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為走資派特色政府權貴的

莫言是為走資派特色政府權貴的

走資派時代已經發展到了21世紀的20年代了!莫言是為走資派特色政府權貴的。

今天終於又出現了有普通網民敢於起訴莫言：通過文藝小說，誣衊、醜化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人民的、大名鼎鼎的、獲得西方世界「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莫言。這一「大逆不道」的舉動立即轟動了我們的文藝界、法律界、傳媒界!他們紛紛出來聲討：說這是「文學界的悲哀」!

20世紀領導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打倒壓在中國工農勞動者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翻了身，做了國家主人，奮發圖強建設祖國的歷史。原是一貫的受到敵對勢力的造謠、誣衊、抹黑，這是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新中國，幾十年來可以這樣明目張膽地抹黑、無中生有地醜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的確是解放之後，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下極不尋常的歷史現象。人民對此看在眼裡，怒在心上，居然想不出辦法來改變這種反常的情況。

文藝批評不是沒有，但是形不成聲勢，動不了他們的一根毫毛。

中國的革命人民對於這一大膽的起訴，當然是感到高興而鼓舞的，顛倒的歷史，終於有了撥亂反正的希望!

然而沒有想到，40多年來，中國竟滋生出了這麼些的「反動學術權威」，什麼「《河南日報》頂端新聞」的驚呼、什麼胡錫進的哀嘆，......。不一而足，他們認為：「起訴莫言的罪名是莫須有的(但如何「莫須有」的，這篇文章並沒有說)，是文學界的悲哀!」

這說明了他們的感情與我們是這樣的不同，簡直是完全相反。自從1840年中國遭受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欺凌。不甘當奴隸的中國人民，就一直起來反抗。特別是在蘇聯的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尋找強國之路的中國有志之士，才找到了自己翻身的道路。五四運動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隨著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展開，革命的文學也就應運而生。最早犧牲的有胡也頻、柔石、殷夫等五位年輕的作家。出現了魯迅、矛盾、老舍、曹禺、郭沫若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家。音樂界也有了聶耳、冼星海。到了抗日時期的延安，革命文藝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下，更是百花齊放。《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還有京劇《將相和》、《三打祝家莊》，......。

同樣寫抗日時期的中國，以老舍的《四世同堂》與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比較，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莫言拿得出手，只能說他勇氣可嘉!我80年代看《紅高粱》電影，感到與我在解放前1944年看的美國人寫中國人抗日的電影(名字忘了，當時聽大人說是賽珍珠的小說改編的)內容差不多。感覺不是中國人民寫中國的抗戰，這明顯是一種倒退，而不是進步。

解放以來，毛澤東時代，只要有一部電影上演，都會受到大家的歡迎。電影的插曲大家立即就都會唱了。像1960年演的電影《五朵金花》，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是那樣的貼近生活，那樣的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淳樸、憨厚和對生活中美的追求。而少數民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他們的生活又是多麼幸福，多麼的充滿了浪漫的氣息。還有《錦上添花》是一個喜劇。它寫出了一個鐵路小站員工的生活，都是那樣的朝氣蓬勃，幸福美滿。與蘇聯1952年的電影《幸福的生活》寫蘇聯集體農莊的生活，都顯示了社會主義人民生活幸福的圖畫，是那樣的真實。

社會主義的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當時大家看了都很高興。文藝來自生活，真實地反映生活，讓人民看到自己生活的美好，受到鼓舞，更加熱愛生活，是多麼好啊!

改革開放至今，好的文藝作品還是不少的。我看過的連續劇80年代就至少有《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新時代以來更有《激情的歲月》、《紅旗渠》、《花開山鄉》、《最美的鄉村》、《特赦1959》、《絕密使命》、《覺醒年代》、《跨過鴨綠江》、《奮進的旋律》、《國家的孩子》、......可惜宣傳得不夠......

但是文壇上，出現了莫言、方方這樣一類開歷史倒車的作家和他們的垃圾作品，才是文學界的最大悲哀。

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與80、90年代蘇東紅旗落地的歷史背景分不開的。那時不僅世界上美國霸權一霸獨大，而且在中國文藝界，也掀起了一股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惡浪。什麼毛澤東文藝思想「過時論」 「民粹主義論」......，他們否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反對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唯一源泉的科學原理;反對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等，不一而足。今天人民 起訴莫言，正是為了扭轉這種「悲哀」的後果不再繼續。

我們應當引導青年作家們走上一條毛澤東指引的、正確的文藝之路。鼓勵作家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寫工農兵的文藝之路，這是為自己開闢一條真正光明的文藝之路，這也應是起訴莫言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