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

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

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村的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再到《農村人民公社》全面展開沒有多久，又被走資派強行一刀切將《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多年裡，走資派們就復辟了農村私有化的原有想法，使農村又成一盤散沙式的個體化無序狀態。更使農村幾乎所有的年輕勞動力都成為《農民工》，四處流浪為國內外所有資本家打工，以血汗甚至生命換來點活命的小錢。而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又經幾十年的農村社會實踐檢驗下，又一次證明了當年毛澤東的做法是適合中國農村農民的。如同《文革》一樣，許多走資派在臨死前都認識到，毛主席當年是對的。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再來看看如今走資派治下的中國農村現狀如何：

《為何現在農村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農民都不種地了，會不會缺糧食 》很多人回到家之後，看著房子周圍的土地都長滿荒草，無不感嘆，現在種地的人越來越少。按理說，現在在農村種地比過去要好很多，但為何卻出現了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如果農民都不種地了，以後會不會缺糧食？

《3.5億農民逃離后，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裡？》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2021年我國農村人口約為5.1億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36%。而農村人口的最高峰，出現在1995年，彼時全國人口為12.1億人，而農村人口就佔了全國人口總數的70.9%，為8.6億人。26年過去了，農村人口從1995年的最高峰8.6億，下降到2021年的5.1億，整整減少了3.5億人，如今的農村，人口凋零，土地荒廢，空心化嚴重。逃離農村的主力軍，無疑是年輕人。至於為什麼要逃離農村，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

《中國會鬧糧荒嗎？現在大量耕地被荒廢，糧食會不會有一天出現短缺 》對於農民來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絕對是歷史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耕種熱情無比高漲。

《農村土地大量荒廢，5點原因讓人深思》如今，農村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漫山遍野的荒地，尤其是山區地帶，基本農田也都是雜草叢生，沒有一點生機。那麼，農村土地為何會出現撂荒的局面呢？

1、農村土地撂荒原因

其一，農村人口流失越來越嚴重，村子里幾乎看不到年輕人，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這就導致農村土地變的無人耕種，大量閑置、荒廢，也嚴重阻礙了鄉村振興的開展。

其二，農村地理環境決定。我們都都知道，農村山區丘陵地貌分佈較多，無法實現機械化耕種，也就難以形成統一規模化種植。此時單靠人工種植，不現實。不僅生產力低下，生產效益也難以保障，尤其是山區地貌，缺水嚴重，種地虧損太大，還不如外出打零工。

其三， 種地成本實在太高。如今物價高漲，農資價格也不例外，不斷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一直穩中回落，尤其是出現了一斤糧食買不到一瓶水的現象，這就導致村民種地積極性不高。

其四，政策變化太頻繁，村民來不及適應政策。還記得以前的「退耕還林」嗎？這才過了幾年，政策就成了「退林還耕」，此時耕地早已經被樹木折騰得毫無養分，糧食成活難以保證，人們都不願意去做虧損的事情，不得不造成耕地荒廢。

其五，土地流轉是罪魁禍首。前幾年，國家為了盤活耕地，推出了土地流轉補貼政策，此時村裡湧現出了「土地流轉套取補貼」的現象。一般都是村裡有關係或者外地人，將村民手裡的土地以每年200-400元一畝的價格承租，然後大量種植林木、果木，2年後領取了國家大量補貼，然後不再續租，也不整理耕地，直接選擇消失。這就導致村民手裡的土地變得無法耕種，失去了種糧的基礎，只能選擇拋荒。

毛澤東時代從1949年建國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錶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

新中國毛澤東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發生的變革也有直接的聯繫。這種變革表現為：當時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

眾所周知，舊中國是農民小生產者個體經濟佔主導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為抵禦自然災害，發展生產，解決勞力不足和耕畜、農具不全的困難，農民在農業生產中有自發的互助傳統。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

1950年，全國農業互助組已發展為272.4萬個，入組農戶1131.3萬戶，佔全國總農戶的10.7%。但在如何對待農民發展個體經濟和發展互助合作這兩種積極性問題上，共產黨內一直有不同的認識。

為統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做出在保護農民個體經濟積極性的同時，發揚其互助合作積極性，逐步將農民引向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決策。為了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195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農村工作部，並調鄧子恢任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部成立，開始指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

1953年春夏，隨著國家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展，毛澤東主張加強對小農經濟的改造，加快農業互助合作的步伐。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擬定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經中央批發各地執行。

決議對個體農業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確表述，即：引導個體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

在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要貫徹「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既要反對放任自流，也要反對任何強迫命令和剝奪農民的行為。決議規定1954年秋前初級社由現有的14,000多個發展到35,800多個，到1957年爭取發展到80萬個左右，參加的農戶爭取達到農村總戶數的20%左右。

自此，農村互助合作的發展，由普遍發展互助組、試辦初級社的階段，進入普遍發展初級社、試辦高級社的階段。

針對發展的新形勢，1954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確定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30萬個或35萬個，1957年發展到130萬個或150萬個，參加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的35%左右。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大約在1960年前後，在全國基本地區爭取實現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一會議的報告。到1954年秋，參加秋收分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11.4萬個，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萬多個社，至10月初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達22.9萬多個。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會議將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1955年發展到30萬或35萬個社的計劃，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個社。中央最後批准了這一計劃。

1955年3月上旬毛澤東約見鄧子恢等人，他指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肯定了農村工作部在農村工作中採取的措施，並將其總結為「方針是三字經，叫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4月至5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方針。

1955年4—5月間，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對農業合作化發展狀況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認為：「說農民生產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中央農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辦不下去，是「發謠風」。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重申「停、縮、發」三字方針，但重點是強調「發」。他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看法的明顯變化，史稱「五月變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澤東約鄧子恢談話，提出下年度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現有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一番，發展到130萬個左右。鄧子恢認為還是堅持100萬個社的原計劃好。兩人爭論了好幾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7月11日，毛澤東再次約見鄧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但鄧子恢寸步不讓，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很生氣，他對鄧子恢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點名地批評鄧子恢等人為「小腳女人走路」「右傾」，這是兩條路線的分歧。10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又批評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10月11日，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鬥爭」為題做了會議結論。會議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錯誤正式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七屆六中全會後，形成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熱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繼續尖銳批判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在一片「反右」聲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席捲了整個中國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由春季的1600多萬戶猛增到7545萬戶。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肅、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到1956年初，全國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達到10,667萬戶，為總農戶的90%，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

緊接著，從1956年1月開始，又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發展高級社為中心內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級社紛紛轉為高級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青海等省，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化，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達到各省總農戶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省也紛紛趕上來，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分別達到本省總農戶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錶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1958 年 7 月 1 日《紅旗》雜誌第 3 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報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同年8月，毛澤東到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讚揚人民公社好。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會議肯定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並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決議下達後到10 月底，全國 74 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 2.6 多萬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 億戶，佔全國總農戶的 99% 以上，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河南遂平縣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農村人民公社。

毛澤東說：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化。」

馬克思認為：小生產是與自然經濟相聯繫的，與社會化的商品生產相對立的，小生產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為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必須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