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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文]全世界的商店扒手們，聯合起來 - 斯拉沃熱•齊澤克論暴亂的意義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1-10-16 07:2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斯洛維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著
王立秋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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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在黑格爾看來，在歷史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某種事情只發生一次的時候，它就可能會被當做某種意外，某種如果情景得到其他方式的處理的話就可能避免的事情來打發；但在同一個事件重複自我的時候，它就是一個跡象，它表明，某種更深層的歷史進程正在站看。當1813年拿破崙在萊比錫失敗的時候，看起來像是運氣不佳；當他在滑鐵盧再次失敗的時候，這就變得顯然了：他的時代已經結束。對不斷持續的金融危機來說也如此。在2008年9月的時候，它被某些人呈現為一種可通過更好的管制來糾正的翻唱；由於一種重複的金融崩潰的跡象正在聚集，這點也就變得明顯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結構的現象。

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我們正經歷債務危機，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分擔負擔並勒緊我們的褲腰帶。所有人，也就是說，除了（特別）富有的人以外的所有人。對他們征更多的稅的想法是禁忌：如果我們確實那麼想了，那麼，（他們）就會論證說，這樣一來，有錢人就會失去投資的動機，工作就會變少，我們就都會遭殃。把我們自己從艱難時世中拯救出來的唯一方式，是讓窮人變得更窮，讓富人變得更富。窮人應該做什麼？他們還能做什麼？

儘管英國暴亂是由對馬克•杜根可疑的槍殺所觸發的，但是，每個人都同意，這些暴亂表達了一種更深層的不安——但什麼樣的不安呢？就像2005年巴黎郊區燃燒的汽車一樣，英國的暴亂者們並沒有發出任何信息。（這與2010年11月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形成了對照，後者也轉向了暴力。學生清楚地表明，他們拒絕改革高等教育的提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難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把英國的暴亂者設想為革命主體出現的一個實例；他們與黑格爾「烏合之眾(rabble)」的觀念更為相契，即那些外在於組織化的社會空間的人，他們只能通過破壞性的暴力的「非理性的」爆發，來表達他們的不滿——這就是黑格爾所謂的「抽象的否定」。

有一個關於被懷疑偷竊的工人的老故事：每天傍晚，在他離開工廠的時候，他推在前面得手推車都會受到細緻的檢查。守衛什麼也找不到；它永遠是空的。最終，他恍然大悟：工人偷的就是手推車本身。守衛忽視了明顯的真相，就像暴亂的評論者們那樣。有人告訴我們，二十世紀就是年代早期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發出了意識形態終結的信號：在極權主義災難中達到頂點的大規模意識形態規劃結束了；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理性的、實用主義的政治的新時代。如果說關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后-意識形態的時代的老生常談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真實的話，那麼，在近來暴力的爆發中我們就能看到這點。這是零度的抗議，一種什麼也不要求的暴力的行動。在他們絕望地試圖在暴亂中發現意義的嘗試中，社會學家們和編輯作者們使暴亂呈現的謎變得模糊。

抗議者，儘管被剝削且在事實上在社會上被排除，並沒有生活在飢餓得邊緣。物質處境更糟糕得多的人——更不用說處在身體和意識形態被壓迫的境況下的人了——尚且能夠把自己組織為具備清晰議事日程的政治力量。因此，暴亂者沒有計劃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個有待闡釋的事實：它告訴我們很多關於我們意識形態-政治的危境和關於我們生活其中的是何種社會——這是一個讚美選擇的社會，但在這個社會中，強加的民主共識外唯一可用的替代性選擇，是盲目地付諸行動——的東西。對體系的反對再也不能把自身表達為某種現實的替代性方案，甚或某種烏托邦式的計劃（以此形式來自我表達），而只能表現為一種無意義的爆發。當唯一的選擇是在按規則遊戲和（自我-）毀滅的暴力之間的選擇的時候，我們讚美的選擇的自由，又有什麼意義呢？

阿蘭•巴丟已經論述過，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空間之中——我們越來越覺得（經驗為）它是「無世界性的(worldless)」：在這樣的空間中，抗議可以採取的唯一的形式，是無意義的暴力。也許這就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危險之一：儘管藉助全球化的力量它席捲了全世界，但它依然維持一種「無世界性的」意識形態星叢，其中，人們被剝奪了他們定位意義的方式。全球化的根本教訓，就在於資本主義能夠調整自己以適應一切文明，從基督教到印度教到佛教，從西方到東方：不存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世界觀」，也不存在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文明」（作為實體的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的全球維度再現了無意義的真理。

