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面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后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面。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儘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箇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法輪功」一直處心積慮地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並始終用這種姿態，以弱者對抗中國強權的方式展示所謂的「器官活摘」。「法輪功」的作品里充斥著「大衛與歌利亞」式（譯註：David and Goliath，聖經故事中以弱勝強的典型）的政治表態。「法輪功」的這種定位確實頗具諷刺意味，一方面，該組織聲稱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活躍成員；另一方面，它又將自己定位為弱小者、劣勢者。本文通過對「法輪功」組織及其支持者的分析，探討這種受害者心態下的具體表現。

「法輪功」組織概述

「法輪功」組織的來龍去脈和信仰教義在其他許多論述中都有詳細介紹，這裡不再贅述。不過，我為「法輪功」組織不同層級的成員進行了分類，這在其他報道中沒有提過，下文將進行介紹。需要注意的是，「法輪功」組織不認可、不接受、不贊同這些分類。

雖然「法輪功」將所有信徒都稱為學員，但結合實際，我們將「法輪功」成員分為三個不同的層級。「法輪功」的基礎是一級學員，他們與組織的關係鬆散，對組織的投入有限。這些人主要是受「法輪功」的修鍊和冥想所吸引。一級學員對「法輪功」政治不感興趣，在進入或退出組織時幾乎沒有障礙。然而，這些人確實為「法輪功」的政治屬性提供了重要掩護。

「法輪功」的第二層級修鍊者承諾朝著「圓滿」的最終目標努力，並嚴格遵循「法輪功」教義，積极參与政治活動。他們致力於「修鍊」——這是「法輪功」的重要教義，要求個人為組織的政治利益作出犧牲。他們積极參与各種活動，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損害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聲譽。

「法輪功」的最高級別成員是三級領導層。他們控制「法輪功」網站和媒體，並為「法輪功」組織提供政治指導。三級領導層不需要遵循「法輪功」教義，但因其領導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級修鍊者的尊敬。他們由大學教師、政客人士等受過教育的個人組成，在「法輪功」的核心圈子裡大展拳腳。李洪志是他們公認的精神領袖，而負責執行政治戰略的則是這群知識分子。「法輪功」主要媒體《大紀元時報》則負責大肆吹捧這群人。一系列展示這群領導層的宣傳材料已在國際上廣泛傳播，以紀錄片形式呈現，製作精良。

三級領導層利用網路技術開發了一套與學員溝通的有效方法，該技術能夠實時更新主要政治文件。他們安排「法輪功」學員在網路上閱讀電子版教義，而非紙質版。這使得那些控制著「法輪功」媒體的人能夠隨時改變成員的特定信仰，並將預期政治行為及時傳達給他們。領導層還管理著其他許多負責散播謠言的團體。2017年，「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DAFOH）發出的聲音可能是這些分支團體里最響亮的。

然而，無論「法輪功」成員層級如何，主題都是將自己呈現為受害者的姿態。因此，該組織似乎堅信，真實陳述事實、真正體現透明度只是對社會的正常期望，但不包括自己。「法輪功」認為，自己作為受害者和弱勢群體，騷擾任何妨礙其政治目標的個人或組織都是合理的。

「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況

國際「法輪功」激進主義經常攻擊參與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他們在全球發起運動，各地相互配合，通過所謂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這儼然已成為該組織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國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贈體系。截至2016年9月，在中國成功獲得器官移植的外國人顯著減少。事實上，鑒於中國目前器官短缺，我還遇到了前往其他國家進行移植的中國公民。截至2019年1月，只有極個別外國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均發生在未經政府批准、私自經營的黑診所里。儘管鐵證如山，但「法輪功」的骨幹成員依然嘴硬——因為如果所謂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麼「法輪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論也將站不住腳。

