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裔中國人二代繼續讚美共產黨

美裔中國人二代繼續讚美共產黨

這裡說的《共產黨》是指：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工廠》是指：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歷》。陽和平是第一代美裔中國人寒春、陽早的兒子，又是長子。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歷，他才逐步學會如何系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

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當工人：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歷》

陽和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歷》（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主流輿論一直宣稱毛時代的國企「大鍋飯養懶漢」、工人「干多干少一個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大力鼓吹產權明晰、監督機制和物質激勵，認為毛時代的國企就是因為缺少這三者，所以工人會偷懶、企業效率會低下。那實際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個具體的個案，幫助人們理解工人在什麼情況下才會想到要偷懶，以及偷懶的目的和實際需要又是怎樣形成的。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歷，他才逐步學會如何系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美國人權運動的沉寂和中國改革輿論的刺激，使得陽有了強烈的學習經濟學的願望，此後拿到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本文由訪談者老田綜合了陽在武漢的一次談話，後來又到北京進行追加訪問形成。

68年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學校來了，有個老工人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別參加那些派性鬥爭。年底就開始上山下鄉了，少數人開後門參軍走了，多數學生一批批動員下鄉，我也算是68屆初中畢業生，同學們多數報名去山西、內蒙，還有好多人去了陝西黃陵縣，但校領導不讓我下鄉。那時也沒有覺得鄉下很苦什麼的，草灘農場也是農村當然比一般農村好些，都還是能夠適應，也沒有想到前途怎麼樣，反正覺得同學們都去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員自己喜歡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認為別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讓我下鄉。學校不讓，我就去找區革委會，結果還是不批准下鄉，一直找到市革委會外事組還是不批。看來這種「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說周總理媚上，說毛主席權力欲，都是這麼「度」出來的。後來我的弟妹都讓下鄉了，去了安徽的茶場，這跟我的長期抗爭有一定關係，算是對他們政策開放一點。

最後把我分到光華木材廠，廠子在廣渠門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來的中央級企業，有3000多人，68年春節過後去上班。這個廠里造反派頭頭劉錫昌是九大中央委員，其實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領導人，是幾個知識分子，謝富治希望選拔出身好的老工人進去中委，這樣就選中了他。我去廠里的時候，劉已經不在那裡了，四人幫倒台之後他也跟著倒了，1983年整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他沒有去登記，聽說他對人講自己一生只入一次黨，還是有點骨氣的人。

那個時候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東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廠里搞了一段「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樣子，天氣還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歡用非常革命的口號和形式，把自己包裝起來，顯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圖撈點政治資本。跳「忠字舞」的時候，大夥兒都應付，但是有些「假積極」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滿意，但是都不敢公開挑戰。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我記得初中時有個廣播員說錯一句話，就被這種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評還不行，還非要開大會批判，硬說她是故意那麼講的。而早請示晚彙報那些東西，因為表面上很忠、很革命，也沒有人敢於正面對抗和反對，但私下裡都覺得他們無聊，認為這些人是轉移鬥爭大方向。還有段時間比像章大小，前門大柵欄一帶甚至還有像章交易市場所，一些人把鋁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飛機都沒有原料了，毛主席只好自己出來講話說「還我飛機」。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些「假積極」看到沒有什麼政治油水可撈，自己也不積極了，「早請示」搞了個把月的樣子就停下來了。

鬥爭方法和內容本身就是階級鬥爭規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這個為自己撈政治資本，二是用這種方式去打擊別人。工廠里那些真正有歷史問題的人，反而是老老實實、好好乾活，木材廠有個過去國民黨的兵，每次運動中間都挨斗，幹部特別喜歡打死老虎，其實就是轉移運動大方向，當權派盡會幹這個，是非常卑鄙的計謀，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護起來，這種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也反映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

除了那些短時間的形式化的東西之外，當時工廠裡頭學習很多，學習社論、政策和文件，還有參加四屆人大的憲法討論，討論四五計劃等等，這些我都經歷過。一般情況下，白班是下班後學習，晚班是班前學習，多由工段、班組組織進行。我在那裡趕上討論憲法和四五計劃，討論的時候，先是傳達五年計劃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是什麼樣子，然後就集中討論時候，大家想著怎麼樣發揮工廠的潛力，配合總的發展計劃，討論中時形成一個明確的感受：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在討論了國家大的發展方向時，也聯繫自己的工廠，還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國家哪些方面需要發展，工廠生產上有哪些缺環，工人為此提出好多技術革新建議。那時沒有多少貧富差距，國家發展了，理所當然會有你一份，討論之後都覺得發展前景跟你有關係。

我最開始是在八車間，生產貼面板，有了貼面板，就可以把碎木頭粘在一塊，然後表面貼上整塊的貼面板，看起來好看。貼面板是由好幾層牛皮紙侵膠后壘成模板，送進熱壓機裡頭，控制壓力，蒸汽控制溫度，壓多長時間，也得熟悉機器的特點，掌握機器的脾氣，大概學幾個月就可以了，不像車工始終有個熟練程度問題。壓一次幾十分鐘，然後換一次，一個班要換個七八次的樣子。換完板子之後，就到休息室里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開嗓子唱紅燈記類的樣板戲的，我挺懷念那個時候。

