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三灣改編時《伙食尾子賬》

紅軍三灣改編時《伙食尾子賬》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裡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裡記賬。

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志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里，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

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嘗試將「年度結賬」會計制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

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不同歷史時期又留下了重要的「伙食賬」。

三灣改編時的「伙食尾子賬」。

「伙食尾子」指伙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伙食尾子」津貼制度已替代了軍餉制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伙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后，悲觀情緒瀰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后，「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面，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制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伙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伙食」。

從伙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彙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伙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里，五六十號人只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裡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歷，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伙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伙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伙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伙食必須在伙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伙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伙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制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面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伙食尾子賬」：伙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伙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伙食費（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面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系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制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伙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后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伙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伙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伙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伙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伙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伙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伙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伙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伙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伙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里根本無餉可發的，只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伙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伙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制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伙食尾子賬」核算制度，官兵伙食費每天核定為五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伙食尾子」津貼制度，建立「伙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志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伙食尾子只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只得兩個半銅圓······」證明「伙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伙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里去吃喝」。就通過算「伙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污，讓連長退賠后，「把『伙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伙食賬后，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裡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后，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伙食尾子賬」。據曾志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只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只成立伙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伙食，算伙食賬，分伙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伙食尾子」津貼制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后保留的有效制度。

上井岡山後，在「伙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制度。據范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制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志。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伙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制，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制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在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伙食尾子」津貼制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伙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伙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伙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伙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佔領遵義后，全市商店顧客盈門。」「伙食尾子」津貼制度經過長征后，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制。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伙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伙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制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伙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伙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只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里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伙食尾子」平均津貼制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制。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制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伙食標準和我們的伙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伙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彙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只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伙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只好燒點辣椒，蘸鹽面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面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伙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麼？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伙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伙食，但毛澤東不同意：「伙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麼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伙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