上文講過，我是一個國際團隊的成員，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面都具備專業知識，並經常與中國移植專家合作。該團隊與中國醫生合作，他們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療服務，為患者進行移植手術做好準備，並在患者接受供體器官後為他們提供終身善後護理。該團隊還與一些外科醫生合作，這些外科醫生從捐贈者那接受供體器官並將其移植到接受者體內。此外，他們還與負責獲取、保存、運送和分配供體器官的中國器官獲取組織（OPO）合作，該組織會基於臨床需求和名單上的等待時間來決定誰先接受供體器官。最後，該團隊還與醫院管理人員、衛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導團體合作。

但是，我並沒有找到能證明中國「器官活摘」的證據。因此，我本人會繼續支持和鼓勵還在進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雖然新的器官移植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確實已經取得了重大改進。

儘管提供了上述證據，但「法輪功」仍然堅持認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們在許多地方仍然開展此類宣傳活動，均有記錄。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法輪功」選擇「器官活摘」作為他們的核心話題。

首先，「法輪功」的教義對醫學持普遍懷疑態度，而這一點被「法輪功」三級領導層利用到了極致。在他們的教義之下，修鍊者對移植的整個概念充滿懷疑。在香港器官移植會議上，我就曾被「法輪功」學員抗議——他們認為器官衰竭的人都該死，器官衰竭是因果報應的結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帶來排異，只會破壞移植的器官。「法輪功」三級領導層之所以在政治宣傳中以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為目標，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很容易被二級修鍊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輪功」內部影響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來的敘事風格。

然而，國際社會一直歡迎中國移植專家的參與和融入，而此舉更是促成中國與其他器官移植體系早已成熟的國家間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觸。2016年至2017年的參與更是促成雙方的合作，按照國際標準在中國發展器官移植，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器官捐贈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過這種接觸，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

這種國際參與對「法輪功」來說是一場公關災難。他們的反應極其激烈，分別在2016年9月香港國際器官移植大會、2017年2月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和2017年9月日內瓦「國際器官捐獻與獲取大會」上演了歇斯底里的抗議。

2017年末，對於國際專家訪問中國，「法輪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贏得更廣泛的支持者。例如，當西方政客或記者想要發表反華評論時，他們就會提到所謂的「器官活摘」，以此作為他們的論據。在這樣的圈子裡繼續傳播謠言是「法輪功」現有的一個重要策略。然而，這一策略並非萬無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輪功」的媒體報道稱馬航MH370飛機墜毀悲劇與所謂的「器官活摘」有關。但這種離奇的謠言不可能幫到「法輪功」，尤其是MH370遇難者家屬迫切希望找到親人的線索，這種言論只會給他們帶來痛苦。

真相VS「真相」

雖然所謂的「真」是「法輪功」核心教義之一，但「講真相」概念的產生似乎只與其政治目的相關，與其說它是「法輪功」的核心內在價值，不如說是針對全球受眾精心策劃的宣傳。

由於「法輪功」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所以他們的「研究」和「證據」通常很難達到常規大學研究人員需要達到的水平，往往經不起審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記者和學者告訴我，他們之所以沒有對「法輪功」的「研究」結果挑毛病，是因為他們直接就將「法輪功」視為「受害者」。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和大學教師也不願意去質疑「法輪功」的所謂「真相」，因為他們擔心遭到報復，甚至攻擊。

我對此類攻擊有過親身經歷，其他幾位研究「法輪功」的獨立學者也未能倖免。此外，大多數研究機構開展研究要求經過倫理審批程序，但「法輪功」的「研究」不受此約束。「法輪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認的嚴格標準，他們在國際會議上提供的數據也不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進行收集。

基於「法輪功」的所謂「真相」，我與幾個「法輪功」成員進行了交談，他們於2016年8月在香港一個國際移植會議外分發《大紀元時報》，每次都說《大紀元時報》代表著「真相」。2017年，《大紀元時報》的總體目標是動員大量政治活動人士，招募境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和組織來支持他們的所謂「事業」。而所謂的「器官活摘」充當了便捷、高效、極具衝擊力的工具，推動著「法輪功」事業向前發展。

