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取得基本成功。對於這場社會大變動,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熱烈歡迎,但也出現一些激烈的反對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右派」的觀點。於是,有人就質問毛澤東:「你們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況吧?」毛澤東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麼不合情況?。」毛澤東說:「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
毛澤東逝世以後,有一段時期,這樣的質疑聲又在媒體上大量出現。這些質疑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姿態出現,批評毛澤東這種"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態度」來進行階級分析,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界定,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他們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怎麼可以以「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來劃分階級呢?這些文章引經據典,大段大段摘引經典著作里的文字來支撐他們的批評。
其實,類似的情況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時候,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事情,許多人都自稱「社會主義者」,尤其正在尋找救國之路的知識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當時的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首先在怎樣進行中國的階級分析這樣一個基礎問題上遭到很大的困難。按照《共產黨宣言》,「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社會總人口中都佔少數,主要是農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一起佔了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按照經典的觀點,農民階級雖然是被剝削階級,但它屬於落後的生產關係。這樣,許多學者就被一個難題所困擾:要麼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要麼找不到符合馬克思經典理論所說的革命力量。中共建黨的第一任書記,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之一——陳獨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不能作為一支獨立的革命力量發揮作用,中國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中國革命必然依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合作,並以資產階級為首;只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無產階級才能成熟起來,產生新的革命要求。陳獨秀這種觀點的邏輯結論,只有一條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毛澤東是怎樣來對中國社會作階級分析的呢?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段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在這裡,敵人是很明確的——「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中國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而革命的動力呢?毛澤東不是拘泥於經典著作,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以「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為分析的依據。這裡所說的「經濟地位」,主要指受壓迫剝削所造成的貧困程度,而落腳點則在「對於革命的態度」。他從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下的極端窮苦,看到了他們強烈希望改變現狀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民,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的結論。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曾經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駁倒了所有這些質疑和指責,毛澤東被公認是在理論上為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創時代的貢獻。
那麼,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之後,又該如何進行階級分析呢?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尚未具體涉及的問題。
作為列寧繼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就宣布蘇聯消滅了階級而成為無矛盾的社會。一旦面對實際發生的矛盾,他就以國外間諜論罪。一些理論家引用馬克思,列寧對「階級」的定義,認為階級區分最根本的和具決定意義的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既然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麼剝削階級也就不復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到了赫魯曉夫時代,連資產階級的殘餘及其子弟也早就沒有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自然就提出來了。
然而,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種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這種鬥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澤東把是擁護還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態度來劃分人群,他說:「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毛澤東這次對不對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能解決的問題,很長時間裡人們對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七十多年歷史並已躍升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大廈倒塌的轟然一聲,才給這個問題做出了歷史的回答。哪裡有什麼「全民國家」,人們看到的,是原先 「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哪裡有什麼「全民黨」,連蘇聯共產黨也被宣布為「非法」;至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則完全被私有制和寡頭經濟所取代。
探討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的許多論斷都得到了驗證。有些人對毛澤東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不以為然,但是,據原蘇共老黨員利加喬夫的反思,在蘇聯演變過程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場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捲整個公眾輿論」,「極右派報刊描繪出來的歷史不是成績和錯誤的多維矛盾集合體,而被全部塗上灰暗的,甚至骯髒淫穢的色調。按照這些報道的觀點,我們的過去從未有過美好的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忍受著折磨,沉溺在災難之中」。這些赤裸裸地歪曲歷史的言論「使人著魔」,「群眾的思想開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縱」。正是這種輿論戰開啟了蘇聯的劇變、解體之門。(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這個情形為毛澤東所說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作了最生動具體的註釋。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並不違背馬列經典著作關於階級的論述,因為這種鬥爭最終要導致經濟基礎的變更,由社會主義所有制重新回到資本主義所有制,整個社會重新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的階級對立狀態。其實,列寧也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產階級的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即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批評毛澤東「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的一些人,認為這個分析法是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根源。其實,這種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顛倒了,毛澤東這樣做,恰恰是基於他的一貫思想——「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歷史上,曾經有過一種「中間勢力危險」理論,其源於俄國革命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判斷。俄國十月革命后,以沙皇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崩潰,而資產階級則由於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過的積極作用而矇騙了一部分群眾,並據此同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黨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勢力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當時佔據中共領導地位的一些人,機械套用蘇聯革命的做法,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不僅把資產階級整個列為敵人,甚至還提出「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以及在農村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極端政策。毛澤東反對這些錯誤做法,一再強調「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結果使得中國革命陷入幾近全軍覆沒的危險境地。毛澤東在成為全黨領袖之後,就更加註重對社會各階層,包括敵方陣營,進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毛澤東不僅把資產階級區別為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還把「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同時把「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列為「地主階級的左翼」,作為可以爭取和團結的「中間勢力」。(毛選第二卷:《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就是在與「中間勢力危險」理論的鬥爭中,構築了作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為革命戰爭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大軍。
