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

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

毛澤東等進北京城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經濟崩潰、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統一處理全國經濟問題。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國各地區先後發生四次大規模的物價上漲，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為此進行了歷時一年的穩定物價的鬥爭，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經濟戰線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這場戰役的勝利，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延續10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的混亂狀態，建立起物價穩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為迅速恢複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49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一年，同時又是解放區財政經濟困難的一年。由於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和掠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到了1949年，財政枯竭，投機倒把猖獗，城鄉交通阻隔，原材料匱乏，產品滯銷，工人失業，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破壞，並出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1949年，全國已解放的地區出現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已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區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的困難要小得多，但是確實有困難，這主要是物資和兵員不足供應戰爭的需要，通貨膨脹已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而當時財政工作主要是由華北財委來負責的，華北財委是在統一了華北、華東、西北、中原幾地的財經工作基礎上建立的，它在協調和組織幾個區的財經工作中仍存在著實際的困難。許多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黨中央因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立中財委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由劉少奇起草，毛澤東審定，這個大綱指出了中財委的目的是「為了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並使各地方的財政經濟機構和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建立正確的關係」。《大綱》還要求：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並陸續建立若干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好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前的幾個月內，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建立之，並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委託，計劃並領導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央各財政經濟部門在財政經濟計劃方面應服從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應加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為委員；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應陸續設立中央計劃局、中央財經人事局、中央技術管理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等工作機構，此外，以現在華北人民政府各財經部門為基礎，應即陸續建立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交通處、燃料處、金屬處、紡織處、工業處、農業處、林業處、水利處和中央鐵道部等各中央財政經濟部門在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區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應建立財政委員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若干財政經濟部門，並在中央與上級財政經濟機關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就確定了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線的統一領導機構的地位。新中國建立后，它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誰來領導中財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陳雲。陳雲曾主持過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後來領導東北財經委員會，工作十分出色，穩定了東北經濟形勢。因此在新中國建立初急需懂經濟的人才的時候，自然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新中國的財經工作。在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確定大政方針的情況下，中財委作為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的指揮機構，在陳雲的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財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上海會議，研究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的經濟工作。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儘快實現財經統一，制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復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只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藉此興風起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后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面的鬥爭，幾經反覆，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面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面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只有以低價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