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絕望墮落是某個時代知識分子

最絕望墮落是某個時代知識分子

轉《何玉興：最絕望的墮落——寫給中國知識分子》

最絕望的墮落

（一）

納粹期間的德國，大部分教授公開表態支持納粹政府。大師級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在發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的法則。」 愛因斯坦認為，「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並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

文革期間的中國，大師級的哲學家馮友蘭建議：「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國文《中國文人的活法》中所說：「焚書坑儒這種高智商的殺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為」。

薩特的《噁心》，再現了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醜惡表演。在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 中，知識分子們成了世俗道德的違背者，他們行為怪癖，心腸剛硬，撒謊、虛偽、自私自利到了極點。

盧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斷地從養母或者養母兼情人那裡榨取錢財，而當這些女人窮困潦倒之時，他卻從未想到要幫助一下她們。他把與自己同居多年並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僕人和動物，隨意加以傷害和侮辱。

雪萊因行為不端被趕出家門之後，經常採取威脅、欺騙、辱罵等各種手段，不斷向父親要錢。他終日周旋於眾多女性之間，隨意玩弄她們，再將她們拋棄。他四處借錢，卻從未還過。

列夫·托爾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類，卻終日沉迷於賭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小說給他掙了很多錢，他的莊園早就給輸掉了。他經常把愛掛在嘴邊，擺出一副農奴解放者的架勢，卻從沒實際行動過。在兩個哥哥貧病交加之時，他從未資助過他們，他的一個哥哥臨死之前要見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絕了。

為什麼會這樣？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分裂。

法國布迪厄說：知識分子是一種悖論的或二維的存在。

韓國崔秀哲《分身人》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彭加勒《最後的沉思》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

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人類是一種雙重性生物，無論是作為群體或是個人，生命內部都具有各種對張的二元力量向外發展。作為個人，這種雙重性表現在身體和精神都同時需要動感與寧靜，作為群體，社會歷史是在社會群體與個性提升之間的衝突、妥協和調和之中發展。由於個體性與社會群體的普遍性兩種相反的原則並存，齊美爾認為社會生活看起來就像雙方寸土必爭的戰場。人們同時面對個體性與普遍性的原則，必須在衝突的兩者之間努力取得平衡，以達成基本人性中的對立統一運作，這種運作要透過「不斷地調節比例從而重獲不斷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爾·雅克比《最後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對美國知識界的更深的憂慮，即真正的危機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正在消失，它被專業化程度過高、狹隘的學院專家們取代，如今的專家們的意見只有少數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說，知識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化與技術化的陷阱，失去了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周國平說：哲學成了辦公大樓，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見伏案辦公的職員，見不到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技術控制了人。哈貝馬斯《走向理性社會》：生命的意義失掉了存在的基礎，生命的價值失去了終極依據。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學者消失了，科學墮落為探究。

還有一種情形，那就是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宮廷樂師、行吟詩人與修道院的僧侶如今變成廣告撰稿人、專欄作家與公共形象設計者。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獨創的「有機知識分子」一詞，勉強把他們歸屬於知識分子行列，其實他們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繆《墮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戰後巴黎知識界的典型，他一直過著雙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男盜女娼；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表面上樂善好施，實際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俠仗義，實際上見死不救；表面上誇誇其談，實際上蠅營狗苟，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睚眥必報，表面上是懺悔者，實際上是法官……

翻閱黃梵的《第十一誡》，比薩特的《噁心》還讓人噁心。主人公齊教授是聲名顯赫的學術權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機鑽營，生活腐化墮落，不僅榨取學生的科研成果，而且為了撈到科研經費，獲取當權者的認可，不惜修改數據，拿人命關天的炮彈軌道數據當兒戲。在齊教授身上，我們看到走向墮落的知識分子「象徵性的背影」，權力正在通過金錢和地位來誘惑知識分子放棄道義與良知。

費振鐘的《墮落時代》，與其說它是一本關於晚明文人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現代性的書。走近晚明的文人，讓我們嗅到了「墮落時代」的酒氣，讓我們看到了「墮落時代」酒色過度后的迴光返照。他們酒後佯狂，裝瘋作傻，倚瘋作邪的病態成為常態。而晚明文人的病，絕不僅僅屬於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墮落》一文中寫道：以王朔的小說與賈平凹的《廢都》為代表的文學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與其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對於「墮落」的渴望。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經成為時髦，文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墮落並炫耀自己的墮落。

張承志在《以筆為旗》中將文人分為幾類：東施抹上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糾纏在稿紙卷頭卻意在高官流水賬的人，因不逞和無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衝鋒可是不見流血的人以及種種這棵樹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賢治說：知識分子算什麼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築造輝煌的聖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夠了！關於知識分子墮落的例子，書里成千上萬，現實中比書上還多。

一棵被當地居民視為地標的樹，多少年來，人們行走在曠野中，憑藉它找到自己的家。樹死了，許多人從此再也找不到家園。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只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最可怕的墮落也並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匪盜痞的墮落都只能貽害一方百姓，壞一家之風氣，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其他人的墮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渾濁，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則是水源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