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別像「人」一樣曲解《動物農場》

五、創作靈感：小孩和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奧威爾為《動物農場》的烏克蘭文版寫了個序言。他向俄語讀者講了自己的經歷，講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講了此書的創作緣起。
 
第一，他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不是出於什麼理論上的考慮，而是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出於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緬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國主義，目睹了英國北部礦工的困苦無告才擁護社會主義。當時，他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
 
第二，他說，他反對蘇聯的極權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在西班牙內戰中是被蘇共當托派分子追殺，很多朋友被關押和槍決，罪名是與法西斯主義者共謀。這一大搜捕與蘇聯國內的大清洗是同時發生，是大清洗的補充。當時，蘇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識分子都相信蘇共的謊言，他認為，作為倖存者，他必須揭露這些謊言。
 
第三，他說，他從沒有去過俄羅斯，他對蘇聯的了解是通過書報的介紹，僅僅是個旁觀者。「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蘇聯內部事務：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後這段話，值得玩味）。
 
奧威爾說，「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堅信，如果我們要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是必要的。」他從西班牙回到英國，一直想用一個故事來實現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鄉間（沃靈頓），他「看到一個男孩，大概十歲，趕著一匹拉車的大馬在一條狹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馬一想轉彎，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這使我想起，如果這結牲口知道它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無法控制它們，人類剝削牲口就像富人剝削無產階級一樣。
 
很多年前，我也想過這類問題，買過點講動物的書，想寫《畜牲人類學》。我覺得，古今統治術，全靠馴化——人類馴化人類。基於生物學原理的奴隸制和種姓制，並不純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產主義可以回溯到原始社會，整個人類文明也可追到奴隸制。從此，人和人的差別，要比人和動物的差別還大。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紀末才廢奴。印度，至今仍有種姓）。
 
《動物農場》是以動物與人類決裂始，動物與人類和解終。在這篇序言的結尾，奧威爾特別指出：「許多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可能有這樣的印象：它以豬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場。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來是要在一種很不諧和的高音符上結束，因為我是在德黑蘭會議以後馬上寫的，大家都認為該會議為蘇聯和西方建立了可能範圍內最好的關係。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良好關係會維持很久，而事實證明，我沒有錯到哪裡去……」
 
在奧威爾的筆下，「和解」並不是好詞。
 
二次大戰前，蘇聯為了向英、美示好，寧肯放棄西班牙革命；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戰後，蘇聯和英、美瓜分世界，也與它的安全戰略有關。
 
這些都受到奧威爾的譴責，讓他覺得，和帝國主義沒兩樣。
 
但是，如果我們從蘇聯的角度考慮一下，蘇聯不這麼辦，又有什麼選擇？
 
弱肉強食：強才欺人，不強被人欺，是列強的遊戲規則。
 
不被人欺，也不欺負人，難。

 
一、必也正名乎？
 
奧威爾的書，《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題是批判極權主義。什麼叫極權主義？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辭彙中，有兩組詞，黑白分明，最能體現西方的價值觀：
 
（一）好詞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詞是同義詞。只不過，liberty是借自法語，freedom才是英語本身的說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義，我們常說的「解放」，其實就是「自由」。美國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當這個詞。一般說，擺脫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結果，但英美革命的繼承人卻喜歡說，解放是自由的結果——守法即自由，沒有規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禮記•禮運》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幾近之。
 
四）fraternity（博愛），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博愛」（fratern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庶幾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臘老詞，本義是人民統治。歐洲政體，古典時代是分為三類六種：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統治，貴族制（aristocracy）和寡頭制（oligarchy）是少數統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數統治。亞里士多德說，這三組詞，都是前邊好，後邊壞：君主制最好，貴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頭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現代政體，流行的卻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憲，也是虛君共和，有沒有君主無所謂，關鍵是不能沒有議會。
 
（二）壞詞
 
一）autocracy（獨裁），是從autocrat來的。autocrat是獨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統治）。我國帝王，稱孤道寡，唯我獨尊，西周時期，叫「餘一人」，最像這個詞。這種一人說了算的統治者，在我國，那是司空見慣，並不都叫暴君。中國的暴君，那得「獨」到一意孤行、誰勸都不聽、隨便殺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兒上。如武王伐紂，把紂叫「獨夫」，就是這種暴君。
 
