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八字憲法》

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八字憲法》

人民公社在當時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產力的支持下保證了農業的穩步發展，當時的農業貫徹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和「農業八字憲法」。

把「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解釋成只重視糧，輕視或在實際中會造成普遍的放棄全面發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這個方針真實的內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澤東指出：「農、林、牧三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重農不輕牧》：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不是單一的經濟，它既需要有發達的種植業，也需要有發達的畜牧業，而發達的種植業又是同發達的畜牧業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同志指出：沒有畜牧業的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國民經濟。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糧為綱，全面發展》提出「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決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進的。」「至於土地，在多種經營的條件下，比單一經營更便於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志划不清正當的多種經營和資本主義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種經營，忽視抓多種經營」「決不可把黨的方針、政策所提倡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社論還要求，在辦好集體經濟的條件下，應該允許和指導社員利用剩餘時間和假日，從事適當的家庭副業;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牧、林、魚區，應該分別以經營牧、林、魚業為主。

從實際情況看：

全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面積(萬畝)

總播種面積 糧食作物播種面積 佔總播種面積%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糧食與多種經營的比例，最高年份為1952年87.8%，其餘年份的波動都不大。

全國大牲畜頭數(萬頭)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長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長114.59%

全國肉類產量和豬羊頭數

豬牛羊肉產量(萬噸)肉豬出欄頭數(萬頭)豬年底頭數(萬頭)羊年底只數(萬隻)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豬牛羊肉產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長313.86%，比1957年增長266.59%;

肉豬出欄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86.75%，比1957年增長263.18%;

豬年底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356.14%，比1957年增長219.13%;

羊年底只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96.44%，比1957年增長185.78%;

而糧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長202.61%;比1957年增長170.27%，所以，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還是均衡的。(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農業八字憲法指「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等八個方面的農業增產措施，它是在實踐中提出來，最後被毛澤東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12月10日，農業「八字憲法」被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可以說它是中國農業第一部科技大法。後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

農業八字憲法將農業發展描述為一個涉及工業、農業、科技等部門和城鄉互動的綜合系統工程，預設了農業增產必須的「人力投入」(如：興修水利、擴大種植面積)和「科技成果」(如：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工具)兩個條件，並把現實的條件與未來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在事實中堅持實踐-認識循環模式，採用科技方法，精耕細作，放棄廣種薄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

農業「八字憲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文件中，幾乎都有這樣的要求。各地報刊都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涉及「八字憲法」的社論就有近80篇。「八字憲法」對我國大幅度提升農業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參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報摘自《黨史博覽》郭聖福/文)

特別是在農田水利、種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在種子研究領域，1964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村培育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獲得顯著成效。雜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產30—40%，1971年全國已種植雜交高粱2280萬畝。雜交玉米一般可增產25—30%，1971年全國已種植6720多萬畝，佔全國玉米面積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小麥產區大力推廣優質品種。1973年4月30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化肥工業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小化肥廠已達1400個左右，生產的氮肥和磷肥，佔全國化肥總產量的60%。據統計，1970年—1972年，全國化肥產量平均每年遞增310萬噸，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增數，提高了將近7倍。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成套設備，建成投產後每年可產化肥400萬噸。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北方農業會議。8年來農業生產連續豐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糧食已超過「綱要」。北方14個省、市、區糧食過「綱要」的縣有84個，公社有1251個，大隊有26613個。全國高產穩產農田總數達到4.5億畝。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農業大面積大幅度增產。繼1973年5個縣糧食單產上《綱要》、過「黃河」之後，又有幾個縣達到這個水平。全區32萬克(1克相當於1畝)冬小麥大部分單產過400斤。1974年糧食總產量比1973年增長15%。

文革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從1965年19453萬噸，提升到1976年的28631萬噸，增長147.18%，平均每年增長4.72%。1976年全國人均擁有糧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人民公社時期的糧食增長主要來源於八字憲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精耕細作這些積極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從1964年開始的雜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僅有884萬噸。而據專家研究，農村承包制后，糧食增長主要來源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達到2141.5萬噸)，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徵兵《科技對糧食增長的貢獻及糧食科技發展的方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敘述：「科技進步對糧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學進步貢獻率來定量地測定科技對糧食增長貢獻的大小。

研究結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佔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佔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佔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這裡所提到的「5項」都在八字憲法之中。

關鍵是，1984年全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當年糧食達到40731萬噸。然而，1985年糧食就減產，僅為37911萬噸，數年之中都沒有超過1984年的產量。所以，有專家據此判斷，家庭承包責任制刺激的農民積極性在1985年就釋放完畢。前後對比，顯然農民長期的積極的人力投入與人民公社強有力的組織和動員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