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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4-3-30 08:2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是真正的工廠主人。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有極其高昂的生產熱情，他們對工廠的熱愛、對生產的熱情甚至到了我們現在無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們會主動申請義務勞動，不要任何報酬;如果領導安排義務勞動沒有安排到他，他會覺得這是領導看不起他，心裡面會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為了搶任務，會連續工作24小時，領導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觀點看來，這種熱情是一種畸形的、違反人性的熱情，這種熱情的出現就是一種錯誤。那麼事實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如此高昂的生產熱情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

我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通過訪談我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結論：高昂的生產熱情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這種主人的地位並不僅僅是體現在口頭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滲透到了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們之間的訪談記錄。

問：我接觸過一些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那些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在提到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都很感慨。常常說當時的工人是愛廠如家，所以生產熱情非常高，而現在的工人對工廠沒得任何感情得。我想問，當時的工人為什麼會對工廠產生這種感情呢?

羅師傅：小李，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這個世界上沒得無緣無故的愛，也沒得無緣無故的恨。我們為什麼會愛廠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認為首先是因為這個廠關心工人。當時的廠對工人的關心可以說是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

舉個例子來說，我是58年之後參加工作的。工作沒得好久，有一次家裡面來信，說我爸爸身體不好，現在家裡面很困難。我當時也沒有給廠裡面說，但是在私下給朋友說話的時候說漏嘴了。過了一段時間，家裡面來信說收到了50塊錢，我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問領導，才曉得是工會寄的。

羅師傅正準備往下說，黎師傅打斷了他的話。黎師傅是退休幹部，以前在團委和工會都干過。

黎師傅說：小李，當時工會領導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裝在心裡面的。當時每個班組都有一個工會小組長，他負責了解班組工人的情況。方方面面的情況都要了解：家裡面困不困難?愛人是幹什麼的?小孩是否該上學了?最近有什麼狀況等等。班組把情況匯總到車間一級的工會，車間再把情況匯總到廠工會。所以說工會對整個廠裡面所有工人的情況、困難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問題馬上就給你解決了。他甚至都不用你來說，自己主動就給你解決了。舉個例來說，凡職工生病請病假3天以上的，工會領導就必須要去關心。無微不至啊，就到了這種程度。

張師傅是廠里的處級幹部，改革后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給你舉個例子，切身的體會。我55年的時候在一線當工人，得了胃病，經常去醫院，很嚴重。當時袁景良是我們工會的勞保委員，他曉得了這個事情，就提名讓我去療養。單位就送我去療養所療養了50天，療養所的伙食非常好，標準是21塊/月，我自己只出9塊錢。療養了之後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現在都沒有犯過。

你問我為什麼工廠會這麼關心工人?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工廠的主人。

問：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比如現在，很多幹部最初也是很優秀的，但他們後來就慢慢變質了，開始搞貪污腐敗。那當時出現這個問題怎麼辦呢?也就是說怎麼防止優秀的人變質呢?

周師傅自己有當領導被群眾檢舉的經歷。周師傅說：當時的貪污腐敗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當時對現金的管理很嚴格，30塊錢以上不能使用現金，只能使用支票，這就讓你貪起來很困難。再比如當時人們思想覺悟很高，覺得貪污是很可恥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願意去貪。現在完全搞反了，貪得越多覺得你越能幹。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眾的監督很厲害。當時所有賬目都要張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電力系統的領導崗位，在文革的時候我管經濟。當時我經手一筆款子，8萬多，有3角7分錢對不上帳。就因為這麼一個事情，我被人檢舉，上面派了7個人來查我的經濟，前前後後查了半年多時間。最後終於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貪污，而是賬記錯了，所以給我定了一個「貪污行為不按貪污論處」。當時的群眾監督就能嚴到這種程度，你說還有哪個敢貪。

梁師傅：毛主席說過：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當時幹部和群眾是住在一塊的，幹部家裡面是什麼情況群眾都曉得。所以沒得人敢貪，群眾把你盯著的，一有任何問題馬上就檢舉你。工人的檢舉途徑也很多，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可以直接找黨委書記反映。還有就是當時每個月有一次民主生活會，你可以在上面給領導提意見。而且他還拿你沒得法，因為領導是沒得權力開除工人的。

比如說我們廠的副廠長利用權力給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眾在民主生活會的時候反映到黨委，結果這個人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房子退回，級別從副廳級降到副處級。

張師傅是廠里的處級幹部，改革后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說一點個人的看法，和他們的認識有一些出入。我認為要分兩個方面來看，第一、當時對領導的監督還解決得不夠好;第二、由於工人敢用大鳴大放來監督領導，所以這個監督問題比現在解決得好得多。我說不夠好是因為當時有些領導濫用權利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比如我們廠的領導楊××，他喜歡在背後用小動作整人，這就明顯是亂用權力。文革的時候群眾寫大字報揭露他的問題，後來他就被群眾批判了，批判了之後整個作風大大改變。呵呵，不過改革開放之後老毛病又犯了。

范師傅70多歲，是全國勞模。范師傅說：小李，我還想給你說一點，要理解什麼是主人，就要理解什麼是奴隸。主人的對立面就是奴隸，奴隸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隸的，怕他們偷懶，所以隨時都拿著皮鞭抽打他們，強迫他們工作，根本不把他們當人，只把他們當會說話的工具。

說得難聽點，現在的工人就是這樣。領導和工人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況，工人在一線幹活累得半死，領導在辦公室吹空調。工人稍微不隨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罵，動不動就剋扣工資。在工廠裡面工人沒得半點說話的權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從，除了服從還是服從。