二）dictatorship（獨裁），來源於dictator。dictator，本來是羅馬共和國的民選執政官，通常有兩名，羅馬帝國的皇帝就是從大權獨攬的執政官發展而來，後來引申為「獨裁者」。卓別林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這個詞指希特勒。過去，我們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獨裁」。馬、恩和列寧認為，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為了鎮壓敵對勢力的反抗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如此。專政是過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會主義。
 
三）despotism（專制主義），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兒都有，沒什麼新鮮。比如希臘的僭主，還有某些羅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祿），就是西人常說的暴君。他們的傳統是小國傳統，對暴君很敏感。我國，秦以後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沒有貴族出身，有點像僭主。春秋的趙簡子和陳成子，漢魏的王莽和曹操，權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們不叫暴君，只叫「亂臣賊子」或「亂世奸雄」。
 
四）absolutism（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學者多把這個詞翻成「專制主義」，如中文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就這麼翻。我國常說的「專制主義」，是個沒有歷史概念的混沌。其實，absolutism這個詞，和despotism還不完全一樣，它是專指資本主義前夜，高度集權的君主制。這種君主制，是和等級君主制相對，是和權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對。它在歐洲，興起和衰亡，時間不一樣，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紀這一段（俄國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國的路易十四、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國的彼得大帝，都屬於這類君主。歐洲各國，絕對主義越發達，革命越激烈，法國和俄國就是如此。absolute的意思是絕對的。法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就是這種絕對主義。最近，劉北成、龔曉庄翻譯了佩里•安德森的《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紹這類國家。
 
（五）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是二十世紀才創造的新詞。極權概念的發明者是義大利哲學家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或譯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義大利共產黨殺掉）。上世紀二十年代，極權的概念經墨索里尼宣傳，廣為人知。這個詞是法西斯主義的代名詞。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總體的。它強調的是黨國至上、集體主義、絕對服從和軍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會的大獨裁者。它的特點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會，全面控制個人，比傳統的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更加專制，董樂山主張譯為「全面權力主義」。漢娜•阿倫特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聯書店已經出了譯本。
 
二、層層剝筍
 
上面的好詞，全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歐洲革命的遺產；壞詞，除極權主義晚出，全是前資本主義概念。它們彼此相反，有如堯、舜與桀、紂。
 
什麼是民主？民主是小國傳統。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這一段。
 
西方人講民主，老愛搬希臘城邦。其實，希臘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臘依山傍海，利於海外貿易，利於海外擴張，玉帛女子，可從外邊搶，像騎馬民族一樣。他們的城邦全是小國，去古未遠，古風猶存，還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臘，也有六種政體，不光民主制。古希臘，一堆小國，鬆散聯合，居然打敗比他們強大的波斯帝國，很讓歐洲人自豪。亞歷山大征波斯，橫跨歐亞，建立龐大帝國，猶「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臘的頂峰，西人特愛吹，叫「希臘化時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樣，羅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們擺脫共和，走向帝國，也是順理成章。羅馬帝國，後來居上，更龐大，更發達，但即使走向帝國，也還保留城市自治，國家依然很鬆散，難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擋北方蠻族的入侵。
 
中世紀南下的蠻族，類似我國的匈奴、鮮卑，本來也很民主。他們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龐大的羅馬帝國，讓他們一衝，也土崩瓦解。他們的佔領，不像我們的西周封建，是歸同一個王來領導，更像五胡十六國。今天的歐洲，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就是承受這份遺產。
 
歐洲，大地域國家不發達，小國寡民的記憶特別深。即便現代大國，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複製的聯合體，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時代。文藝復興，他們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寧肯認同希臘、羅馬，好像特民主。但他們也熱衷過專制，不止一次。
 
歐洲走出中世紀，一度提倡專制：抬君權，壓教權，抬專制，壓封建。十八世紀，他們還羨慕過我們的專制。
 
當然，這種專制，早已不是什麼傳統意義上的專制，而是上面說的絕對主義。好聽的說法是「開明專制」。絕對君主製取代等級君主制，權力太大，威脅市民社會，引起反彈，才有後來的革命，申民權，抑君權，再掉過頭來反專制。
 
