資所積聚的超額利潤從賠償額中扣除。根據清算結果，這些銅礦公司除歸還銅礦本身所有設備外，尚欠智利政府3.7億美元。

激進的社會變革激怒了美國和智利的大資產階級，反抗和報復是殘酷的。三家美國銅礦公司策動歐洲港口阻止智利運銅船靠岸卸貨，在智利國內則組織了全國卡車主罷工。智利是一個長條形的國家，貫穿南北只有一條主要公路，這條運輸幹線的中斷嚴重影響著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卡車主長達幾個月的罷工得到了美國資金的重要支持。

1973年9月11日清晨，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智利極右派的支持下，以皮諾切特為首的三軍司令發動了軍事政變。政變軍人通知堅守在總統府內的阿連德總統，已為他準備好了一架飛機流亡國外，阿連德卻堅定地回答說：「智利總統絕不逃跑，他知道怎樣履行一個戰士的職責！」阿連德在總統府兩次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強烈譴責軍事政變，並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背心，手持衝鋒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當政變軍人的坦克開始進攻總統府、飛機開始向總統府掃射時，阿連德命令包括女兒在內的70多人離開總統府，表示自己將走在隊伍的最後。他與人們—一握手，感謝他們的支持。但是當人們走出總統府的大門后，阿連德卻回到了總統府內，決心以身殉職。一陣掃射掀掉了阿連德頭上的鋼盔和半邊腦殼，腦漿迸濺流淌。就這樣，一位深受人民愛戴、至死堅持民主的總統在濃煙滾滾、火光衝天的總統府內獻身。②

據智利國家醫療機構在10月4日的報告，在這場政變中，有500人死於槍擊。但一般保守的估計死亡人數約為2000人，也可能高達2萬人之多。在美國支持下的智利反民主軍事政變消息傳出后，紐約、華盛頓、西柏林、波恩、倫敦等大城市均爆發了譴責美國和智利右派的示威遊行。阿根廷首都2萬人遊行，焚燒美國國旗。墨西哥4萬人高舉阿連德的畫像遊行，要求政府拒絕承認智利軍攻府。墨西哥宣布為阿連德犧牲哀悼3天。中國周恩來總理向阿連德夫人發去了慰問電。

在智利政局完全被控制后的某一個適當時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E•科爾比在其證詞中透露，1970年至1973年間美國政府批准800多萬美元用於智利秘密活動。1977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承認美國曾捲入智利政變。他說：「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於左派民主。」③

90年代，我們在電視里看到了美軍入侵格瑞那達——一個加勒比海小國——的場面。關於這個新近的例子，諾曼•喬姆斯基說過這樣一段話：「同一邏輯使卡特和後來的里根政府出兵推翻膽敢設立幾個漁業合作社的格瑞那達和其他類似政府。推翻格瑞那達只用了一個周末。」④

軟性同化式力量

如果認為今天美國已經現代化地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不是幼稚，就是故意掩飾。國內在1992年翻譯了一本重要的小書，題目叫《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⑤，作者是在美國政界、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哈佛大學教授、前助理國務卿約瑟夫•奈，寫於90年代。可惜這樣的書從來不引起人們的興趣和警覺。我曾寫了一篇書評寄給一份面向全國青年的報紙，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他們對「西班牙監獄里男女犯人同監」之類的稿件更感興趣。那本書的作者從美國的昨天說到美國的今天，就美國有沒有能力控制別人、如何才能控制別人娓娓道來，好像「美國應不應該控制別人」早已天經地義地不是問題。

作者還認真分析了控制其他國家的手段，將之分解為「軟性同化式力量」與「硬性指令式力量」。他這樣寫道：

「軟性同化式力量與硬性指令式力量同樣重要。如果一個國家能使其權力在別國看來是合法的，那麼它在行使權力時便不會遭到多少反對。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那麼別的國家就會爭相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與其社會一致的國際準則，它需要變更的可能性就會很小。如果它鼓勵其他國家根據占統治地位國家的利益開展或限制自己的行為，那麼在發生爭端的形勢下它便無須過多地採取消耗巨大的強制性的措施。簡言之，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範而建立有利於自己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來源。」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更加理解了智利人畢爾巴鄂所說的美國人的「花言巧語」：如此明顯的目的居然用了那麼多拐彎抹角的技術性、外交性詞句。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感到震驚：回顧一下我們周圍悄悄發生的日常變化，誰能肯定說這一切不是一番有意識、有計劃的預謀呢？