當時學習抓得很緊，每天都有，班前要學習一兩個小時，家裡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覺得是個負擔，希望快點回家。八車間這時整改作玻璃鋼，是一個軍工產品，我和表姐兩個外國人和另外一個華僑調出去了，1970年把我調去五車間。到了五車間之後，領導告訴我說：你可以不參加學習;我說我要參加，他很強硬地說：你可以不參加。這簡直氣死我了，實際上他們是不想讓外國人參加學習中央文件。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主席說不要上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提倡讀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書，還是不讓我參加，我就自己去買來自己啃，最近我還找到當年買的《反杜林論》，書頁里的道道都還是那時划的。當然還買了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還有《資本論》，第一卷沒怎麼看完，這次的學習跟初中時學習「一分為二」和批判「合二為一」聯繫在一起了。因為幹部硬是不讓我參加學，我就非要跟他較勁，自己努力學。當時學的東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國之後，這個「馬列」的「流毒」硬是肅不清，資本主義的一套邏輯就是沒有說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樣，我表姐卡瑪也學了，她回美國后的思想變化就很徹底。

普通工人不僅學這些原著，還要學文件，下來的時候有時說今天學了什麼什麼文件，但是不能告訴你。許多工人學習實際上不積極，組織學習又必須參加，有點無奈，也有的有怨言，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為不願意學習和參加會議，結果在不知不覺中間喪失了主人翁地位，變成了今天的雇傭工人。早先自己不學習提高，最後就不得不想著怎麼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廠管理中間，鞍鋼憲法當時講的很多，我看還是有不完善之處，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變所有制內容還不夠，還有人與人關係的內容，特別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這光靠鞍鋼憲法還不行，領導層是怎麼來的，群眾組織是個什麼地位，大字報的作用和地位怎麼樣，這些在鞍鋼憲法中間都沒有得到解決。文革期間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幹部，需要有群眾推薦，經過群眾審查同意，群眾可以通過大字報或者辯論方式批評幹部，這都是鞍鋼憲法所沒有的新內容。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裡，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只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要是領導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廠里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中國歷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工人民主參加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當時我們工人都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所以敢提意見、寫大字報，雖然當時幹部缺少挾制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干起活來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

蘇聯的「一長制」還是列寧提出來的，當時因為要從無政府主義狀態中間奮鬥出來，而鞍鋼憲法與「一長制」和馬鋼憲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拉近了幹部與群眾的距離。在光華木材廠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鋼憲法辦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美國工廠里，工人看到老闆來了精神很緊張，但光華不一樣，幹部來了工人該幹嗎還幹嗎，聊天的繼續聊天，看報的繼續看報，甚至還反過來說幹部：哎呀，好久都沒有看見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點脫離群眾，幹部反而要反過來作解釋，說是什麼原因才這些時沒有下車間來，就跟作檢討似的。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有點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工人不怕幹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表現積極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員完全掌握著你的工作機會，那是非常大的權力。

當時工廠裡頭的問題，往往還等不到大字報出來，平時在會上就提出來了，迅速就解決了。提什麼意見的都有，但人身攻擊的少，大多數人還是通情達理的。有個特別能說會道的同事，俏皮話特別多，一串一串的順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還有一個同事外號「大石頭」，他是一個對什麼都要發表意見的人，腦子裡儘是點子，廠里和車間的領導特別煩他，領導安排生產他老是有不同意見;工作之餘還組織球隊比賽，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活動家。他有次提出在熱壓機那裡搞個升降機，以減輕體力勞動強度，過去車間主任也干過這活兒的，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不太熱心，因為大石頭老是提，後來職工開會時討論通過了他的建議，這樣就得按照他的意願搞。當時工人地位高，有發言權，幹部姿態低，脫離群眾、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錯誤了，工廠內部幹部與工人距離很近，雖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麼規定執行，但實行的就是鞍鋼憲法規定的那些東西。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議，生產環節整改之後就更合理了，工人確實感到是企業的主人，不需要另外製訂一套制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時也有工人抱怨說，工資老是不漲，再就是對幹部作風有些意見，偶爾對某個領導說點牢騷和怨言，雖然有這些意見，但都沒有對工作態度造成太大影響，你觀察他幹活都還是很負責的。畢竟在工廠工作，投機偷懶的機會太多了，但沒有多少人用這些機會，跟後來美國的工人一對比，就覺得光華那些工人都屬於「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機會偷懶。當時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個星期換一次，好不容易適應過來，就又換過去了。不過，要是一個月倒一次的話，習慣就更鞏固了，更難倒過來，只有一個車間組織了一幫人專門上夜班，是固定的。大的制度變革，那時候要經過大辯論，很多工人也是習慣成自然，我發出倡議希望改革這個倒班制度，但沒有多少人響應。除了舊的習慣勢力確實比較厲害之外，從上往下看，確實需要一個按時的規定，判斷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這體現了個人與全局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