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筆下的母親我把黨來比母親

莫言筆下的母親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每一個人都有《母親》。《母親》是慈母。「失去母親，等於失掉最遙遠的故鄉，故鄉中的故鄉。」因此，有人將祖國比作《母親》。將大地比作《母親》。翻身的農奴將共產黨比作《母親》。

莫言筆下的《母親》是什麼樣子的呢？《母親》和八個男人睡過。《母親》又生了八個女兒。這是不是就是莫言的母親。他的母親和八個姐姐們不是被男人睡，或是借種，就是被日本兵集體操，都是自覺自願的。唯獨被八路軍是被強姦的。詳細不說了。

詳細說說《我把黨來比母親》。原創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是由姚筱舟（筆名蕉萍）作詞，朱踐耳譜曲的歌曲，該曲創作於1963年，最早由任桂珍演唱，後作為故事片《雷鋒》的插曲由胡松華演唱，經藏族歌手才旦卓瑪演繹后廣泛流傳。

《唱支山歌給黨聽》，每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一種深厚的感激之情頓時油然而生！這首歌的歌詞質樸感人，旋律動人心弦。表達了人民對黨的深情，是一首流淌在人們心中的歌。難忘的旋律，讓人久久回味。這首歌歷經60年，經久不衰，歷久彌新。

那麼這首歌的歌詞作者是誰？作曲是誰？又是誰把這首歌唱火六十年經久不衰。

這首歌的原詞作者是姚筱舟，1933年，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鉛山縣石塘鎮。1949年4月下旬，鉛山解放。年僅16歲、正在鉛山中學讀書的姚筱舟與幾十名同學一起，投筆從戎，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畢業後分配到二野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部。

1951年冬，又隨部隊高唱志願軍戰歌跨過鴨綠江，停戰後才歸國。

不久，姚筱舟轉業到陝西省銅川礦務局焦萍煤礦當了一名採礦技術員。在與工友們朝夕相處中，他了解到舊社會的煤礦工人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新社會的煤礦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得解放，當上了國家的主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他們經常用純樸的聲音表達對黨的感恩之情。

熱愛音樂和寫作的姚筱舟，用手中的筆，記錄著煤礦工人的故事和心聲。1958年的一天晚上，在工棚昏暗的煤油燈下，姚筱舟飽含激情地一口氣寫下了三首小詩，想表達煤礦工人們心中對黨的感恩之情。《唱支山歌給黨聽》便是其中一首。詩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曾先後刊發在《陝西文藝詩傳單》、《新民歌三百首》之中。

當雷鋒看到這首詩歌后，一下子就被這首詩歌的歌詞深深打動，他想起了自己在舊社會苦難悲慘的童年，再看看自己在新社會黨的光輝照耀下茁壯成長。雷鋒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把這首詩摘抄在日記本上：「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雷鋒在摘抄這首詩的時候，把原來「母親只能生我身」，修改為「母親只生了我的身」。把原來的「黨號召我們鬧革命。」，修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這幾個字的修改，充分表達了雷鋒對黨的恩情無比深厚，對鬧革命的決心無比堅定。

雷鋒犧牲后，雷鋒的日記被各大報刊刊登，上海實驗歌劇院的作曲家朱踐耳讀到這首詩后，深為感動，對於經歷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們來說，雷鋒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共鳴力量。朱踐耳也是在這種共鳴中，以對黨充沛的感情，短時間內完成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譜曲工作。

很快這首歌就由上海實驗歌劇院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才旦卓瑪，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從校園廣播中第一次聽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一下子她就被這首歌所感動，她急忙找到自己的老師王品素，希望老師能教她唱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聲。

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日喀則的一個農奴家庭。在農奴制度下，農奴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農奴主手上，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為農奴主耕地終生，而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農奴主不僅可以任意買賣農奴，並且任意對農奴實施種種嚴酷的刑罰，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種刑罰。