我不接受「法輪功」謠言的最後一個重要方面是，任何敢於質疑所謂「器官活摘」的人，都會自動變成所有人權活動人士的敵人、中國政府的合謀。這個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據我所知，質疑「法輪功」「器官活摘」謠言的移植專家，或批評「法輪功」教義的宗教研究學者，都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聯繫。「法輪功」的這些謠言之所以人人唾棄，是因為它們是虛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為它們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治理體系相衝突。

「法輪功」的受害者

雖然「法輪功」有意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但值得探討的是，對於「法輪功」這種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級領導層負有主要責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輪功」成員。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承受了來自「法輪功」領導層的高壓——即使遵守領導層的要求意味著可能違反中國法律並將受到法律制裁。

無論「法輪功」學員對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有何看法，但現在總部設在美國的「法輪功」領導層明確向中國境內的學員施壓，要求他們違法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也顯然不符合個體的最佳利益。「法輪功」不顧學員們面臨法律制裁的風險，不惜代價將他們塑造成「受害者」，以達到自己的政治宣傳目的。這些二級修鍊者出於對「法輪功」的盲目忠誠和奉獻參與政治活動，並相信參與政治活動有利於自己的修鍊提升。然而，當學員們參與政治活動時，三級領導層卻迅速逃離了中國，在美國重新定居。到了美國，再招募新的三級領導層來領導戰略轉型，成為一個政治活躍組織。三級領導層必須對二級修鍊者在中國的犯罪行為負直接責任。

最令人擔憂的受害者群體也許是「法輪功」信徒的家庭成員。2016年，我在紐約和中國台北與「法輪功」成員的家庭進行了私下交談，發現許多二級修鍊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親居多。他們聲稱，母親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法輪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輪功」成員將「放下執著」的教義解釋為放棄家庭，將愛、感情和歸屬感轉向「法輪功」。

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大肆宣揚，稱與家庭脫離關係不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與其他邪教不同，它不會公開譴責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卻說，他們的母親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庭的關愛。奇怪的是，似乎也沒有人嘗試將家庭成員納入「法輪功」修鍊中。這或許是因為家庭成員被視為執著和負累。因此，與僅僅拉攏家庭成員相比，「放下執著」在修鍊提升方面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他的「法輪功」母親拒絕與自己說話，因為母親懷疑他是同性戀（「法輪功」教義中禁止同性戀）。還有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她的「法輪功」母親責備她，因為她嫁給了外國人。對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來說，跨種族通婚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台北的「法輪功」家庭成員揭示了一系列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法輪功」學員拒醫拒葯——不僅是他們自己，也包括他們的孩子。「法輪功」拒絕醫學是眾所周知的，但拒絕為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譴責。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關愛和安全，而且還可能因得不到醫療直接受到傷害。

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法輪功」

在從准精神組織向政治組織過渡的整個過程中，「法輪功」作為受害組織的戰略定位始終沒變。「法輪功」登上政治舞台後，成千上萬的一級學員對政治激進主義毫無興趣，於是便離開了。留在「法輪功」的二級修鍊者成為了中堅力量，雖然人數少，但投入程度更高。2017年，除了「法輪功」這一名稱和幾條教義，組織最初的東西所剩無幾，而這些教義現在被操縱，賦予了這個新的政治組織截然不同的意義。

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西方政黨、政府和媒體組織，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爭辯和討論聲越來越大。作為對中國崛起的總體反應，「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的出現正當時，也為「法輪功」的有利報道提供了素材。適逢西方媒體機構預算削減，資源壓縮，難以開展長期調查性新聞報道，於是便未經任何驗證，就對一些「法輪功」的文件簡單「粘貼複製」。對於媒體宣傳來說，這既方便又廉價，一方面能夠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國內事務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法輪功」宣傳機器的一筆意外收穫。

外，「器官活摘」謠言還給「法輪功」吸引了不少同情者，讓這些人無償為其提供政治、宣傳和教義方面的諮詢。與此同時，這些顧問們則被《大紀元時報》大曬特曬，成為了「法輪功」的英雄。有一些年長的政客、律師和學者利用《大紀元時報》為自己積累反華活動的資本。雖然他們本身不一定有酬勞，但他們將法輪功學員變成自己的忠實粉絲，以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社交媒體上積累大量人氣。隨後，乘著這種大受歡迎的東風，再參加全球範圍內的有償演講活動——這筆賬不論怎麼算，其潛在回報都相當可觀。