以前可不是這樣，當時提倡鞍鋼憲法，充分的相信群眾的自主性，讓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幹活，而不是廠長拿著棍棒驅使工人去幹活。當時是幹部帶頭參加勞動，以此帶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比如我們廠，副處級以下幹部基本上所有時間都在生產一線，乾的活比工人還多。正處級以上的幹部每個禮拜五都要參加勞動，還要向工人拜師學藝。當時幹部參加勞動那是真的在勞動喲，我就聽說過有些車間的主任、書記親自上一線結果中暑暈倒的。

當時還提倡讓群眾提合理化建議。我們廠還專門設立了機械化車間去實施工人提出來的合理化建議。當時工人一共提出了4萬多條建議，最後根據這些建議做出了400多項技術革新。現在呢?領導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覺得技術革新是技術員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見。

張師傅：當時的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也處於一個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產任務的制定來說，現在生產任務的制定都是廠長說了算，當時可不是這樣。一個生產任務下來了，廠裡面下到車間，車間下到班組，班組傳達到每個工人。然後讓工人討論，看應該怎樣完成這個生產任務，如果覺得這個生產任務規定得不合適，工人就提意見讓上面修改生產任務。比如有一次一個生產任務下去了，讓一個工人軋了碳素鋼馬上軋鋒鋼，工人覺得這種生產任務安排不合理，於是提出意見，後來就把生產任務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見上面不聽怎麼辦?那工人就可以繼續提意見、可以去鬧，你當官的把他沒得辦法，因為你沒得開除工人的權力。當時有句俗話：你當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沒得辦法。我給你舉個例子。當時碳素鋼鋼錠出來之後，為了保證鋼的質量，按照操作規程，要切掉1.5%的量。後來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只切掉1%的量也能夠保證質量。這樣每噸鋼錠就可以多出0.5%的鋼材。

我當時在團總支任生產委員，就和另外一個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這個問題。結果車間和廠裡面都不支持我們，說這個東西是蘇聯專家定的，不能改。我們就和上面頂著干，連續幾百次違反蘇聯專家定的操作規程，只切1%的量。結果廠裡面拿我們也沒得辦法，因為我們沒出任何質量問題。後來我們把問題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讓我們把實驗數據交了上去，最後冶金部批下來同意了這種操作方法。

周師傅：工人為社么覺得自己是主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幹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糧為例，當時根據工種定糧。困難時期我在市委工作，當時市委幹部是21斤糧，工人普遍比幹部多，某些工種能到50斤糧。

梁師傅：有一次我們單位發獎金，幹部獎金是4塊錢，鍊鋼工人的獎金是6塊錢。由此可見，當時的幹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的勤務員。那個時候當幹部只有多做事的，幹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當然，你問我們工資有沒有差異，也有差異，但是這個差異很小。

張師傅：你說工人和幹部的工資有沒有差距呢?這也有差距，但這個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資比幹部還高。我們廠裡面有一個8級鉗工叫李孟虎，工資待遇相當於縣級幹部的收入。他一個人的工資就夠全家人生活，而且還生活得很好。他有8個小孩，後來這些小孩有上中專的，也有上大學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現在，你一個工人的工資能夠養活8個小孩?還要讀書喲!根本不可能。

問：毛澤東時代每個人能夠得到的物資那麼匱乏，為什麼小偷小摸的利己現象反而很少呢?為什麼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了，物質財富豐富了，消極怠工的現象反而越來越厲害了?工人為什麼會偷懶呢?西方經濟學有一個觀點叫做「公有地的悲劇」，或者「搭便車」，來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會情況。在毛時代，工人們中間有「搭便車」的情況嗎?如果有，那麼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對待的呢?

老工人李師傅：拿我們鋼廠為例。承包以後，那個廠長想給大家發獎金想刺激工人幹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領導了，這些人一起挖社會主義牆角，工人乾脆不幹了。工人喪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認為是在給自己的廠子幹了，這是你廠長的廠子，你廠長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願意幹了、消極怠工。資產階級就借著這個污衊工人階級「大鍋飯、養懶漢」。

偷懶是廠長承包制以後。你廠長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發財了，每年拿幾十萬的獎金，工人一個月才一二百塊錢，工人生氣咧，所以磨洋工。這與計劃經濟沒一點關係。他把自己犯的錯誤強加到計劃經濟、工人頭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澤東時代工人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無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說，廠子是工人自己的，不會去偷的。當時也有「搭便車」的，不過是極個別人，通常大家都會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時對小偷小摸的現象定性是很嚴重的，誰要是偷拿工廠東西，大家都會很看不起他，輿論壓力很大，並且廠里也要嚴肅處理。

改革開放后，所有制的變化把人的私心都給挖出來了。主流媒體都是在告訴人們如何賺錢發家，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發生了變化，金錢至上。從上層領導就開始多拿多佔，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現象多了。

毛澤東時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參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專門的實驗室供工人從事技改活動，雖然學歷低，但在實踐中也是能有所創新的。工人們都是主動參與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動參加義務勞動，不讓他參加他才不樂意呢。那時候要的是榮譽。現在你給人家錢，人家都不幹。」

常師傅是××針織廠的老黨委書記。常師傅說：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消滅私有制。過去，工人真正是工廠的主人，現在工人是雇傭。紡織局局長李**，原來是紗廠廠長，紗廠產品為生產原料，不可能賣不出去，他把紗廠搞破產後，轉為私人，2600名工人成為雇傭工，供其榨取勞動剩餘價值。80年代有一些煙廠的工人，會把煙塞到飯盒裡帶回家，如今這種小偷小摸的現象會有增無減。

記者：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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