中國革命勝利之後,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大變動時期,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就成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新課題。毛澤東採取贖買的辦法,在和平和穩定中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沒有造成社會的動蕩,還實現了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這種做法,曾被國外及黨內一些人懷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澤東則回應說:「最後把資產階級化掉,如何可以說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澤東之所以採取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其根據就在於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鐵板一塊的敵對力量。基於歷史上的盟友關係,毛澤東誠懇地對他們說:「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毛澤東多次召開與民族資本家的座談會,給他們講清「階級要消滅,個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勵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共同目標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下,「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澤東還主張擴大資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逄先知:《毛澤東傳》)
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確實依然強調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這是不是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了呢?這種鬥爭,就其性質和可能導致的結果而言,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將最終決定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個前景前面作何種選擇。如果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了,那麼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澤東這一判斷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已被後來蘇聯劇變的事實所驗證。但是,毛澤東又一直在說,這一類階級鬥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少數敵我矛盾,主要指現行破壞活動)。而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早就說過,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只能用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毛澤東認為,共產黨進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主要任務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引導和教育群眾,他說:「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四清」運動就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要抓階級鬥爭后在全國發動的一場宏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開始毛澤東就講明,四清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鬥爭」。在專門研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快要結束的那一天,毛澤東徹夜未眠,天一亮就急著把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找來,反覆叮囑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亂了。對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整個四清運動,毛澤東都嚴格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不要搞到工人當中去」,「民主黨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對待犯錯誤的基層幹部,毛澤東也主張用「洗溫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護大多數,實現對群眾和幹部的兩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還說,四清運動不僅要依靠貧下中農積極分子,而且要「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願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餘、富農分子」。在這裡,毛澤東又一次運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說:「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貧代會,「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逄先知:《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可見,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從實際出發,防止打擊面擴大化,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擴大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群,以孤立和打擊對社會主義威脅最大的敵人。
什麼是危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最危險的力量呢?毛澤東認為,是掌握著大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權,而又脫離人民、高踞於群眾之上、謀取官僚特權而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這樣的人,權力越大,危險性就越大。毛澤東鄭重地告誡全黨:「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就會變顏色」。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同樣在蘇聯解體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驗證。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發表了他對蘇聯解體過程的調查結果,指出,原蘇聯親資本主義聯盟有四個主要群體——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人業主、黨國精英(即原蘇共黨內實權人物),而新的資本家階級的絕大部分,出自這個黨國精英集團。俄羅斯100家最大私有企業的創辦者中,有62%是這一類黨國精英。(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至於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之流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則早已人所皆知。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屢遭質疑而又不斷為歷史所驗證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在他自己最喜愛的著作《實踐論》里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是說,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包括一切人類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而是為了「改造世界」,為了革命的勝利來「指導行動」;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也不能把「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葯」,而是用正確理論的「矢」,來射革命實際問題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注重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和切實掌握,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實踐論》所說的:「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