因此，從暴亂得出的第一個結論，就是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騷亂的反應都是不適當的。保守主義的反應是可預測的：這種故意毀壞財產的行為無正當性可言；應該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來恢複次序；為防止此類暴亂的進一步的爆發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容忍和社會幫助，我們只需要更多的規訓，努力的工作和責任感。這種解釋的錯誤之處不僅在於它忽視了推動年輕人走向暴力的發作的絕望的社會情境，更在於——這也許更重要——它忽視了這些（暴亂的）爆發是如何響應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隱藏前提的。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保守主義者發起他們的「返璞歸真/回歸基本問題(back to basics)」運動的時候，諾曼•泰比（Norman Tebbit，英保守黨資深黨員——譯註）揭露了其下流的補充物(complement)：「人不僅是一種社會的還是一種領土的動物；滿足那些部族和領土的基本天性必須成為我們議程的一個部分。」這就是「返璞歸真」真正的目的之所在：釋放潛伏在我們表面上文明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之下的野蠻人——通過滿足野蠻人的「基本天性」。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引進了「去崇高化」的概念來解釋「性革命」：人類的驅力(drive)可以在去崇高化，可以在獲准自主統治的情況下依然服從於資本的控制——也就是說，色情工業的控制。在騷亂期間不列顛的街道上，我們看到的不是還原為「野獸」的人，而是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生產的，精簡(stripped-down，被剝光了的)形式的「野獸」。

同時，左派自由主義者——他們的反應也在意料之中——則執著於他們關於社會規劃和整合倡議的咒語，對社會規劃和整合的忽視剝奪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經濟和社會前景：暴力的爆發是他們不得不表達他們的不滿的唯一的方式。與縱情於復仇的幻想相反，我們應當努力理解暴亂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甚至能夠想象做一個身處貧窮、極度混雜的區域，先天地就受到警察的懷疑和騷擾，不但失業而且不可雇傭，未來沒有任何希望的年輕人意味著什麼么？言下之意在於，這些人發現他們置身其中的境況，使他們上街變得不可避免。然而，這種解釋的問題，在於它只列出了暴亂的客觀條件。暴亂，就是在作出一種主觀的陳述，就是在含蓄地宣告一個人是如何與他的客觀條件/境況相關的。

我們生活在犬儒的時代，想象一個在搶劫和燒商店的時候被逮到的抗議者，在被逼問為什麼這麼做的時候會用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社會學家的語言，引用已經消失了的社會流動性，不斷上升的不安全感，在他童年時代父權的解體和母愛的缺乏是很容易的。因此，他知道他在做什麼，但儘管如此，他還是這麼幹了。

仔細考慮這兩種反應，保守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反應中那一個更糟糕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斯大林會說的那樣，它們都很糟，而且這包含著雙方給出的警告：這些暴力的發作的真正的危險之處在於可預測的「沉默的大多數」的種族主義的反動。這種反動採取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組織其自衛隊部隊以保護它們的財產的當地（土耳其，加勒比，錫克教）社群的「部族」活動。店主們是保護它們的財產免受一種純粹的(genuine)——即使是暴力的——反體制的抗議的小資產階級么；還是說它們是與社會解體的力量鬥爭的工人階級的代表？這裡我們也應該對站隊的要求說不。真相在於，衝突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兩極之間發生：那些在系統內發揮作用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和那些太過於受挫以至於不願意繼續嘗試的人之間。暴亂者的暴力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指向他們自己。被燒的汽車和被搶的商店並不在富裕的街區；而是在暴亂者自己的街區。衝突並沒有發生在社會的不同部分之間；它，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不過是社會與社會之間的，那些什麼可能失去一切，和那些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人之間的衝突；是那些在他們的社群中沒有股份的人和那些在其中持有最高股份的人之間的衝突。

齊格蒙•鮑曼把這些暴亂的特徵總結為「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費者」的行動：最重要的是，它們是在不能以「正常(proper)」的方式——通過購物——自我實現的情況下暴力地發出的一個關於消費主義的慾望的宣告。如此，它們也就包含著一個純粹的抗議的時刻，這種抗議是以一種對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諷刺的回應的形式出現的：「你號召我們去購物同時有剝奪了我們正常購物的手段——所以在這裡我們就以我們唯一可能的方式去購物了！」暴亂是意識形態的物質力量的展示——也許，也是對「后-意識形態社會」的展示。從革命的觀點來看，暴亂的問題並不在於暴力本身，而在於這個事實，即這種暴力並非真正自我斷言(self-assertive)的暴力。它是裝作對力量的展示的無能為力的憤怒和絕望；它是化裝為勝利的狂歡的嫉妒。

這些暴亂應當放到與今天被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感知為一種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威脅的另一種類型的暴力的關係中來理解：那就是恐怖襲擊和自殺性爆炸。在這兩種情況下，暴力和反暴力都被一種惡的循環(a vicious circle)所捕獲，每一個都在生成它試圖反對的力量。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都是盲目的投入行動(passages a l』acte，縱身通往行動)，其中暴力是一種對無力的含蓄的承認。不同之處在於，與英國或巴黎的暴亂相反，恐怖主義襲擊的執行服務於為宗教所提供的絕對的意義。

