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幾位國際教育行業的朋友處獲知,教育行業境況艱難,更重要的是前景黯淡,不論是學校管理者還是老師都人心惶惶。我也有興趣了解了解教育行業的近況,於是便撰此一文,既為解憂,也為謀策。
一、教育新政對民營教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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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21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開始,教育行業的改革運動便一波接著一波;之後相繼出台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等政策,更是令整個教育領域天翻地覆。
那麼這些政策給民辦教育上了哪些枷鎖呢?
(一)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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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不再審批新校;
- 禁止資本化運作;
- 培訓內容限制;
- 培訓時間限制;
- 培訓收費限制。
(二)民辦義務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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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審批新校;
- 不允許開設分校;
- 不允許營利性辦學;
- 不允許公立學校參與設立私立學校;
- 控制民辦學校在讀學生數量低於學生總數的5%;
- 招生自主權受限,擇優空間減小;
- 不得跨區招生;
- 教學內容嚴格限制,不允許使用海外教材;
- 學制限制。
(三)民辦幼兒園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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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限制新設民辦;
- 不允許公立學校參與設立私立學校;
- 幼兒園學費限制;
- 高中招生自主性受限,不允許公辦高中提前招生,不得跨省市招生。
(四)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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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以上義務教育階段及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限制;
- 學校命名限制:不被允許使用包含國家名、「國際」、「雙語」等明顯具有識別性的名稱;
- 招生限制:外籍子女學校不得招收中國籍學生;
- 中國國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必須參加中考。
從以上種種限制,我們能感受到教育行業面臨的壓力!培訓機構們,已經如同野生的中華大鯢一樣,幾乎絕跡;而很多民營學校的經營狀況也岌岌可危,因為辦學資質而導致的窒息性死亡,屢見報端。
那麼資本市場對此有何反應呢?
2022年上半年的投融資規模僅僅只有24.8億,而2021年上半年的投融資規模為145.4億,同比增幅為-82.9%;投融資的事件總數,也從133起,下降到69起,同比增幅為-48.1%(數據來源:黑板洞察)。
從以上數據能看出整個教育行業的冰冷!如此情形,自然會對從業者有巨大影響,也使得相關機構經營壓力大幅增加。但影響並不止於現狀,而是未知的未來,這也是恐懼真正的來源,我們不知道未來還能有多少限制性政策出台!
但是搞清楚政策的方向和趨勢才是關鍵,這決定了民營教育的未來命運。
下面就讓我們梳理政府未來政策的立足點:
- 掌握教育話語權
政府政策的最核心出發點即是:掌握教育話語權。
而話語權在於三點:誰來辦學,誰來教學,教什麼!
需要控制誰來辦學,因此,就要對辦學資質嚴格審批,並且降低民營教育比例,弱化民營教育地位。因為相對民營教育,政府對公立教育的控制權明顯更強。
而誰來教學,則體現在對教師資格的限制上,比如要求外籍教師必須擁有國內的教師資格證,以及必須在線下教學等等。
教什麼,則是對教材的嚴格控制上。
2.減弱教育不平等的顯性表現
教育不平等是事實存在的,而且非常嚴重。
這種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城鄉之差,一二線城市之差,更存在於貧富之差。但是真正解決教育不平等的難度卻是非常高的,而基於有些原因,這種不平等甚至是無法解決的。
因此,為了緩解教育不平等的矛盾,減弱或者消除不平等的顯性表現就是必要的。
相關政策就體現在對高收費學校的控制上,因此在所有政策中都在強調非營利性教育。
目前國內經濟情況非常不樂觀,下行的趨勢很明顯。
解決經濟下行的方法有且只有兩個:釋放現有經濟泡沫,政策轉向開放和自由。
泡沫是肯定要破的,只是早晚的問題;而政策開放與否則決定了,經濟一年比一年差,還是在五年以後開始回升。
經濟的好壞直接決定了政府的錢包,也決定了社會的穩定度,因此政府不能不重視。
這就要看政府對現實的判斷了。現實的恐懼,有時候會驅使某些領導者刻意忽略它,比如我在《不靠譜領導力》第八篇提到的二戰初期的法軍總司令甘末林,他竟然否認前線戰敗的消息;也可能會驅使某些領導者孤注一擲,比如發動堡壘行動的希特勒;不過也會促使某些領導者積極調整方向,比如征和四年突然醒悟的漢武帝。
如何選擇決策,在乎一人爾!