作者還在書中畫了一個表，列舉了英、日、蘇、歐和中國在各種硬力量和軟資源方面的優勢。關於中國，他特別提出要注意消解其優於蘇聯的民族凝聚力問題。

隱性埋名的國際機構

約瑟夫•奈在他的書中拐彎抹角地建議：建立與美國社會相一致的國際準則。他所說的「國際準則」已經隱蔽地體現在許多操縱世界經濟的國際機構之中了。

根據拉丁美洲學者所提供的70年代的材料介紹，在誕生於美國、總部設在美國並為美國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拉美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票數不及美國所掌握票數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該組織亦即美國的「指導」，陷入不斷接受貸款、外債高築的惡性循環。在由拉美國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資金的泛美開發銀行里，他們的總票數不足通過重要決議所必需的2/3多數，而美國獨家擁有否決權，美國政府的內部報告承認，這一否決權使他們得以向包括大學改革在內的拉美事務施加壓力。我們還可以讀到，從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美國有名的商人。以此類推，還有國際開發署等。⑥

我們今天常說「與國際接軌」，卻不對這些機構的歷史和「國際性」做必要的調查和分析。其實，連西方國家自己的報紙也對這些國際機構的性質提出了嚴肅的質詢。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1994年7月14日刊登的一篇西方人的文章指出：50年來的大量證據證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不是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它們所支持的項目和實行的政策大大加劇了全球的貧困和債務增加，所從事的開發工作是不民主、不公正和危害環境的。此外，這兩個關係非常密切的機構的活動總是很秘密，那些受其項目和政策影響最直接的人幾乎沒有機會了解它們的情況。

這些機構迫使一些國家改革其經濟后才有資格獲得國際貸款和捐贈。這些結構調整計劃的目的是增加外國投資和促進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以便償還外債。它們規定的苛刻計劃中包括削減醫療保健、教育經費和食品補貼等。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針對第三世界的債務而下令執行節約措施，每年約有50萬名兒童死於這些節約措施。

這些國際機構悄悄對窮人發動的戰爭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抗議。1994年7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計劃在美國的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為其成立50周年舉行慶祝活動，出於害怕抗議者擾亂的考慮，該組織的官員最後打消了這個念頭。

美國《新聞周刊》1994年8月1日刊登的該刊記者的文章更是表述得淋漓盡致：

「究竟誰是新殖民主義者？他們手中拿的是計算器而不是槍。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戰鬥服。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的福音。新殖民主義者是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捐贈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國大使館、商業銀行和新興的非政府組織的人員。他們並不大事聲張，也不使用槍炮，就在發展中國家擴展了勢力，這種勢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能達到的大得多和陰險得多。美國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切斯特•克羅克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起的作用相當於新殖民主義者』。」

不惜播種仇恨的國家

歷史就這樣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文本來證明兩個美洲的存在，然而我相信，情感有時是更有力的證據。在我的心目中，拉美人民的一個眼神、一種語調、一句諺語、一句漂亮的歌詞、一個渾然天成的表達都是更可靠的依據。

1982年我去墨西哥時對這一切還沒有明確的認識，那時候我只是對什麼新鮮事都很感興趣。我到處找人學歌。墨西哥學院有一個哥倫比亞小夥子很愛唱歌，也會彈吉他。有一次，他唱了長長的一首歌，像一首打油詩，歌詞描述了美國人在拉丁美洲的種種形象，大意好像有「你看見那些在工藝品商店裡穿著大褲叉買東西的人了嗎？……你看見那些嚼著口香糖簽巨額支票的人了嗎？……」每一段都有一句副歌式的結尾：「哦，那些美國人！」每唱到這一句，小夥子總是一邊撥弄著吉他，一邊向周圍不同國籍的拉美人會意地擠擠眼。他們笑得那麼愜意開心……至少我們能用歌氣氣這些美國佬！我沒有記住一句完整的歌詞，但是我記住了那句曲調生動的副歌。

1992年我在墨西哥進修時，住在一個華裔女商人家裡。我們經常在周末請她吃中國飯，她每次都和我們天南海北地聊天。日子一久，我們幾個同學總結出了一個規律：每次請老太太吃飯，她都不知不覺地給我們上一堂反美課，效果絕不比國內的政治課差。她說過，有一次在紐約的華人區看見一個撿垃圾的風燭殘年的老婦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富得流油的國家為什麼還允許這樣的現象存在？她說，美國用最壞的生活方式污染了世界，世界像中了毒似的跟著它走。說到美國向拉美窮國排放工業污染時，她氣憤地說：「我要建議挖一條長長的隧道，把墨西哥這邊的廢氣全都引到美國去！」從政治觀點上來說，老太太只能說是個中間派，左翼人士的思想就更激烈了。

