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是打著國民黨旗幟

《南昌起義》是打著國民黨旗幟

在《南昌起義》的時候，還是打著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說要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起義》目的是脫離蔣介石，在《南昌起義》的隊伍里以共產黨員為主，中國共產黨還在搖藍里，《南昌起義》的將領們還穿著北伐國軍的制服，所以國民黨旗子還要的。結果失敗了。

《南昌起義》失敗之後，起義軍四處逃亡。可是，中國共產黨自從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就徹底的不一樣了，毛澤東率先提出了《放棄》國民黨的旗幟，《舉起》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紅旗。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當時的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決定放棄的。

毛澤東上山前的1927年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突然向共產黨發起血腥進攻，昨天的同盟者，一夜之間成了敵人，全國一片白色恐怖。

魯迅先生對此有個描述，他說：「在『清光'以後的黨國里，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

在此情況下，人們憂慮、彷徨，更有甚者脫黨、投敵。

毛澤東作出了上井岡山的選擇，是國民黨蔣介石把毛澤東「逼上梁山才上井崗山的」。

1945年8月毛澤東在談到這段情況時說過：「此人歷來是不知感恩的。蔣介石是怎樣上台的? 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是蔣介石把我們逼到農村去的。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次講演中說：「為什麼我們上井岡山呢?因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麼法子不上井岡山，打游擊戰。因為要實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便是反帝反封建，我們就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這旗幟不准我們在城裡插，就到山頂上去插，永不放下。」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客觀事實，但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認準了上山這條路的。 當然，毛澤東的話是籠而統之講的，具體每個人在思考今後的革命之路怎麼走，答案確實有所不同。這從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發言看得很清楚。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張。陳獨秀說：「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辦法是到國民黨部隊中「當兵」，以待時機。張國燾提出脫離共產黨，可以上山「搶富濟貧」。共產國際代表和瞿秋白則主張進攻城市。毛澤東與眾不同，堅決地主張在黨領導下的武裝上山，這樣「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如果我們黨手裡「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可見，這時毛澤東已注意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教訓，已敏銳地看出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會搞陰謀「事變」，要我們黨做準備。毛澤東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當時形勢的最高認識和科學預見。

應該說，上山思想在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這顯然是一個突破。他能夠比較超眾地提出這個思想，得益於什麼呢? 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有這樣高的認識，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來自他對當時國情的調查研究和分析，來自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來自他對中國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這從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兩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山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應當把毛澤東提出上山思想同他的兩篇著作聯繫起來研究，就會理解的更深些。當然，不是說這時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已經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完整的思想體系，那是以後的事。由提出上山思想到工農武裝割據再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理論，在他領導革命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形成起來的。

具體地說，毛澤東有三個突出特點：

第一，毛澤東能夠正確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主要表現在黨的八七會議的發言中，他在會上的發言雖然不長，但卻抓住了要害。他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主要有三點：

(1)是我們同國民黨合作問題上沒有去爭領導權，他說，國民黨本來是個空架子，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孫中山認為如果國民黨不增加新的血液就沒救了，所以才要同共產黨合作，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式。合作后，我們本來應該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但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思想準備，不敢大膽地做改造國民黨的工作，處處遷就國民黨右派，一再妥協讓步。為什麼這樣呢?毛澤東分析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這個分析既通俗又深刻。

(2)是關於農民問題，毛澤東指出，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組織也要革命，但陳獨秀領導的黨中央就不同了，不僅聽不進要革命的意見，反而「跟著許克祥走了」，限制農民運動。他說，我們要真正搞國民革命就必須領導農民堅決搞土地革命。因為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如果不把農民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不可能勝利。後來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始終特別注意這一點。今天有些台灣人在談到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時，他們也提到台灣有些人特別佩服毛澤東能把中國眾多農民發動起來，解決了土地問題，就把蔣介石打敗了。他們的立場同我們不同，但他們在研究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時，認為還是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發動了農民。發動農民的要害就是實實在在地解決土地問題。

這一條，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著重地提出來了，而且要明確規定對農村各階級、階層的政策，而其他人的發言中就講得不夠。(3)是武裝鬥爭問題，我們黨是幼年黨還不懂得自己直接掌握武裝的重要，是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之一。中國的條件和歐洲是不同的。歐洲的黨還有些合法鬥爭的條件，中國就沒有。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一句名言，即「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他在會上講，我們過去還批評孫中山專搞軍事運動，其實在這一點上還不如孫中山和唐生智，他們都是靠槍杆子起家的，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一個理論，認為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應該資產階級來領導，我們只有等待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實際上是拿歐洲的模式來套。毛澤東堅決搞武裝的主張對八七會議決定建立工農革命軍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澤東堅定地為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而鬥爭。大革命失敗了，全國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這是考驗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關鍵時候。在極其險惡的條件下，我們黨的隊伍中的一些人經不起考驗，有的消極悲觀，有的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退出共產黨的聲明，向敵人懺悔，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出賣黨，出賣同志，成了可恥的叛徒。但是，真金不怕火煉，真正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嚇倒。