他們是反封建在前，反專制在後，專制是封建的對立面。
 
歐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權（宗教大一統），下有封建（國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們的帝，源出羅馬，拉丁系的國家叫皇帝（imperator，原義是得勝的將軍），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國家叫愷撒（caesar）。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沙俄帝國，是歐洲的三大帝國，帝號多出羅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義源出義大利和德國，這不是偶然。義大利的前身是古羅馬，德國的前身是神聖羅馬帝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種插著戰斧的笞棒）是復羅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也是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他們都是託夢於羅馬。羅馬是帝制的象徵。
 
西方民主，是專制的對立面。但現代民主，中間隔著中世紀，並不來自希臘。它是歐洲革命的產物（西方有一種說法，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如果是這樣，民主只有六十多歲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舊立新，革命的結果是折中新舊。
 
革命，是個意向紛紜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權復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國立憲傳統和洛克的影響，也有法國啟蒙運動和盧梭的影響。民權挑戰君權和教權，結果往往是三權妥協。革命后的歐洲，不但教皇還在，九個國家還保留了王室。
 
極權主義不是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而是個非常現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產物。當時的歐洲，很不景氣，到處瀰漫著對民主和進步的絕望，權力意志的鼓吹甚囂塵上。大家希望，強者出面，收拾亂局，哪怕權力大一點。極權主義是二十世紀的概念，不但和羅馬無關，跟中世紀也沒什麼關係。
 
極權主義是義大利法西斯的發明，純屬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對。但右翼罵左翼，也用這個詞。社會主義好一點，至少可以和民主掛在一起，歐洲左翼政黨，很多都是講社會民主的黨，甚至還是執政黨。共產主義就不行。他們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一樣，也是黨國至上，暴君加暴民，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是典型的西方話語。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國家，站隊畫線，壁壘分明，維持的叫民主國家，反對的叫極權國家（現在指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國家（現在多以恐怖主義稱之）。絕大多數國家，歐美和日本以外的國家，都屬於后兩類。這種劃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奧威爾無法區別於上述話語。對左翼來說，這是難逃的困境。
 
奧威爾說，他天生憎恨權威，但權威反不掉（參看恩格斯：《論權威》）。暴君對他，是個揮之不去的噩夢。他的噩夢分兩種，一種是法西斯主義，一種是斯大林主義。他把兩種都叫極權主義。我們只有理解當時的氣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懼。當時的世界太野蠻——反對野蠻的，同樣很野蠻。
 
社會主義蘇聯和法西斯德國，一左一右，都挑戰過世界格局。它們都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產物：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備嘗屈辱；俄國革命，強敵環伺，也被圍困。它們有同樣的創傷，同樣的困境。貧困和戰爭，扭曲了這兩個國家，二者頗具對稱性。可是，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正在格局本身。
 
凡爾賽和約，埋下二次大戰的種子；雅爾塔協議，也是冷戰的根源。在這種格局下，蘇聯的一切都是圍繞安全轉，對內對外，造成種種問題，很多戰略考慮，都被帝國主義化。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場你才會說，它和法西斯德國是一家。
 
我們不要忘記，法西斯德國是最最反共的國家。他們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業，同仇敵愾」上，他們和英、美是一家。
 
蘇聯的衛國戰爭，寫進《動物農場》，叫「風車戰役」。我們都還記得，皮爾京頓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夥。當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動物農場時，皮爾京頓說「活該」，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滅動物農場。
 
奧威爾絕不會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動物農場是同一撥兒。這就像西班牙內戰，他雖痛詆左翼，恨其自相殘殺，但絕不會分不清左右翼。
 
他說，「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為了抵抗德國，蘇聯人民付出了最大犧牲（不光死人，還有制度上的犧牲）。
 
我們不能把蘇聯紅軍和德國法西斯混為一談，就像我們不能把八路軍和日本鬼子混為一談。
 
三、說「東方專制主義」
 
西方和東方的對立可以追溯到歐洲的古典時代。籠統的「東方」是由籠統的「西方」製造。「普世價值」是基督教話語。
 
早在古典時代，歐洲人就有一種說法，希臘人和羅馬人是「文明人」，他們的北邊，他們的東邊，都是「野蠻人」。中世紀，北歐和南歐成為同一個基督教世界，但異教的東方還是屬於「野蠻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說，西方特民主，東方特專制；歐洲人酷愛自由，亞洲人奴性十足。他們說的西方是希臘城邦，東方是波斯帝國。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偏見。
 