一天，一位墨西哥技術員來做客，他是個社會主義者。話題不知不覺地又轉向美國，而這類話題從來都不是我們起的頭。談到興奮之處，他煞有其事地告訴我們說：「艾滋病是美國人在實驗室里搞出來的，我兒子的研究所已經搞到了證據，我去弄來給你們，你們到中國去發表。」儘管墨西哥人日常說話並不太負責任，儘管我也不知道這個說法有沒有一點影兒，但有一點我再次得到了印證：在墨西哥人的眼裡，美國人和魔鬼差不了多少。

1982年我曾到過一座叫聖米格爾•德•阿連德的墨西哥小城，那裡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遼闊的紅土谷地中央高聳著一座別緻的哥特式尖頂教堂。城內小巷婉蜒，有許多製作民間工藝的世代匠人。10年之後我又去尋找這座空氣清新、景色別緻的小城，但是北方大國闊佬們的陰影已經蔓延到了這裡。城內到處大興土木，最好的陽坡上紛紛蓋起了療養式別墅。據說這裡如今是著名的美國嬉皮藝術家城，雲集了不少美國癮君子。蓋房的墨西哥小工們冷冷地望著我們，小聲嘀咕著：「我們幹活，他們整天玩兒！」他們一定是把我們當成了日本觀光客，想不到我懂西班牙語。

再也見不到當年那些淳樸、熱情的面孔了，剩下的只是冷漠和敵意。美國人不僅把全世界當成自己的地產，揀著好地方住，還用他們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吞噬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美好情感。

不久前在北京，我又有機會接觸了一個墨西哥人，他是到中國來學針灸的。聊天的時間一長，話題又到了美國人身上。這是個很典型的墨西哥中下層人，說話極生動，像個天生的喜劇演員。他說：「我們都把美國佬叫做Gringo，你知道Gringo是什麼意思嗎？就是green-go——美國佬滾回去！因為當年侵略墨西哥的美國兵穿的是綠軍服。」其實，這個詞的原意是「希臘人」、「希臘語」，泛指外國人、聽不懂的外國話，後來在拉丁美洲專指美國人。他告訴我，1954年，美國派人到墨西哥來，往飲牲口的水井裡撒毒藥，毒死了許多牲口，牧民不得不買美國的拖拉機，改行搞農業。「你問是誰投的毒？是美國政府，是他們直接賣的葯。1984年，這批拖拉機的某種零件突然全部消失了，墨西哥人不得不扔了這批拖拉機，去買一種新型號的美國拖拉機。可你拿美國人怎麼辦呢？連世界銀行都是美國的猶太人開的。你看，我的錢在中國沒有用，我必須付『倒了』（dollar）。美國人到處都當——爸爸！」說著他比畫了一個敬禮的姿勢。我想起薩爾瓦多詩人羅克•達爾頓的一首詩，詩里說，尼加拉瓜、巴拉圭、宏都拉斯等國的獨裁者也都有點兒是我們國家的總統，但是「美國總統比我們的總統還是我們的總統」。墨西哥人像滑了絲的水龍頭一樣滔滔不絕地繼續「控訴」美國佬：「現在到處都講英語，不會英語可沒法挪窩啦。不過我告訴你，英語沒什麼難的，一共就那麼7個詞兒。」最後，這個可愛的墨西哥人傷心地說：「我看見那麼多美國公司、西方公司進入中國，我感到很難過，我可以肯定，不出10年，中國再也看不到自行車，他們會讓你們先買他的汽車，然後就是零配件、潤滑油……你等著瞧吧！」

①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68頁
②      李春輝等：《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商務印書館，北京，1993年，542頁；伊格納西奧•岡薩雷斯•卡穆斯：《阿連德死亡的那一天》（Ignacio González Camus：ELDIA EN QUE MURIO ALLENDE，Ed. Chile y América，Santiago de Chile，1988，p.306）
③      同上，543頁
④      引自《二十一世紀》1995年4月號，9頁
⑤      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何小東等譯，軍事譯文出版社，北京，1992年
⑥      同①，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