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這個國家，你只要打敗它，它就會改革

俄國這個國家，你只要打敗它，它就會改革

    顧曉軍按：那麼，有哪一個國家是即使打敗了也不會改革呢？

外部壓力與俄羅斯的改革和逆轉

一切改革都要靠國家外部的壓力才能被迫完成。

俄國這個國家，只要它打敗了，它就會改革。

1861年改革是因為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打輸了，所以才有1861年的農奴解放。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打輸了，才有了1905年革命。

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戰打輸了，中間就有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羅斯的每一次戰爭，都跟它的革命和改革密切聯繫。如果沒有這個外部壓力，俄國馬上就會發生逆轉。

像亞歷山大一世，在和拿破崙打仗之前，他是最開明的沙皇之一。他在1803年時就準備解放農奴。

可是1812年戰爭后，亞歷山大一世騎著白馬進到巴黎，成了神聖同盟的盟主，馬上就成了一個最保守的沙皇。他所有的改革議題全都停止了。

他本來有一個密友委員會，全是親法派、親英派，然後這些人全部立刻解散。

因為他覺得靠自己這一套，完全可以拿捏歐洲。他原來想象的那些東西，預定的東西，全都放棄掉了。

普京也是。普京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得到了俄國的廣泛擁護。

他那時候說，十年內，俄國的軍事撥款要大幅度增加，包括核潛艇、常規潛艇、飛機。

所以他剛上來的時候，是一個自由主義形象，但是很快被大家譽為"硬漢歸來"。

他在這方面表現出的這種反應過度，其實是有歷史積澱的，就是他們對安全的焦慮。

地緣政治、文化選擇與身份困境

因為俄國地緣政治有一個特點，它在歐亞交界的地方。

它的整體文化，包括文字、宗教、建築、王族、聯姻，這些東西都更傾向於歐洲。

同時它又有很濃的亞細亞色彩：集權制度、郵遞制度、人口（調查、稅收、管理），甚至早期的服飾，都是亞洲的，是蒙古人帶去的。

蒙古人剛到那兒的時候，看他們的稅收方式，叫"索貢巡行"，就是王公走到哪，就吃到哪，然後收到毛皮就回來了。

蒙古人就覺得怎麼這麼落後的？肯定要搞人口統計，統計完了這些人不能流動，這樣才能保證稅收。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蒙古人帶去的。

普希金有個中篇小說叫《驛站長》。驛站，是整個俄國的毛細血管。如果沒了驛站，俄國的信息傳達幾乎都不通了。

俄國太大了。它的雙頭鷹就表示著它既向東又向西。

所以在19世紀，思想界關於俄國的發展道路，有兩個學派：一個叫西方派，一個叫斯拉夫派。

這兩者之間在不停地爭論。包括二月革命的歐洲道路、十月革命的東方社會主義，都反映出它在地緣政治上、社會制度、文化選擇上的困境。

俄國缺乏一個硬核的、核心的東西，缺乏一個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東西。

其它的這些東西都是湊起來的——北歐的制度、維京人的文化、蒙古人帶來的東西、拜占庭的東西，還有一些本土東斯拉夫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勉強硬壓在一起，沒有一個核心的東西把它全部整合。

當然，現在這些東西已經混雜成為俄羅斯的東西了。

就是為了克服東西之間的拉扯，它需要鐵幕。

冷戰時候的鐵幕兼有物理性和心理的作用，最大好處是俄國人對外部是模糊的。

他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什麼樣，統治者很容易把外部世界妖魔化，就說外面有多麼兇險。

你看所有那些去了外面的人，包括那些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歐洲待了四年以後，印象特別不好。

就覺得俄國的空氣才是新鮮的，才是神聖的。在俄羅斯之外，沒有這種有價值和永恆的東西。

歷史的間斷性與史學困境

俄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歷史的間斷性。

它的每一個階段，幾乎都和上一個階段斷開了。

之前它在基輔羅斯階段的時候，跟歐洲基本上是同步的。包括像漢薩同盟，這些東西跟德國的關係都比較密切。還有西瓦之路的大通道，跟拜占庭做生意。

可以說，當時它跟西方差不多是同步的。

但是蒙古入侵以後，它的整個重心向東轉移，跟原來的一些東西全都割斷了。

而它每一個階段，包括十月革命，包括在這之前，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俄國人說過一句話，說我們任何時候都像一個「俄國餡餅」，它上頭很多東西都積累了。就像我們說的攤煎餅一樣，上頭雞蛋、薄脆什麼都放好了，然後一鏟子下去，「啪」翻過去了，所有的東西又都翻到底下了。