2.人口情況
新生兒數量長期下降已是必然,只是並無可靠性的數據參考,無法判斷具體下降趨勢。
這會使過去數年教育資源緊缺的情況大幅緩解,甚至可能在某些時候出現嚴重的供過於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民營與公立學校都會面臨生源不足的情況,這時政府很可能會更傾向於力保公立學校的生源。
但是,如今的限制條件已經非常嚴格,如果嚴格落實民營學校在校人數不高於總數5%的政策,之後對民營教育的繼續壓縮空間有限。這種情況下,更可能會有更多公立教育的生源不足,而投資不足,同時導致教育水平下降。
但這是相對長遠的影響,短期之內的影響不會太劇烈。
(三)政策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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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政策決定因素,我們也能推斷出政策的槓桿。
政府角度的兩個條件不可能放鬆;而社會角度的人口情況是長期緩慢影響,因此短期效應有限;最大的影響則是經濟情況,其決定了政府財政收入。
因此,財政的壓力大小,會是政策開放與收緊的關鍵因素:
財政壓力大,政策開放的可能性就大;
財政壓力小,政策開放的可能性就小。
而未來五年之內,財政壓力必然會逐漸增大,因此,我傾向於認為,政策會在兩至三年後轉向,因為持續趨緊的政策很可能會在兩至三年後壓垮經濟和各級政府。
當然,這個判斷是基於不會孤注一擲的情況下的。
那麼,民營學校現在能做些什麼呢?
三、當下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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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貼政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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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中,需要注重「愛國愛黨思想」的顯性表達。
這是學校求生的重要條件。
(二)專註於教育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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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價值的事物,很難被人們拋棄;而那些毫無價值的東西,即使再三強調,也難免被淘汰的命運!
因此,教育者始終追求教育的根本,就會專註於教育本身的價值,就無需擔心缺乏優秀的學生與教師,就無需擔心被淘汰。
那麼教育之本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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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更好地促進人的發展
這是教育從業者們始終要問的問題。
因此,如何定義「人」及「人的發展」則為關鍵,是需要每一位教育者深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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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更有效地培養人才
這裡的關鍵詞是「更有效」。
這意味著,要避免虛廢光陰,更要避免錯誤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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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幫助學生獲得短期回報
最重要的短期回報即是:能進入更好的大學。
雖然我們鼓勵那些未能進入好大學的人,學歷不代表能力,但是學歷在人的一生中都會有助益,不管是顯現還是隱性的,也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學歷很多時候會帶來更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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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給學生帶來終身價值
進入優秀的大學可能是終身價值之一,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
比如,我中學時,有兩位令我敬佩的老師,儘管過去近二十年,但我仍然清晰地記得他們的形容笑貌;我覺得即使入土前那一刻都會記得他們,其人格令我敬佩,並且也肯定會激勵我一生。
要提供這樣的終身價值,最重要的是:吸納最優秀的人才!