最近，美國拍了「樣板戲」，《亞歷山大》、《三百壯士》，就是再現這種偏見。亞述、巴比倫（現在的伊拉克）是最偉大的文明。波斯（現在的伊朗）繼承了這兩個文明，包括他們的地盤。它是一個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國家，所有考古發現和文獻史料都證明，希臘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過是戎狄的蠻風。
 
換位思考，亞歷山大征波斯，其實也是蠻族入侵。歐洲歷史，從西到東，從北到南，總是落後征服先進，後來的羅馬，後來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東方有很多大國，沒錯。這些大國很專制，也沒錯。但很長時間裡，歐洲歷史學家對這些文明古國，少所見，多所怪，以為只有他們的小國寡民才叫文明，以為只有他們的鬆散聯合才叫文明，這是顛倒黑白。
 
近代歐洲，他們的地理知識有長進，但文化偏見沒有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家沿襲了古典時代的偏見。他們把西方炮艦所及的整個東方，從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到印度的莫卧兒帝國，從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國，全都裝進同一概念。這一概念就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十足的歷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亂的印象：土地國有制和村社組織，大河灌溉和水利社會，絕對專制和普遍奴隸制，沒有法律，沒有貴族，還有早熟、停滯等等。
 
黑格爾使用了這類概念。他把整個東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爾影響，馬克思也使用了這一概念，雖然他更關心的並不是「暴政」。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講唯物史觀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對比二書，我們不難發現，他當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詞，就是相當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當亞細亞）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相當希臘、羅馬）、「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相當日耳曼）之前。在他眼裡，這種形態更古老。所以，他還保留了黑格爾愛用的「兒童」一詞——和歐洲相比，我們只是早產的小兒！
 
今天，我們都已知道，「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陳舊過時的概念，既不能概括東方各國的共性，也不能反映東方各國的差異，很多「特點」似是而非，很多「特點」不能成立。這一概念，經過近百年的研究，「日鑿一竅混沌死」，已經壽終正寢。
 
專制主義只是東方的特點嗎？並不是。東方，很多國家，早就是大地域國家。這不能叫野蠻，只能叫文明。更何況，西方大國有專制，東方小國有民主，雙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專制。西方民主、東方專制的歷史虛構是不能成立的。
 
我國近代反專制，說我們反對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這是誤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劉北成先生，他是治歐洲思想史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歐洲，「專制」的反面是「封建」，這兩個詞怎麼可以擱一塊兒？最近，他再申此論（見他為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寫的中譯者序言），講得更清楚，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它要反的是「絕對主義」而不是「專制主義」，更不是「封建主義」。過去，我們把absolutism譯為「專制主義」已經不太合適，理解成「封建專制主義」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國歷史，同期比較很危險。我們要知道，中國和歐洲，從起點上就很不同，它們在時間上有很大錯位。
 
第一，中國從很早就是大地域國家，君主制很發達。早期民主制，很難查考，沒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蠻荒之地。蠻夷列傳諸蕃志，漢族以外的地區倒是有。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好像很重視民，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越是大講「民貴君輕」，越是說明民太輕。現代民主制，不管資本主義代議制，還是社會主義代議制，都是外來。兩千多年來，在我們的歷史記憶里，中國只有君主制，沒有民主制。
 
第二，中國從很早就是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大一統，兩千多年不變，每個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連續體，和歐洲對比很強烈。西周時期，我們也有封建，但不同於歐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間，有異族征服，異族多被漢族同化，接受的是漢族制度，也不一樣。中國有專制可反，無封建可反。
 
第三，我國的帝制，從一開始，皇帝就有絕對權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眾多民族（ethnic groups）納入同一個版圖，類似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政教分離，宗教被國家控制，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也類似宗教改革后的歐洲國家。這樣的國家，有君權可反，無教權可反。
 
中國的大一統國家，亞歷山大的帝國和羅馬帝國沒法比，中古時期的帝國也沒法比。它更像歐洲歷史上的絕對君主制。歐洲絕對主義，高峰是十八世紀。難怪當時，歐洲各國，群拜康、乾為榜樣。這段蜜月期，很讓國人自豪，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隨著他們崛起，我們衰落，反被他們罵，就連老學生日本都罵（日本的現代化是個例外，它是從封建制直接進入現代國家，歐美特喜歡）。
 
