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假如有醜陋的《反共的華人》在這個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國？當然，寒春到了中國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幫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裡，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歷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路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複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係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北京市昌平區的沙河大學城裡，有一塊面積不小的農田，在鋼筋水泥的現代化景觀中間，那一抹綠色顯得格外突出。這塊農田名叫「小王莊農場」，也稱北京農機試驗站，隸屬於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簡稱「農機院」）。它能在城市擴建中保留下來，要從在這裡工作過二十餘年的一對美國夫婦說起，他們就是兩位著名的國際友人：陽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農機試驗站（當時名為「沙河農機試驗站」）附近王莊村的一些麥地被圍起來，準備用於開發，遭到了陽早和寒春的強烈反對。經過商議，上級領導決定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並對農機院相關負責人約法三章：「第一，試驗站的農田未經批准，不許改變用途；第二，以後試驗站對外合作大項目，要和陽早、寒春商量；第三，試驗站這塊地要保住。」

陽早和寒春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為這個試驗站的重點成果—中試奶牛場，是由他們嘔心瀝血、精心打造的。這也是我國第一個自主設計並建設的機械化養牛場，對於推進農業機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義。

對於這對美國夫婦來說，中試奶牛場只是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歷中的一段。自20世紀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這個東方國度以來，從延安到瓦窯堡，從內蒙古大草原到陝西農村、再到北京城郊，他們懷著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國革命，在踏實、樸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終堅定地走在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長征路上。

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陽早於1918年出生在美國的一個農場，從記事起就打著燈籠在牛棚裡邊幫著大人擠奶。陽早的父親是被農場主收養的孤兒，年輕時當過煤礦礦工，參與過工會，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但陽早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愛德娜獨自一人撫養十個孩子，又恰逢大蕭條時期，家庭經濟十分困難。陽早靠勤工儉學讀到大學，最初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醫學，後來發現自己還是更適合做農民，於是轉入康奈爾農學院，並與寒春的哥哥韓丁成為室友。20世紀30年代，歐美國家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而蘇聯卻是高歌猛進、蓬勃發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美國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陽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還有中間派，兄弟姐妹們經常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展開激烈討論，爭執不休。陽早站在左派一邊，他從15歲開始就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對書中描述的蘇聯社會中「不允許高層幹部獲得高薪和特權」的內容很感興趣。

在大學期間，陽早結識了他在政治上的啟蒙者、韓丁的姐姐韓珍（Jean Hinton）。當時，韓珍受到身邊左派人士的影響，對美國和世界的政治問題很感興趣，並熱衷於宣傳進步思想。她常常來找弟弟韓丁，給他和陽早帶來華盛頓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進步書籍，其中就有埃德加 ·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讓陽早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韓珍還將一些活躍的美國左派人士介紹給陽早，在他們的影響下，陽早產生了參加更大範圍社會鬥爭的想法。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裡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裡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面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裡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陽早和寒春在延安

這次轉移行動非常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犧牲。那段時間，陽早一行人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跋涉。他們每到一處，就派人與當地的黨組織聯繫，獲取國民黨的信息並制定下一步行動計劃。

為了避開飛機大炮、電台測位儀，他們白天躲在窯洞、山溝里，晚上才能出動。一次，剛剛經過疲憊的夜間行軍之後，同志們正在村裡紮營，準備休息一下。但偵察兵的警報緊跟著傳來，全體人員必須立刻打包撤離。陽早和幾位同志在撤離隊伍後面負責趕驢，但是在過河的時候，一頭驢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發了瘋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馱著的補給包裹甩在河裡。陽早見狀立刻潛入水中，不顧安危地拚命撈取包裹。這一舉動深深地打動了農場的其他同志，從此以後大家對陽早這個大個子外國人更加信任，關係也更加親密了。

在六個月里，陽早一行人居無定所、風餐露宿，還要隨時與國民黨軍周旋。陽早由於食物缺乏而嚴重營養不良，但他還是頑強地跟著隊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線。

