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早就對過去舊的教育制度不滿意，他有一個「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澤東在他青年時代接受舊教育時，就對舊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滿。

毛澤東曾用乾脆不進學校讀書而是自己每天到長沙定王台去自學的辦法進行反叛。後來，在父親停止供毛澤東學費的威脅下，毛澤東才又進入學校去讀書。但毛澤東對舊教育制度的不滿始終存在。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對舊的教育制度進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對此，毛澤東是基本滿意的。

但是，毛澤東從維護工人、農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出發，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裡面還存在不少弊端。對這些弊端，毛澤東不高興，多次提出批評，並且積極探討進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中國教育制度裡面存在的許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

當年的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就針對教科書、辦私立中學、助學金、思想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說：「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裡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后可以回鄉生產。如果說教師比較差，可以從好的中學抽調一部分來支援，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如果說辦學質量差，孔夫子還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呢。這是要解決農民子女就近讀中學的問題，唱戲也還有草台班子嘛。在農村，教育要強調普及，不要強調提高，不要過分強調質量。課程也可以簡單些，有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農業生產知識、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後還可以自學，這些學校主要是解決農民生產勞動中需要的知識，如要升學也不限制，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升學，有的不一定升學。蘇聯著名文學家高爾基沒有進過中學，還不是自學出來的！蕭楚女也沒有進過什麼正規的學校，辦報還不錯嘛。」

毛澤東認為，對助學金要調整，「按照當前的經濟情況，準備兩三年內將助學金擴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蘇聯的教材，應當學的就要學，不應當學的就不要學。你們要來一個改革，不要照抄外國的，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有地方的特點。」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特彆強調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

毛澤東說：「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溫室里的花朵一樣。」、「中學應當有政治課。政治課要聯繫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在世的道理。講猴子變人的社會歷史如果同歷史課有重複，歷史課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講勝利，講困難，不過猴子變人還要講，階級鬥爭也要講。」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一篇文章時，加寫了兩段文字，提出了「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和學生要「全面發展」的主張。

   

進入60年代后，毛澤東認為，我們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3月10日寫的一段批語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1966年2月，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中提出：教學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學歷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萬年該怎麼講呢？」，「講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學校的「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集中起來，毛澤東對中國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是認為學制太長，課程太多；

二是認為教學不得法；

三是認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這些都不利於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毛澤東下決心要對中國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

毛澤東所確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針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澤東一直醞釀著要按照這個基本方針，來一場「教育革命」。不料，這個「教育革命」還沒有來得及搞，「文革」就爆發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的思路，毛澤東決定「停課」。

在發動「文革」前，毛澤東就認為教育界裡面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統治，因此「教育革命」勢在必行。

但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經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轉而認為，教育界裡面的問題不是孤立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全國一大部分政權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問題只是這種情況中的一種，只有解決了全國性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教育界裡面的問題。

由此，毛澤東形成了把「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樣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毛澤東一開始想從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提出：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毛澤東設想，通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讓一大批工農兵革命青年不經過考試而是通過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進入高等學校。

毛澤東認為，這些工農兵青年進入學校是打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學校的統治，實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認為，學校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教師。現在，既然教師這個基礎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強學生這個基礎，來促進對教師這個基礎的改造。

《人民日報》在當年6月18日發表的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澤東的這個思路點明了。社論說：改革招生考試製度是「徹底搞掉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突破口。」

   

但是，還沒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實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學生運動起來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發生了揪斗教師、校長甚至群眾的事情。對這些事情，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決定嚴肅處理。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批轉北大工作組的一份簡報時寫道：「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而毛澤東卻對劉少奇的批語十分不滿。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這是支持工作組壓制學生。

毛澤東提出，現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學校的學生造反，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的統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

毛澤東決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組，支持學生革命，而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高等學校中的統治。

毛澤東發現，貫徹這樣的方針，受到了阻力。

毛澤東轉而認為，由於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準青年學生革命，根本談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須把原來設想的「教育革命」合併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通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衝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統治，才能真正實現「教育革命」。

為此，毛澤東採取了四個行動：一個行動，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開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行動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親自到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發表的部分大學和中學學生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三個行動是他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第四個行動是他親自決定：高校和中學停課半年，學生、教師集中時間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在這四個行動中，停課是基礎。只有停課，才能發動大、中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課，大、中學生搞「文化大革命」才會有時間和精力的保證；只有停課，大、中學生才能專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決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學（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課。接著，全國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學紛紛停課。停課的學生，一開始在本校鬧革命。他們批鬥校長、教師、群眾，使全國各學校的領導班子基本陷入停課狀態。

但是，無論北京還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學停了課，有的沒有停課；有的停了課，卻沒有鬧「革命」。

毛澤東對這種狀況不滿意，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青年學生中搞一個大發動，才能真正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統治。

為了來一個大發動，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地的高校和中學之間搞大串連，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

大串連，就是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學校中去串連，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學習，外地的學校之間也可以相互串連。

於是，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

這樣，一個紛紛嚷嚷的全國性大串連運動展開了。

大串連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學平靜的學習狀態，一下子就使全國各地再也沒有不停課的高校和中學了，甚至連小學也開始停課了。

離開學校到社會上造反和進行大串連的學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搞大串連的造反學生就有212.4萬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達到17.9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