儘管目前的政策對民營學校非常不利,但只要其始終堅持教育之本,不會缺好學生,缺的僅僅可能是擔憂穩定性的老師。
但依我的經驗,那些總將安穩放在第一位的人,大多都是泛泛之輩;而那些面臨挑戰仍然願意追求實現價值的人,往往才幹非凡。
因此,最後介紹兩位教育領域的先輩。
四、兩位傑出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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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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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可能很多人比較熟悉,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也是「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出自於陳寅恪先生。不過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頗負盛名。
陳三立生於咸豐三年(1853年),是湖南巡撫陳寶箴長子,晚清「維新四公子」之一,也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進士,之後曾擔任吏部主事,后棄官追隨父親前往湖南推行新政。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因「戊戌政變」受連,與父親一同被革職,后返回南昌老家。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移居南京,同年父親去世。此後,陳三立便像陶淵明一樣,與詩友為伴,不問政事。
儘管如此,陳三立仍然期待濟世救民,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辦家學,並資助柳詒徵創辦思益小學,以西制方式設立英語及數、理、化等新課目,廢除八股文;並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先後與李有芬、湯壽潛等人創辦鐵路公司,以振興實業。
此後多年,曾輾轉居住於上海和杭州。民國十八年(1929年)之後,移居廬山,后因年事漸高,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被陳寅恪接到北平居住。
陳三立剛直不阿,聲聞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后,痛斥其叛國,並且與之絕交。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陳三立堅守不撤。日軍於8月份佔領北平后,想拉攏陳三立,許以高官厚祿,並多次上門遊說。陳三立悲憤不已,並絕食五日,於9月14日與世長辭。
陳三立儘管出身貴冑,卻無遊手好閒之習,心繫天下,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雖然不像其子陳寅恪一樣,終身從教,但他既承傳統之風,又用新學之氣,擁有兼容並包的治學品格。他既一身正氣,有君子之范;同時也不畏強權,有士大夫之節!
如此種種,正是為人師表的典範!也正因此,陳三立的三個兒子才如此出類拔萃:長子陳衡恪為近代著名書畫家,次子陳封懷為中國近代植物園創始人,三子陳寅恪為「民國第一國學大師」。
(二)北大教授、西南聯大總務長鄭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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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生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自幼品學兼優,民國六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畢業後任教於廈門大學,併兼任圖書部主任,之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此後,又曾從政,歷任浙江省民政廳秘書、廣東省建設委員會秘書,以及教育部秘書等職。后隨蔣夢麟回到北大,先後擔任校長室秘書、北大秘書長等職,併兼任中文系副教授。
「七七事變」之後,鄭天挺留守,后南下,擔任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之後又兼任總務長。抗戰勝利后,返回北大任秘書長。解放戰爭后,鄭天挺成為「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重點檢查對象,之後調任南開大學任中國史研究室主任,隨後創建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並於1963年,被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鄭天挺被關入牛棚,屢次批鬥,直至1974年才恢復正常工作。
1979年,文革結束后,鄭天挺被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加入共產黨。之後,又擔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主席團執行主席,天津市政協會議副主席。 1981年12月20日,鄭天挺於天津病逝。
人生三大悲劇:幼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鄭天挺都趕上了!6歲喪父,7歲喪母,38歲喪妻,47歲大女兒飛機失事去世。親人去世后,他常常懷念,尤其是對妻子和女兒。大女兒罹難后,他更是中斷日記,五年後才又重新恢復。縱然命運多舛,但他並未在工作之時有任何鬆懈,任聯大總務長期間也恪盡職守。
聯大早期時,戰爭還未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困難學生們每月都有十幾元的補助金。但是1941年之後,通貨膨脹加劇,補助金已經無法支撐基本的生活,很多學生都在勉強度日,有的學生連伙食費都付不起,還有學生只能在天氣暖和時當掉冬衣購書,在冬天來臨時又將書當掉,把冬衣贖回。教授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裡,他在1943年3月日記中記載自己要去重慶,擔心衣服破損有失體面,托好友羅庸的夫人補棉襖,「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並且提到「五年未制新衣,領袖皆破」,且「人人皆窮,固無傷」。五年都沒有買新衣服,衣服都是破的,但是大家都這樣,所以沒什麼關係。可見,教授們的生活也很清貧。
在如此經濟情形之下,仍然需要按時發放工資,籌資建設宿舍,妥善安排人事,甚至還需要協調教師糾紛,並且成為「唯一不挨罵的總務長」。
鄭天挺先生是諸多近代教育家中的代表之一,在困難與艱苦中仍然恪守職責,堅持風骨。
身處不同時代,諸人各有使命,縱然如今困難重重,也希望諸位教育者們砥礪奮進,不忘初心。
下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