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窮人們的軍隊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窮人們的軍隊

《軍隊》，屬國家中的《重器》。歷來為資本掌握，也是為資本服務的。窮人們歷來是一盤散沙，中國的幾千年，世界的幾千年，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盤散沙。今天的中國，今時的世界，看中東，望加沙，都是一盤散沙。窮人們沒有《軍隊》，也不配有《軍隊》。以致窮人們在戰爭來臨時只有《逃》《躲》。《逃》不了的，《躲》不了的，只有被《殺》，去《死》。帝國霸權法西斯國家恐怖《軍隊》打來時，先」通知一下請離開「就可以了，沒離開的被炸死是活該。就是因為窮人們沒有自己的《軍隊》。

中國上世紀的窮人們很幸運，有了毛澤東共產黨就有了《中國工農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窮人們的軍隊》。

當年，毛澤東提出這些問題后，瞿秋白說：土地問題黨無一致的意見，「五大」討論了，決定「耕者有其田」，這五個大字「什麼問題都可包括了。」這說明瞿秋白沒有下去過，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實際問題。共產國際代表接著說，此問題用不著再討論了，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這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毛澤東不同意，他說現在是我們要到農村中去，對這個問題一定要有個明確的回答和規定。由於國際代表說了，會議就沒有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規定。

從這裡可以看出，能不能提出問題，提什麼樣的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人了解實際多少，接觸實際深淺，有多大的水平。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八七會議上決定要搞秋收暴動，但怎麼搞只有大的設想，並沒有具體規定。要搞暴動，非要軍事不可，沒有正規武裝配合是很難成功的。所以，秋收起義時，毛澤東不僅組織了《農民自衛軍》和《安源工人糾察隊》，還組織了盧德銘《警衛團》。毛澤東主張我們應有一部分從國民革命軍過來的正規武裝參加。沒有這些，光是農民拿的梭標，能行嗎?

毛澤東當時反覆強調要有兵力的護衛。 毛澤東非常清醒、很實際，搞起義沒有一定的武裝不行；就是起義成功了，沒有兵力也無法保衛自己的勝利成果。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走在他人的前面，與其經歷不無關係。 毛澤東做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在馬日事變后又在湖南的白色恐怖條件下做了一些鬥爭，這麼豐富的經歷在黨內是不多的。在八七會議上他就講，對於農民問題，未下去之前，對中央不妥的決議，無由反對。可是到了湖南呆了三十多天，考察了農民運動以後，我就有實際根據提出意見，向中央寫報告。他說「我的意見是農民指揮我成立的」。

秋收暴動原計劃是打長沙的，中央計劃是全省開花。八七會議后，中央決定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同新任命的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一起去湖南，組織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到湖南后，毛澤東強調了兩點：

一是主張「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這樣組織領導農民搞土地革命才有保障。

二是認為全省開花不行，堅決主張縮小發動暴動的範圍，提出以長沙為中心發動湘東幾縣的秋收起義。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會決定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實踐證明，不要說打下長沙，就連瀏陽、醴陵這樣的縣城也拿不下來，起義軍三路先後受挫，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開前敵委員會，分析了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提出放棄直取瀏陽、攻打長沙的計劃。雖有不同意見，會議還是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會後，毛澤東率領隊伍向羅霄山脈進軍，從而將他提出的上山思想付諸實踐。因為他感到一時難以攻打中心城市，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是統治階級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

在進軍途中進一步了解羅霄山脈中段那裡原來就有黨和群眾基礎。王佐、袁文才的土著軍隊既然可以在山上搞割據，我們也可以搞割據。這說明毛澤東善於從實際出發，及時總結經驗，審時度勢，比較靈活，有可能就去爭一下，寧肯冒點險也去爭一下，不行就回來，決不去硬攻硬拼。

上井岡山後

上了井岡山可以說是一個從城市到鄉村的轉折起點，有重要意義。但上山後，能不能站住腳是首要問題。工農革命軍上了山，但群眾並不知道你是什麼隊伍，還要看你的行動。老百姓是最講實際的。

因此毛澤東就規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對於紅軍能不能受到群眾的擁護，能不能站住腳是很重要的。它是區別人民軍隊和任何剝削階級軍隊的本質所在。

關於這一點，它直到今天還具有現實意義，應同現在的黨風問題聯繫看，學習歷史經驗就應對指導現實有作用，不然，不如不學。

三大紀律中有一條最早的規定是「不拿群眾一個紅薯」，後來改為「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現在叫「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是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最早規定是不拿群眾的一個紅薯，這就很實際，也是老百姓最易懂。當時井岡山上的老百姓都吃紅薯，群眾看你連一個紅薯都不拿，第一個印象是「秋毫不犯。」三大紀律下面有「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六項注意。這些規定一貫徹，群眾心裡就很清楚了，毛澤東帶領的軍隊是愛護人民利益的子弟兵，與已經看見過的軍隊不同，很自然地會受到群眾的喜歡和擁護。他們會像看見一件新鮮事一樣，奔走相告。所以，這是上山後能否站住腳的首要問題。

第二是提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這和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不一樣，和蘇聯紅軍也不一樣。當時我們沒有經濟來源，當了兵不僅要打仗，還要籌款，做群眾工作，到古田會議明確規定為要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紅軍如果離開了群眾，像魚離開水一樣，就不能生存。那時的環境是多麼艱苦，鬥爭多麼殘酷啊!可是群眾不僅不疏遠你，躲著你，而且把你當成親人，掩護你，保護你，送茶送飯送水，這就贏得了群眾，贏得了民心。因為群眾親身感受到你是為他們謀利益，而不是謀私利的。這是我們黨的本質，也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應當永遠發揚。

