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罵人」
罵人,只要會發聲者皆可。通過罵人能發泄自己的憤怒,至於是否能幫助緩解情緒,這個需要精神科的專家來說才有權威。但我知道國外有些價格不菲的培訓課程,就是讓你在培訓營地痛罵、摔打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各種「假想敵」(利用各種道具),將自己內心的憤懣悉數排出,然後心平氣和回到家人身邊和工作崗位上。據說,效果不錯呢?
記得《三國演義》中有段「武鄉侯罵死王朗」。靠罵人,居然可致人於死地,這對於小時候個子不高、打架不行的我來說,絕對是一個「正能量」激勵,至今仍印象深刻。書中描寫諸葛亮的罵語簡單,主要是揭人老底(其在赤壁大戰前的江東舌戰群儒時就如此),而道具則還是那把鵝毛扇。冷嘲熱諷間,扇子直指七十六歲的司徒王朗,罵他「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於是王朗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
諸葛亮是羽扇綸巾的儒將,罵人方法自是文雅。但市井男女、販夫走卒的罵人方式就粗放的多。譬如吾鄉楚地,罵人的話先不說,單罵人的道具就挺特別。我記憶中最猛烈的一種道具是菜刀加砧板--利用在砧板上剁肉的機會咒罵。那會兒吃肉要計劃,每月每人才半斤,通常只能是一邊切菜,一邊咒罵。而逢年過節時有機會切肉,甚至剁肉餡做肉圓子,這時的罵人才是最解恨的。那個時候普通百姓居住狹窄,廚房都是幾家人公用--按現在的說法叫「開放式廚房」。一人剁砧板痛罵,不光是鄰居,就是半條街的人都能聽到。
楚人雖剛烈,但經歷了諸多的運動,言行較舊社會收斂許多。文革後期的管制更嚴厲,弄不好就進「民兵指揮部」--據說是四人幫的產物,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罪證,當時取代了派出所的功能,飲食男女雖相互怨氣,只能付諸言語,不敢拳腳相加。而最能表達內心憤懣者,非『剁砧板罵人』不可。在我的記憶中,我居住的那條街『剁砧板罵人』的比例極高,差別在於罵人話的「雅俗」、剁砧板的輕重與罵聲的大小而已。
還有一項專屬婦女罵人的鄉俗,是用砧杵搗衣罵人。用楚地方言說就是一邊在河邊青石板上用「棒槌」打衣服,一邊訴說心中不平,「打棒槌罵人」呢!杜甫秋興詩中有「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專家說此句是指白帝城黃昏時的搗衣聲,但我讀此就會浮想聯翩:川江邊的婦女是否一邊搗衣,也如同吾鄉的婆婆媽媽們正狠命用棒槌擊打訴說心中不平?老父丈夫被抓起當兵,能沒怨氣嗎?否則,為何要用「急暮砧」呢?(一笑)
……
我的童年時代,笑容是少有的,即使因上街遊行慶祝某個決議的笑臉也是裝出來的。平日里大人們彼此緊繃著臉,心照不宣地等待著某個事情發生,卻又擔心某個事情發生……只是我當時年幼懵懂並不覺得。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學語文老師興高采烈在課堂上讀《人民日報》(或《光明日報》)的某篇文章,標題是「塵世難逢開口笑」,我才恍然大悟:我生活的十多年都是處於塵世--碰上了「開口笑」的時代,不由嘆呼:僥倖,僥倖啊!
塵世中,剁砧板、打棒槌也是舒緩心中苦悶的一種行為藝術吧?!
前文提到西方培訓課程中通過「擊打某物件來發泄」,中外同理,古今亦然。小時候常聽父母輩哼唱的「禰衡罵曹」和「徐母罵曹」,不也是靠擊鼓與摔硯來痛罵劇中的「反賊」曹操嗎?!這不知是否為街坊們剁砧板、打棒槌罵人的靈感來源?
至於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緩解民憤,也會給百姓一個擊打的機會。在縣衙門口置一大鼓,如有人家冤情重,連族長鄉紳都無法調節,那麼可去擊打衙門口的那面大鼓,讓官府來判案。此為「剁砧板」、「打棒槌」找到一個法律解決的出口。現在社會進步,鄰里街坊解決紛爭有了更公平更合理的途徑,「剁砧板」「打棒槌」的罵人行為也進入了歷史的博物館。
以前想起這些情形,覺得他們有些低俗。現在回看,罵人,對於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來說,從根本上還是一種無奈之舉。正如戰國時秦王嘲笑那些布衣之怒的那樣:「免冠徒跣,以頭搶地」。我幼年時就很少看到權勢者在公眾場合罵人,他們有啥不滿,動用一下「組織力量」即可解決,將對手專政,犯不著罵人。即使罵人,也是我看不到的--關在屋裡,對自己的親信、家奴們斥罵幾句,那可是小廝們的幸運,說明主子將他當自家人了。至於秦王所說的「天子之怒」,那就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毛主席和劉主席吵架的結果也如此呀……而那些市井鄉親,他們除了「以頭搶地」外,剁砧板,打棒槌也就是泄憤的最高境界了。
故此,我將這些記憶引為親切,視為珍寶,並記錄於紙上。
2018.05.20-21撰
2020.06.28重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