這段經歷讓陽早親身感受到共產黨的軍民一心、團結一致，親眼看到陝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有幸經歷了西北解放戰爭，在六個月當中，親見了什麼叫人民戰爭、什麼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確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敵的，這是因為他們依靠群眾。」

從此陽早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這種情感促使他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無私地奉獻終生。

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Joan Hinton）與陽早的成長經歷有很大差別，她出身知識階層，家族中不乏歷史上的名人，包括布爾代數的提出者喬治 · 布爾和著名小說《牛虻》的作者艾捷爾 · 麗蓮 · 伏尼契。寒春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從事教育工作。她的母親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發掘學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

寒春在母親的培養下形成了自信、樂觀、獨立的個性，而且勇於探索、勤于思考、善於動手。中國媒體往往形容寒春初來中國時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感，其實並不恰當。寒春最喜歡的恰恰就是經歷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全部過程，她對這種挑戰帶來的新鮮感和成就感充滿了熱情。寒春在美國時，經常連續幾星期在森林公園野營，需要自己搭帳篷、尋找食物和水源。所以當她來到一無所有的新中國時，並沒有受到艱苦條件的影響，反而找到了能激發自己興趣與激情的事業。對於寒春來說，在中國從事農機具的工作和在美國研究核物理沒有太大差別，兩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領域創造新的東西。

1945年8月在廣島、長崎爆炸的兩枚原子彈，這場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浩劫將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捲入其中，無數人的命運因它而發生難以預料的轉變，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與原子彈的密切關聯以及最後出人意料的人生轉折，讓她的故事富於傳奇色彩並且更加耐人尋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學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的寒春入選曼哈頓計劃，前往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寒春協助美籍物理學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 · 費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鈾的臨界質量的測量工作，這是原子彈研製工作中一個關鍵性的實驗。曼哈頓計劃完成後，寒春接受費米的邀請進入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邊雲集了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歐文 · 張伯倫、「氫彈之父」愛德華 · 泰勒等核物理領域的重量級人物，同學中不乏楊振寧、李政道這些未來的學術明星。可以預見，如果寒春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她的科研事業前途無量。

但當核武器首次用于軍事活動並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時，寒春開始意識到在純粹的科學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科學為誰服務」的問題。她積極加入科學家對軍方的抗議之中，參與了旨在爭取平民對原子能控制權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並跟隨協會到華盛頓進行宣傳、遊說。但是這些社會活動收效甚微，而且寒春發覺核物理領域越來越封閉，她申請的獎學金以及實驗所必需的某些試劑都來自軍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實驗物理的成果，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會被進一步改進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寒春獻身純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滅，她深受打擊，同時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還能做什麼。此時，在中國革命中幹得熱火朝天的陽早頻頻來信，反覆勸她來中國、來延安看看，信中描繪的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韓丁的幫助下，寒春向宋慶齡主管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申請物理教師的職位。拿到錄用函之後，她很快申請了護照準備遠行。寒春將自己去中國的決定首先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這才明白為什麼前一陣子寒春向他學習中文，她學會的第一句是「這是一支鉛筆」。後來寒春曾給楊振寧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我還記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現在我在教我的孩子們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裡，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1948年，寒春在舊金山搭乘「戈登將軍」號客輪前往中國，經過18天的漂泊到達上海。那時，解放戰爭的局勢已經日漸明朗，中國即將正式開啟新的歷史篇章，剛剛落腳中國的美國人寒春也從此開始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陽早紮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內戰時期國統區與解放區彼此隔絕，前往延安十分困難。寒春在中國的第一年是在漫長的等待和反覆失敗的嘗試中度過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圍已經解放，國共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進行最後的協商。恰好此時一群燕京大學的學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園，寒春就趁機混在燕大師生的隊伍中走出了城門。這時，她才第一次進入解放區，也見到了解放軍的風采，這令寒春格外激動。但是出城之後，寒春還是沒機會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著解放軍進了北京城。這一出一進之間，老北平已經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了。後來寒春曾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天整個城市都沸騰了！城門敞開著，解放軍正在進城，我便跟著隊伍走。人們向隊伍拋撒糖果，每個人都在鼓掌和歡呼，我被看作解放區來的一員而受到隆重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