但是，難道阿拉伯的起義就不是一種迴避了自我毀滅的暴力和宗教的原教旨主義的虛假的非此即彼（二元選擇）的抵抗的集體行動么？不幸的是，2011 年的埃及之夏將被銘記為革命終結（的記號）——那是一個解放的潛能被窒息的時刻。它的掘墓人是軍隊和伊斯蘭主義者。軍隊（穆巴拉克的軍隊）和伊斯蘭主義者（他們在起義的前幾個月里一直處在邊緣化的位置而今正在逐漸獲得立足之地）之間的協定的輪廓正變得越來越清楚：伊斯蘭主義者將容忍軍隊的物質特權並作為交換，確保意識形態的霸權。失敗者將是親西方的自由這一著，他們太過於弱小——儘管他們獲得了CIA 的資助——以至於不能「推動民主」，以及春天發生的那些事件的真正的行動者，正在出現的世俗的左派，他們一直在試圖建立公民社會組織的網路，從工聯主義者到女性主義者。迅速惡化的經濟處境遲早會使窮人——他們在春天發生的事件中一直缺席——走上街頭。很可能會爆發一場新的運動，而對埃及的政治主體來說，難題在於，在引導窮人的憤怒上誰會取得成功？誰會把窮人的憤怒翻譯成一種社會的規劃：新的世俗的左派還是伊斯蘭主義者？

西方公共輿論對伊斯蘭主義者和軍隊之間的協定的主要反應，無疑是一種犬儒智慧的勝利的展示：他們會告訴我們，就像（非-阿拉伯的）伊朗的例子表明的那樣，阿拉伯國家裡的民眾起義總是以軍事伊斯蘭主義而告終。（與伊斯蘭軍政相比）穆巴拉克會顯得不那麼邪惡——堅持我們認識的惡魔要比和玩弄解放好。與這種犬儒主義相反，我們應當繼續無條件地忠於埃及起義的激進-解放的核心。

但人們也應避免失敗的事業的自我陶醉的誘惑：崇拜註定要失敗的起義的崇高之美實在是太容易了。今天的左派面對「確定的(determinate，確定的)否定」的問題：當最初的崇高的激情過後，在起義之後應該取代舊次序的什麼新次序呢？在這個語境之中，在五月遊行之後發布的，西班牙憤怒者(indignados)的宣言，有啟迪的作用。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尖銳地非政治的語調：「我們有些人認為我們自己是進步的，其他人則是保守的。我們有些人是信徒，有些人則不是。我們有些人有清楚地界定的意識形態，其他人則是非政治的，但我們都關心我們在我們周圍看到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前景並為之而感到憤怒：政客、商人、銀行家
中的腐敗，使我們沒有聲音，沒有希望。」他們以「我們應當在我們的社會之中堅持的不可剝奪（不可異化）的真理」的名義作出抗議：「住房、雇傭、文化、健康、教育、政治參與、自由的個人發展和為實現健康而快樂的生活而消費的權利。」在拒斥暴力的同時，他們號召一場「倫理的革命。與把金錢放到人類的存在之上相反，我們要把它放回為我們服務的位置。我們是人民，而不是產品。我們不是我們購買什麼，為什麼我們購買和我們從誰那裡購買的產品。」誰是這場革命的行動者呢？憤怒者遣散了整個政治的階級，右派和左派，因為它們已經為（對）權力的慾望所腐化和控制，然而宣言卻包含了一系列對——對誰？——提出的要求。不是對人民自己：憤怒者並沒有（還沒有）聲稱沒有其他人會為他們做到這點，他們自己必須成為他們想要看到的變化。而這，正是近來抗議的致命的弱點：他們表達了一種真實的憤怒，但這種憤怒卻不能把自身轉化為一種社會政治變革的積極的規劃。他們表達的是一種沒有革命的反叛的精神。

希臘的情景看起來更有前景，這很可能得益於近來進步的自我-組織的傳統（弗朗哥政權衰落後這種傳統在西班牙就消失了）。但甚至在希臘，抗議運動也展示了自我-組織的局限：抗議者堅持一種沒有核心權威來管制它的，平等至上的自由的空間，一種其中所有人都會有相同的時間來發言並如此持續下去的公共空間。當抗議者們開始辯論接下來要做什麼，如何超越純粹的抗議的時候，大多數的共識是，需要的並不是一個新的政黨或一種直接的奪權的嘗試，而是一場以對政黨施加壓力的運動。這顯然不足以推行一種對社會生活的重組。要做到這點，我們需要足夠強壯的身體來做出迅速的決斷並以所有必要的冷酷來補充它們。

2011 年8 月19 日
©斯拉沃熱•齊澤克

王立秋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