我那時候去蘇聯，在我同學的房東家。房東大娘就覺得，過去宣傳了70年的所有窮人的這些東西，現在一下全都顛覆了，中間連個過渡都沒有。

過去說勞苦大眾多麼好，為富不仁這些宣傳，現在一切都倒過來了。笑貧不笑娼，完全倒過來，他們都覺得不可接受。

然後發現，原來給他們講的列寧、斯大林，所有這些東西，現在覺得都是假的。

我那個時候到蘇聯，地攤上各種各樣聳人聽聞的小報在那裡擺著。我自己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來。

後來我就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他們就說是因為嚴肅史學缺位。嚴肅史學的研究需要一個漫長的時期，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黨的那種意識形態教育，進行了很長時間，突然放開以後，提供給他們大量的資料，他們消化不了，甚至腦子都轉變不過來。

這就給那些小報鑽了空子，他們演繹出各種各樣的故事。

這種故事未見得有什麼可信性。但是說明什麼？

巨變之後，面臨的最大問題到底是什麼？是經濟轉型的問題嗎？是政治問題嗎？他們說，都不是，而是史學困境的問題。

因為跳躍太大了，不要說學者接受不了，一般民眾也很難接受。

比如，原來一直說沙皇如何十惡不赦，現在東正教卻把沙皇封聖了。

再比如，當年沙皇一家被布爾什維克槍殺，如今又把他們的遺骨挖出來展覽。你想，這對所有人的既有認知造成多大的衝擊。

他們普遍感到，這個彎要很長時間才能轉過來。這裡面的二元張力太大，內部又沒有實現整合。

人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民族認同的尋找與試錯

鮑威爾曾說過一句話，他說，俄羅斯是一個一直在尋找自我的民族。它尋找民族的歸屬和身份認同。在相當時期內，它都處在選擇和試錯的進行時。

它沒有找到自己。

他們原以為十月革命以後，永久的道路找到了。但十月革命沒了，突然就沒了，然後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全都分開了。

他們說在物理時間上70年只是一瞬，可是你知道這是付出了三代人的生命代價。

另外它的間斷性，它每一次的推倒重來，都導致它矯枉過正，加深了他們的宗教宿命論。

彌賽亞，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被上帝選中、被上帝膏了油、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因此俄國人常常說自己是彌賽亞民族，也就是救世民族。

從這裡其實可以看出一種阿Q精神：他們總覺得自己是為世界各民族"趟路子"的，是給別人"示錯"的。無論做了什麼，哪怕是失敗，也可以說："我們先示錯了。"

這種心態背後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俄國發展的間斷性太大。

前面提到，缺乏主導性是俄國的一個結構性難題。

普京剛上台時，表達的是什麼理念呢？實際上，普京的理念是很模糊的。

他延續了列寧時期的一種實用主義和拿來主義傳統，不執著於確定一條明確路線，而是採取了適應性的策略。可以說，是俄國版的"摸著石頭過河"。

普京上台時，是以自由主義者、葉利欽繼承人的形象出現的。在各種派別之間搖擺不定時，他從各方——包括俄共——拿取自己需要的有用元素。

所以，我們可以給普京治國理念下一個公式：權力政治（因為他出身於權力部門）+自由經濟+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那麼在普京之前，葉利欽時代又是什麼樣呢？葉利欽時期，俄國有四大基石：非布爾什維克化、私有化、非軍事化和西化。

可以說，在葉利欽時代，這四大基石為俄國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時機。

如果當時西方能對俄國稍加扶持，順著這條路走下去，俄國就可能像東歐國家那樣，雖然起步晚一些，但最終還是跟上了。

那樣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俄烏戰爭了。

但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看來，當時的俄國已經是一個垮掉的國家，已經分裂成了15個小國家。他們覺得，俄國不過是一個類似土耳其這樣的二流國家，甚至更弱，沒什麼威脅。

在這樣的判斷下，西方當然不會再傾注太多力量去幫助它。

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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