195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萬農奴大解放，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運。才旦卓瑪和許許多多的藏族同胞從心底里感激共產黨，感激毛主席！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歷，才旦卓瑪第一次在校園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便獲得成功，她飽含激情、如泣如訴、鏗鏘有力聲音把這首歌演唱的感人至深。這個節目獲選在1963年第四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演出。一年後，她又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唱這首歌。從此，才旦卓瑪把這首歌唱火祖國大地。

六十年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一直在被歌唱，一直沒有被遺忘。只要一聽到這首歌就能深深地感染你，激勵你。

該曲歌詞由姚筱舟創作。在1958年的一個夏夜，他創作出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作。當時，他寫得比較順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這個詞，讓他想了很久。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姚筱舟反覆思考，總覺得「三座大山」不夠味，他隨手翻起一本小人書，看到上面有個提著鞭子打長工的胖地主，頓時來了靈感，他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窮人的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於是他馬上提筆改為「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詩歌發表在《陝西文藝》雜誌的《總路線詩傳單》專欄，署名為與焦坪煤礦同音的「蕉萍」。

1962年，遼寧的春風文藝出版社將其編入《新民歌三百首》。當時正在瀋陽當兵的雷鋒看到這本書，便把這首詩抄在自己的日記里。雷鋒在日記中將原作的「母親只能生我身」改為「母親只生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1962年，雷鋒因公殉職。在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號召下，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這首小詩的前兩段，隨即譜成曲子。

1963年3月，上海在文化廣場召開7000人的學雷鋒動員大會，在大會召開前20分鐘，上海歌劇院領導讓任桂珍學會並獻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任桂珍接過歌譜后，輕聲哼唱幾遍，就登台獻唱。任桂珍的表演打動了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民族聲樂班學習的才旦卓瑪，她找到老師王品素，要求演唱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瑪的真情所打動，便費盡周折找到曲譜，一字一句地教她漢語歌詞，並請朱踐耳為她的演唱把關。

在當年的上海之春音樂節上，才旦卓瑪演唱了該曲，之後又灌錄成唱片，該曲自此推廣開來。同年，朱踐耳還打聽到該曲真正的詞作者是還在焦坪煤礦工作的姚筱舟，姚筱舟的名字才出現在歌名後面。

《唱支山歌給黨聽》歌曲的歌詞如下：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

母親只會淚淋淋；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揍敵人。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奪過鞭子揍敵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黨的光輝照我心。

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誕生過程：

上海實驗歌劇院專職作曲家朱踐耳的作曲。朱踐耳解放前曾在新四軍前線劇團工作，建國后給上海、北京等電影製作廠作曲。一九五五年，朱踐耳遠赴蘇聯，師從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著名教授巴拉薩年門下，潛心鑽研交響樂創作，並創作了《節日序曲》、《英雄的詩篇》（歌詞選用毛澤東的詩詞）等優秀音樂作品。雷鋒的事迹深深地感動了這位充滿激情的音樂家，擅長交響樂創作的朱踐耳另闢蹊徑將《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小詩譜上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調。隨後，朱踐耳就把這首歌寄到了《文匯報》。

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歌，並附上了300字的唱法說明。為了配合宣傳「雷鋒精神」，標題也改成了「雷鋒的歌—摘自雷鋒日記」。這首歌最初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後來才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當時，才旦卓瑪正在上海學習音樂。有一天，她在校園廣播里聽到了這首歌，覺得這首歌簡直就是為她這個藏族翻身農奴寫的。於是，才旦卓瑪就找到了她的老師，著名聲樂教育家王品素，向他請教這首歌的唱法要點。在王品素的精心輔導下，才旦卓瑪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樂會上飽含深情地演唱了這首歌曲。沒想到，這首歌一經唱響，就引發了億萬人民的強烈共鳴，才旦卓瑪和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一夜間家喻戶曉。