「法輪功」是邪教嗎？

我在公開論壇上多次表示，我認為「法輪功」就是一個邪教。原因很多，但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的首要因素是：對任何敢於批評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該組織的態度和反應。「法輪功」向我的僱主提出了幾項正式投訴，還處心積慮地想讓我退出國際人體器官移植會議。「法輪功」不敢以正常且公認的學術方式，就他們的不同意見與我進行辯論，而是選擇了卑鄙的方式阻止我發言。他們的這種行為是我將其判斷為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輪功」領導層還將《大紀元時報》作為另一種報復手段——常見的做法是在《大紀元時報》或其他幾家「法輪功」網站媒體上發表抨擊文章，抹黑詆毀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他們的典型報復行為是，妄稱該學者沒有資格了解「法輪功」，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錯的。學者們在會議上遭到他們的侮辱質問，在公開場合被罵「愚蠢」，並在公開演講時被罵「沒人把你當回事」。「法輪功」這種尖酸刻薄的反應，再次成為他們邪教特徵的生動寫照。除此之外，這些攻擊通常還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過來。我本人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法輪功」及其支持者的電子郵件。

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法輪功」便可以攻擊任何人或組織，而如果攻擊失敗，也不會產生任何後果。然而，對於大多數專業學者來說，如果對一位學者的行為進行正式投訴，如果這個投訴最後被認定毫無依據，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能會嚴重損害學者的專業聲譽，也可能導致法律訴訟。然而，對於「法輪功」來說，卻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因此，批評「法輪功」的學者們知道，他們將不斷、反覆收到各種投訴，被要求對每一個投訴作出全面回應。對於所有批評「法輪功」的作者來說，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並已成為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探討了「法輪功」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策略來推行其政治議程，來反對中國政府或任何敢於公開反對他們的政黨的。儘管國際專家多次到訪中國展開調查，卻並未發現所謂「器官活摘」的證據，但「法輪功」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所謂的「研究」避開了倫理機構的嚴肅審查，因此，根據世界各地絕大多數研究機構遵循的協議，這些「研究」將無法發表。「法輪功」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媒體網路來傳播這一「研究」，鼓吹他們的議程。此外，他們還得到了西方記者和學者的支持，後者忌憚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作用日益凸顯。任何質疑「法輪功」「研究結果」的學者都會受到持續不斷的報復性攻擊，既有專門報復，也有個人攻擊。

但無論「法輪功」如何阻撓，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專家都將繼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儘管處理這些反覆投訴和抗議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也確實噁心人，但這隻會反過來激勵那些相信客觀真相而不是「法輪功」「真相」的人繼續前行，並與中國器官移植專家建立更密切的聯繫。

西方媒體界和學術界對「法輪功」的支持，更多的是為了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而非真正支持「法輪功」的謠言。因此，隨著世界適應全球新秩序，對「法輪功」的支持必然會減弱。「法輪功」已經好些年沒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新證據了。事實上，雖然他們慶祝鼓吹「器官活摘」謠言的書籍出版十周年，但這也證明了，除了十年前老掉牙的荒誕說法，他們已經沒有什麼新把戲了。

隨著中國器官移植越來越融入國際移植界，「法輪功」毫無根據的謠言也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國際移植界必須與中國持續合作，努力解決全球移植器官短缺問題，並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以利於所有需要及時獲得器官移植服務的患者。

「法輪功」的生存空間將取決於能否吸引新的年輕人加入該組織，尤其是年輕華裔。然而，它很難吸引更多的年輕新成員了。我與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進行了廣泛接觸，總的來說，他們似乎對「法輪功」不屑一顧。因此，「法輪功」無法成為一股可持續的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似乎特別質疑「法輪功」，特別是質疑其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法輪功」的規模會不斷縮小，並最終像之前的許多邪教一樣，在幾年內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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