第三是黨的建設。對於黨的建設這個問題，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及共產國際是很擔心的，總認為以城市為中心，在工人發展黨員，才是無產階級的，才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工農紅軍到了農村，農民成份的黨員多了，就會變成「農民黨」。這是在黨的建設問題上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裡，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如何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問題。當時的黨中央及共產國際對此有些擔心，不無一定道理，但是他們的思想是形而上學的，固守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模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澤東考慮的是從中國條件出發，如何在大多數是農民出身的黨員的情況下，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首先，他在組織上提出「支部建在連上」，把工農革命軍建成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這從三灣改編就明確提出了這一點。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其次，提出從思想上建黨，就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強調要用馬列主義教育廣大黨員，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並在艱苦鬥爭的環境中來考驗。有了這條，才能開闊視野，懂得為整個革命事業，而不是為一己私利，不是只為農民的眼前利益奮鬥。

毛澤東在1928年寫的《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有過生動形象地描述。他說在農村的條件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對他們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那麼怎麼辦呢?毛澤東指出辦法是三條，

一條是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因為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同時也注意吸收工人成分。

另一條是在實際鬥爭中改造思想，例如打破反革命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

第三條是紅軍的物質生活是那樣菲薄，戰鬥又是那樣頻繁，為什麼仍能維持不散呢?原因是除了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現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概括說來在那樣既艱苦又戰鬥頻繁的農村條件如何建設無產階級先鋒隊，主要是三條，首要一條是加強思想教育和改造，一條是長期實際鬥爭的考驗和改造，一條是民主主義制度的實行。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建黨的一條極端主要的歷史經驗，也是我們黨的一條好的傳統。今天條件變了，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條仍有其現實意義。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過程中，一手硬一手軟就不行，越是改革開放，越是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是根據地的建設。根據地的建設有兩個內容，一是政權，一是地方武裝的建設。毛澤東主張，除了搞好正規軍以外，還要幫助地方武裝發展。對於這個問題，紅四軍的領導人在看法上不甚一致。我們看陳毅在紅四軍七大後向中央的彙報，其中特別講到這點。

毛澤東主張軍隊的黨要幫助地方黨，軍隊的武裝要幫助地方的武裝，還講到要給地方撥槍。因為正規軍的任務是流動作戰，一旦部隊有任務開走了，這裡的地方武裝沒有發展起來，根據地就有失掉的危險。當時，紅四軍的領導層對這個問題在認識上是有分歧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有人民戰爭的思想了。 人民戰爭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黨史上是有過爭論而經過革命戰爭實驗的檢驗，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的指南。

不過從紅四軍領導層的分歧看，除了上面談到的在根據地建設上有分歧外，還有1928年湘南八月失敗問題。為什麼會有八月失敗?實際上是符合了二十九團的家鄉觀念，因為二十九團主要是湘南的農民，當時他們中有一種回鄉情緒，想回湘南去，對此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是不主張他們回湘南的，作了一些工作，沒有作通，這和當時其他領導人的態度有關。

有的材料說，當時朱老總也不同意，但當二十九團走了，他沒有辦法，只好跟著去了。 實際情況是，當時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經來到井岡山傳達省委的命令，要去打湘南。朱老總認為現在雖不馬上去湘南，但去湘南是對的，實際上主張去湘南。這一分歧的實質，是要不要建井岡山鞏固的根據地問題。

毛澤東認為我們應先把井岡山這塊根據地鞏固下來，先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然後再波浪式的向前發展，最後形成對中心城市包圍的局面。這個戰略思想對毛澤東來說是明確的。但那時紅四軍的其他領導人，還不能完全理解這個戰略思想，仍受朱毛會師前的習慣做法的影響，主張打游擊。

這就像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批評的，這裡流動游擊一下，那裡流動游擊一下，這裡群眾發動一下，那裡又發動一下，沒有鞏固的根據地。毛澤東認為這樣不行，在中國搞武裝鬥爭，必須要建立一個鞏固的根據地，然後不斷地向外發展。

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不是說朱毛之間存在分歧的問題，而是說明這種分歧也是認識問題。兩位革命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對一些問題在認識上發生分歧是自然的，親兄弟還會有不同意見，何況是領導一支當時最大的工農紅軍的兩位最高領導者，而且還有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導思想的影響。

「九一三」事件后，陳毅同志在揭發批判林彪時曾提到過這段歷史，他說，毛主席在井岡山以及在贛南閩西時就講，馬列主義只規定了一般的原理，包括共產國際的一些決定，具體怎麼搞，還得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這實際上是毛澤東所主張和堅持的，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

馬列的書本里只規定了一些基本東西，如武裝鬥爭、武裝起義等，但在中國具體怎麼搞，是不是就只能搞城市起義，實踐證明不行。

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農村根據地里，從軍隊建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一套東西。

當然，上井岡山之後，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紅軍能不能發展起來，根據地能不能長期存在和發展下去的問題，即「紅旗到底打得多久」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毛澤東對此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了正確的答案，才使紅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農村革命根據地也逐步發展起來。在這個基礎上不斷總結革命鬥爭實踐經驗，逐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這個唯一正確的理論。這一點，歷史已作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