《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是誰？雷鋒在日記里記載《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小詩的時候，標明了「抄錄蕉萍原詞」。但是「蕉萍」是誰，一時眾說紛壇。給《唱支山歌給黨聽》譜曲的朱踐耳同樣也想搞清楚「蕉萍」到底是誰。朱踐耳通過多種渠道打聽，終於將「蕉萍」鎖定在了陝西銅川礦務局。於是，朱踐耳就給陝西銅川礦務局寄了一封信函，希望礦務局能夠幫助找到「蕉萍」本人。

朱踐耳的信函來到陝西銅川礦務局后，立即引起了礦務局領導的高度重視。然而，經過多方查找，「蕉萍」本人始終沒有現身。很多人也開始表示疑惑：唱紅大江南北的這首紅歌，怎麼會出自咱們這個窮山溝呢？就在尋找「蕉萍」陷入困境的時候，有人向局領導「舉報」，說被下放到焦坪煤礦井下挖煤的姚筱舟總喜歡背著人寫寫畫畫，還時常看見他把自己寫的散文、詩歌向外投稿。

姚筱舟於1933年出生自江西省鉛山縣石塘鎮。1949年鉛山解放的時候，16歲的姚筱舟和十幾個同學一塊考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朝鮮戰爭爆發后，姚筱舟又作為一名鐵道兵，奔赴到了朝鮮戰場。朝鮮戰爭結束后，姚筱舟隨所在的部隊，來到了陝西，成為了支援大西北建設的一員。姚筱舟終於承認自己曾經以「蕉萍」為筆名發表過《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

「生在舊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姚筱舟對黨有著深厚的情感，特別是他被下放礦井的那段歲月里，是黨和工友們給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讓他感到了黨的溫暖。在當時，礦井裡流傳著礦友們自己編寫的順口溜：「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懷著對黨的無比熱愛，姚筱舟根據礦友們口語相傳的順口溜，並根據童年時期聽過的江西民歌，創作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詩歌。

姚筱舟後來回憶說：《唱支山歌給黨聽》全詩共有12行，以民歌作為表現形式，通俗淺顯，樸實無華。在創作中，我借用和提煉了平時礦友們的順口溜，比如「我把黨來比母親」就是借自順口溜「黨是咱是媽」。只是詩中的「鞭子」一詞讓我想了許多。起初，我寫的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新社會推倒大山作主人」，這樣寫出來總覺得味道不足，難抒胸臆，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句子。苦思冥想中，隨手翻開了一本小人書，書中地主正用皮鞭抽打長工。頓時讓我茅塞頓開，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的殘暴和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於是，就有了「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的經典詩句。

興奮不已的姚筱舟，就以單位名稱「焦坪煤礦」的諧音署名「蕉萍」，把這首詩寄到了省城。1958年6月26日就被發表在了《陝西文藝·總路線詩傳單》，后又被春風文藝出版社彙編到《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全詩文如下：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母親給我一顆心，好像浮萍沒有根；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

現在，我們無法考證雷鋒是通過《陝西文藝·總路線詩傳單》還是《新民歌三百首》發現這首小詩，並工工整整地抄錄到了自己的日記之中。不過，雷鋒在抄寫的時候，將其中的「母親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親只生了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成了「共產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看到的《唱支山歌給黨聽》詩歌，就是雷鋒改寫過的。

1964年，《唱支山歌給黨聽》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群眾歌曲」，並在北京舉行了頒獎晚會。由於姚筱舟未能被通知前去北京出席頒獎大會。事後，文化部將一套《毛澤東選集》寄到了銅川礦務局，並由礦務局領導轉交給了姚筱舟，作為《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的獎品。

1997年，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在上海開幕。東方衛視邀請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姚筱舟、曲作者朱踐耳和演唱者才旦卓瑪相聚東方明珠，並同台演繹了這首紅色經典歌曲。舞台現場，當《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的旋律響起的時候，姚筱舟首次與相知30年卻從未謀面的朱踐耳、才旦卓瑪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觀眾熱淚盈眶掌聲如雷經久不息。