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原子彈者說強大是小米加步槍

造原子彈者說強大是小米加步槍

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槍》打敗敵人。這叫《強大》。

強國有原子彈，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可以自己造。這叫《強大》。

造原子彈者《寒春》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而來到中國的，她只是受到了一些紅色書籍的影響，只是受到了美國軍方不顧科學家的反對執意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刺激，只是帝國主義摧毀了她獻身核物理「純科學」研究的理想之後來中國尋找出路，只是來中國尋找自己的哥哥，她自己根本也沒想過會在中國待一輩子。

但是，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混亂，正是見識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捨不得離開中國！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麼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歷史所消滅。」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裡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裡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面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裡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一口拒絕提名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採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解衝突及建制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郵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志)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歷史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寒春和丈夫一起親自體驗了《小米加步槍》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把原子彈比作「紙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在戰略上對核武器的藐視。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採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採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當被問到：「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毛澤東回答：「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使毛澤東對原子彈有直觀了解的是1950年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觀看了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彈的紀錄片，他深有感觸地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戰略核武器不僅成為遏制對手的重要砝碼，也是軍事手段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表現形式。史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中國曾先後遭受4次核打擊威脅：

第一次，朝鮮戰爭期間。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大規模入朝參戰使美軍在朝鮮戰場遭到慘敗，引起了美國朝野的震驚和恐慌。惱羞成怒之下，杜魯門拋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原子彈。原子彈是美國掌握的一個重要的威懾武器。美國軍方更是一直主張「給中國人顏色看看」。麥克阿瑟甚至建議，投擲20―30顆原子彈轟炸中國，在中朝之間沿鴨綠江設置一條放射性地帶。他認為，採取這些行動，將嚴重削弱並大大抵消中國進行戰爭的能力，從而確保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勝利。

毛澤東在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時，已經作出最壞打算，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同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直接較量。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講到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時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後打敗你。對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你如果一定要那樣干，我們就跟上來。」這反映了毛澤東毫不畏懼任何敵人和任何困難的革命氣勢。

第二次，越南戰爭第一階段期間。1954年3月，3000法軍在奠邊府陷入越南人民軍重圍，法國將軍厄雷飛赴華盛頓向美國人求援。5月2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議，如果中國軍隊支持越南人民軍進攻河內，美國應立即用原子彈轟炸中國。

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1955年初，解放軍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后，美國認為解放軍將對金門、馬祖發起總攻，擔心美國可能會捲入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之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要求國會授權，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使用武裝部隊「保衛台灣」和「軍事上的外圍陣地」，並揚言必要時將使用原子彈。

第四次，解放軍炮擊金門期間。為打擊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部署，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開始炮轟大小金門等島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文寧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提出：「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5個機場各投一枚當量為7000噸至1萬噸的戰術核彈，觀察中國的反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要求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麼，《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同年3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麼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作為戰略家，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朝鮮戰爭中的較量，敵我武器裝備的懸殊，給毛澤東「可以搞一點」原子彈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劑。惡劣的外部環境，更促使毛澤東考慮加快發展原子能技術。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3年9月，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他們在華的全部技術專家，並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停止供應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這對於剛剛起步的中國核工業不啻是一次重大打擊。有些外國媒體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核工業已「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當蘇聯撤走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並沒有阻止中國追趕「蘑菇雲」的腳步，反而促成了中國自主獨立研製「兩彈一星」的歷史性轉折。1959年6月蘇聯拒絕提供援助后，同年7月，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經過兩年多時間研發，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百萬噸級的氫彈空投試驗。中國不但有了原子彈，而且製造出氫彈，當毛澤東的預期目標全部實現時，他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在毛澤東的幽默中，或許隱含著他既沒有忘記赫魯曉夫給中國發展核技術的壓力，也沒有忘記蘇聯科學家和人民給中國的巨大幫助。

新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兩個發展階段的任務。中國西部戈壁荒灘上的一聲巨響，使新中國從一個貧弱的國家成為一個獨立掌握核技術的國家。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包括《文革》時期這才是真正的強大。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槍》打敗敵人。強國有原子彈，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可以自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