夏明翰在臨刑前寫下的詩中豪邁地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確實是這樣。不少人在這樣時刻，勇敢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表現很出色，他毫不畏懼，堅決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忘我奮鬥。這是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他十分贊成黨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即認為儘管大革命失敗了，但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所說的矛盾，一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沒有解決，還有反帝的任務；一是封建勢力和人民大從的矛盾沒有解決，這是反封建的任務。有兩大矛盾存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一定會興起。

因此，中央提出要繼續為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當時中央開會分工，曾提出讓毛澤東留在上面，毛澤東說，我要去做「土匪」工作，拿起武器，組織工農革命軍，上山搞工農武裝割據。

當時的中央曾實行緊急疏散，派毛澤東到四川去，毛澤東沒有同意。他堅決要求到湖南去搞武裝起義。到了湖南，他本來應當留在省里，可又跑到下面去，拉著隊伍上了井岡山。 與此同時，中央還向他徵求過意見，要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表示不去。總之，他堅決要去組織工農，用他自己打比喻的話說，去做「土匪」工作，實際是到農村搞工農武裝割據之意。

當時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舉行武裝起義，是沒有不同認識的。但用什麼辦法，具體怎麼干，實際上還是有分歧的。要建立自己的武裝，舉行武裝起義，搞土地革命，八七會議是明確的。一句話，要不要掌握槍杆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在認識上可以說是一致的。 

但是，用什麼方式實行武裝反抗、走什麼樣道路，在認識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確的。毛澤東在8月9日會議的發言中提到他起草的《湘南暴動大綱》，這是一份需要很好研究的歷史文獻。在「大綱」中，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佔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所聯絡；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穩定之統治更趨於不穩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為全省農民暴動的先鋒隊。(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達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9日發言還進一步指出，萬一失敗，就「應上山」。

這是毛澤東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這個「大綱」是經中央批准的，但當時中央的計劃與此不同。

第一，中央原來指示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是全省的，把全省劃為三大區同時舉行：以長沙為中心發動湘中暴動，以衡陽為中心發動湘南暴動，以常德為中心發動湘西暴動，然後奪取全省政權。中央的這個計劃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澤東是以靠近山區的汝城縣為中心，進而佔領幾個縣，實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區域，逐步實現奪取全省政權，並準備上山。

第二，當時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義作為幫助湘鄂贛粵四省暴動的軍事力量。毛澤東強調的是湖南的秋收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這樣看來，毛澤東的認識比其他人的認識要高一些。當然，這時毛澤東還沒有上井岡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為中心，萬一失敗就上山的思想，這同他領導秋收起義失利后很快率隊伍向羅霄山脈進軍不無關係。

從中央的分工來看，當時中央工作的側重點，或者說傾斜度，還是傾向於城市暴動，偏向於爭取正規軍起義。 當時的中央就是這樣認識的。南昌起義時還是打著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說要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就不一樣了，他率先提出放棄國民黨的旗幟，舉起自己的紅旗，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決定放棄的。

儘管毛澤東同其他老一輩共產黨人一樣，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他是一心為公的。當時，瞿秋白在黨內一次會上說：我們黨內唯一有創見的是毛澤東。應該說這句評語，很有見地。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那樣白色恐怖的條件下，勇于堅持自己的信念，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鬥，是不怕一切的。如果沒有這一條，其他什麼都說不上。當革命處於低潮時，那些真正的共產黨人、革命者，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戰鬥，是多麼高尚而可貴的品格。

正像後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講的；「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多麼形象地描述了大革命失敗后的情景呀!

第三，毛澤東注意社會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因此，他看問題、提問題比較務實。八七會議在討論《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時，毛澤東提出的意見說，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一定要把大、中、小地主的標準明確起來。

為什麼毛澤東能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因為他到湖南農村考察時，已經注意到要發動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就需要定出政策標準。對大地主的土地堅決沒收，沒收中等地主的土地也沒有問題，對小地主怎麼辦?實際上他認為中國的南方同北方的情況不同，在南方，「困難的是在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還有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他提出現在農民要向富農進攻，那麼我們應怎麼對待富農，政策怎麼訂。

毛澤東提出這些問題后，瞿秋白說：土地問題黨無一致的意見，「五大」討論了，決定「耕者有其田」，這五個大字「什麼問題都可包括了。」這說明瞿秋白沒有下去過，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實際問題。共產國際代表接著說，此問題用不著再討論了，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這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毛澤東不同意，他說現在是我們要到農村中去，對這個問題一定要有個明確的回答和規定。由於國際代表說了，會議就沒有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