近代中國是在罵聲中長大。別人罵，我們自己也罵。
 
我還記得，「文革」后，中國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國落後，對「封建專制主義」曾力加撻伐。他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極權主義等同於絕對主義，把絕對主義等同於歷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現在，放著眼前說天邊。當時的大家，真是罵昏了頭，明明是眼跟前兒的事，什麼都賴秦始皇。現在倒好，自從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餑餑，大家特別健忘。
 
長期以來，「專制一鍋粥」，「民主一鍋粥」，佔據了所有人的頭腦。特別是，他們對西方的民主神話深信不疑，還以為專制主義是中國特有的傳統。
 
這個酒勁兒應該醒醒了。
 
四、我為革命說幾句話
 
我們這一代是生活在冷戰時期。冷戰時期，就是奧威爾講的「和解」。這種「和解」，其實是和而不解，就像電影中的場面：兩人同時拔出槍，冷槍頂著熱腦門，誰也不肯放下。
 
冷戰的結局是什麼？是同時開槍，同歸於盡？還是同時扔掉槍，實現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槍，被對方打死或束手就擒？還是拿槍的逼扔槍的重新撿起，繼續玩前面的遊戲？
 
目前我們看到的，不是前兩種，而是后兩種。
 
這個時期，現在叫「后冷戰時期」。冷戰時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戰時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戰是冷戰的延續，我們只是看見個頭。
 
革命正在被遺忘，就像拳擊手死後的動物農場，變成荒誕的故事。今天重讀奧威爾，我想為革命說幾句話。
 
（一）革命是逼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阿倫特說，戰爭是老詞，革命是新概念（《論革命》）。「革命」曾經是個神聖的字眼兒，不僅是二十世紀，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紀。
 
回首二十世紀，前後兩半，對比很強烈：上一半，世界只發生過兩件大事，兩次大戰逼出兩次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左翼風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戰改變世界，世界告別革命，右翼捲土重來。
 
有人說，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還有什麼合法？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有之，請自嗣同始」。
 
（二）戰爭與革命有不解之緣。
 
阿倫特說，「迄今為止，戰爭與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論革命》）。革命與戰爭有不解之緣，她說對了。儘管，她關注的是兩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給人類造成太多災難，讓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猶太人，避禍逃美，思考原點是反猶主義）。
 
戰爭是資本主義的DNA。西方的軍事傳統，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貫邏輯，還保留了古典時代的野蠻（窮兵黷武，奴隸比例最高）。這是他們的祖墳。
 
革命是戰爭的解毒劑——雖然革命也有毒，它們都沾血帶污。
 
抗日戰爭，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鬥法，纏繞糾結，紛紛紜紜，絕非書生所能解，但抗日戰爭成就了中國革命，這點毫無問題。
 
（三）要罵革命，先罵戰爭。
 
近五百年的西方戰爭史，絕對是一部罪惡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戰爭，基本方式不變，基本邏輯不變，特點就是霸道（參看拙作：《讀〈劍橋戰爭史〉》）。
 
戰後的美國，打仗成癮，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兩黨都打，所有總統都打，除了越戰結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現在，這十八年裡，美國一口氣打過四場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到最後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戰爭（當年，無論左右，誰都反）。
 
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過本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就像希臘公民，以為戰爭是民主的延伸（戰爭與民主有不解之緣），正像奧威爾說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幾乎毀掉了這個世界。
 
這四次戰爭，沒有一個乾淨。反戰是唯一的正義。
 
（四）中國革命，前仆後繼，反專制是一面大旗。
 
中國歷史，專制主義很發達，夢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專制；北伐戰爭，打倒軍閥，統一南北，是反專制；抗戰勝利，共產黨用武力趕走國民黨，是反專制；現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專制。一切都順理成章。雖然，反和被反，經常具有對稱性，我們的反專制，老是用一種專制反對另一種專制，彷彿交叉感染。這是由殘酷的環境所決定。
 
（五）專制是革命的對立面，但革命也會造成專制。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要特別聲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權利。歐洲革命后，這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因為當時，還有很多復辟活動發生，保守勢力也有長期的延續。專制主義，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變種，包括革命的專制主義。
 
辛亥革命后，中國南北對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復辟勢力和武夫當國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勢力；南方是國共兩黨，代表革命勢力。由於新舊勢力找不到妥協的辦法，所有政治勢力，全都訴諸武力和強權，被人稱為「武化革命」（許倬雲）。誰都無法否認，正是因為反專制，不能沒有集權，特別是過渡時期。孫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國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來，起碼要分三階段（軍政、訓政和憲政），頭一段就是專制。馬克思講三階段，頭一段也是專制。
 
革命也會造成專制，有什麼奇怪？法國革命革出一個拿破崙，中國革命也革出一個袁世凱，道理一樣。陳伯達寫過《竊國大盜袁世凱》。袁世凱是歷史上的王莽嗎？不是。他和蔣介石一樣嗎？也不一樣。當時，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來當皇帝。
 
拿破崙是個複雜人物，他是個「革命皇帝」——革命革出個皇帝，太諷刺。拿破崙的專制，一般叫「波拿巴主義」，這就是革命的專制主義。當時，「極權主義」的概念還不存在。
 
革命的專制主義也要反。
 
（六）革命是為了什麼？
 
西方革命，有個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為了自由。阿倫特說，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標準（《論革命》）。她說的革命，太乾淨，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專制，這樣的革命哪兒找？
 
現在的世界，革命革傷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說，英國革命好，美國革命更好，法國革命糟，俄國革命更糟。美國遠離歐洲大陸，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們干苦活，獨立之後，什麼君權教權、階級矛盾，全都可以繞過去，多好。但這是特例，全世界沒有第二家。
 
阿倫特說，革命不是造反叛亂、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國革命，無法無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國；美國學英國，光榮革命不流血，先為自由立規矩（與保守勢力妥協），所以沒有混亂，沒有導致新專制。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從語源上考證，革命的本義就是復辟（《論革命》）。一句話，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國的革命之父孫中山說，中國革命是因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儀的英國老師）聞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黃昏》）。他為什麼不解？就是因為有上面的定義。
 
孫中山說的自由，是清室遜位后，中國面臨的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沒有權威，不能結束這種混亂局面。我國的革命，用阿倫特的標準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這樣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專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遠離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戰爭類似。沒有高度集權（哪怕是由議會授權），就沒有戰爭。沒有高度集權，也沒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戰爭，好是好，就是太少（認真講，是根本沒有）。
 
權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嗎？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體制，福利國家的計劃體制，社會主義國家的鎮壓敵對勢力，不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權威主義，大部分都與戰爭和革命有關。它們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環境，把所有的集權都攪成一鍋粥，統稱為極權主義，特別是等同於法西斯主義。
 
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西方統稱為「民族主義」，他們的邏輯是，義和團是「民族主義」，八國聯軍才是「國際主義」）。雖然在歐洲革命的譜系中，這種革命沒有位置，流血太多，代價太大，但統而觀之，通而觀之，仍然很偉大。這不是國共兩黨哪一個人的功過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功過問題，整個上一代人的功過問題（功過往往在一塊兒，人不是蛋糕，沒法拿刀切）。
 
（八）中國革命，不容詆毀。
 
當年，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有個共同體會，讓他們刻骨銘心：西方列強一向操縱落後國家的政變和內戰（今天也如此，特別是美國）。它們支持的都是「弱國中的強者」，認定強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這是西方列強的遊戲規則。強者經常換，但幾乎毫無例外，全是各國的保守勢力。
 
革命的老師並不支持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為什麼會「一邊倒」，道理很簡單：北伐，只有蘇聯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蘇聯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長達四年，英、美都在看熱鬧。
 
早在抗戰勝利前，美國就已看出國民黨的腐敗（他們考察過延安，有對比）。戰後，機會均等，命運的天平更傾向國民黨，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自己丟了天下，為什麼？
 
一九五○年，自由主義作家林語堂曾抱怨，「為什麼蘇俄在亞洲有能幹而有效的工具為他們服務，而美國卻只有像蔣、李承晚和菲律賓總統這類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縮寫）合作？這是本世紀最大的謎團」。
 
其實，這不是什麼謎團。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們代表的並不是本國的民主，而是強國在海外的利益。從巴蒂斯塔、吳庭艷到本•拉登和薩達姆，向來如此。我們還沒有發現過另一種解讀。
 
二十一世紀，時光逆轉，歷史倒讀，好像什麼都可以翻案，但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國革命，不管是誰，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如何，所有人的願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擺脫列強瓜分，二是結束四分五裂。先解決挨打，再解決挨餓，其他問題慢慢來。
 
人民英雄紀念碑還巍然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